鹅湖书院像古代多数书院一样，既非官办，也非私学，其地区处于两者之间，最大特色是自由讲学，无论讲学方式如何，都着眼启发学生，以理学为灵魂，重视学生的品德修养，明确规定待人接物和举止言行的具体要求。鹅湖书院是集藏书、校书和士子读书于一身的机构。特别是在教学上有其特色，书院采用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当时书院的主持大多为著名学者，其讲学都以学术研究为基础进行，而教学的开展，又有利于学术成果的传播和发展。
鹅湖书院建立有“讲会”制，体现出一定的“争鸣”精神，首推就是朱、陆四子的“鹅湖之会”。与先秦诸子百家的争鸣不同，“鹅湖之会”具有现代学术论争的特色，这就是在黄宗羲所说的诸般同的基础上，通过辩论探寻，认知真理，具有创造性、建设性。陆九渊不因为朱学声名赫赫，就怯于创新，仅就理论的客观、主观而言，陆学甚至比朱学远离真理。然而争鸣本身的意义要比其内涵的价值更高，没有争鸣就难有学术水平的飞跃。同样，朱熹不因为其学说早已声名远播就搞学术压制，而是积极应对挑战，在争鸣中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
那一年在鹅湖，三位互不相让的中年男子，上演了一场数百年来仍让人神驰意往的大戏，那里没有恭谦揖让，没有温柔敦厚，留下的不是大团结的结局，而是不合而罢的负气，那是文人的执着和自信，然而这场争辨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与弟弟陆九渊一起参与聚会的陆九麟也是一位哲学家，四年后又与朱熹在铅山相会，继续讨论为学工夫等问题。二人在融洽的气氛中心平气和地切磋讲论，了解加深了，友谊增进了。此后，陆九麟的学术观点基本转到了朱熹方面。六年后，朱熹邀陆九渊在自己主持的书院中做了一场讲座，也曾为陆的理论而动颜。
后来，陆九麟去世，朱熹甚为悲痛，在此后《祭陆子寿教授》一文中，仍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如我与兄，少不并游，盖一生而再见，遂倾倒以绸缪。”这是何等样的友谊。除了学问之外，什么有如此的诱惑力，让彼此的心灵这样接近。虽然后来的学术交流不及“鹅湖之会”著名，但也是一个极好的佐证，即朱、陆两家始终是在一种平等对话的气氛中据理力争，对自己的观点阐精发微，不知疲倦。
鹅湖书院还实行“教学开放”政策，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并允许学生中途易师。如果书院有著名学者讲学，其他书院或远地者都可来听讲求教。
历史上，鹅湖书院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生员百十人之多，有铅山本籍者，也有不少外地游学之士。乾隆九年，知县郑之桥编辑刻印《鹅湖讲学汇编》十二卷，载明当时的受业门人八十七位。据统计，书院内间舍、书房达百间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书院内的热闹场面。(www.xing528.com)
书院的主持人时称“山长”，因书院起初都设山林幽静处，在书院讲学授徒者都是隐居长老，故而得名。书院的山长明体达用，道高德厚。
清嘉庆十六年到十八年，鹅湖书院的山长是清代著名诗人吴嵩梁。吴嵩梁不仅以诗才为人称道，而且为当时江西书院，尤其是鹅湖书院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在鹅湖书院任职期间，既重视对生徒传道授业解惑，又在课余详细调查书院的利弊。他亲手清查书院的房屋、山林、田产、租谷，编成《鹅湖书田志》。他忠于职守，教授勤勉，以至于别离书院回乡时，学生和村民们依依不舍，置米酒，演村戏，为其送行。
鹅湖书院中师生关系融洽，情谊深厚，教学相长，校风古朴淳正。坚持“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院训，鞭策莘莘学子，为各方赞誉。清知县李淳对书院风气尤加赞赏，亲书“斯文宗主”镌刻于巍巍牌坊之上。
如今，鹅湖书院作为旧时书院制度的实物遗存和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已成为当今的文化、学术交流之地，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客、学者前来观光、瞻仰。千年书院正重现当年的雄风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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