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化的改革与乾嘉汉学的传播

虽然理学在清代是官方哲学，但它的流弊也日越显露，而清代又是一个文字狱盛行的朝代，学者失去了宋时代的文化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不得不将精力投入到没有风险的考举之中，于是民间出现了读书不为科举的新学风，乾嘉汉学为成为哪个时代独特的文化大印，举重若轻地烙红在时光素白的纸面上。

乾嘉汉学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全国性的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流派，它的产生发展和广为传播都与书院密切关联。

乾嘉汉学的产生源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学者黄宗羲、顾炎武。黄宗羲早年求学于刘宇周执掌的绍兴征人书院，后在讲学书院过程中，注重对经史之学的研究，完成了《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宋元学案》等。与黄宗羲同时代的顾炎武则继承永嘉、永康经制之学和事功之学的传统，崇尚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同时又提倡扎实、细腻、朴素的考证据法。二人的学术宗旨和研究方法，直接影响了雍乾时期的学者，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

黄宗羲、顾炎武之后，清代汉学出现了大发展，以惠栋为代表的学者率先以古文经形式进行纯汉学研究，形成了开乾嘉风气的“吴派”，比“吴派”稍后崛起的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皖派”在学术造诣上要高于“吴派”。继“吴派”、“皖派”之后，扬州学派也从事汉学研究，它研究的内容最为广博。这三个学派都与书院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各派领袖人物和中坚学者肆业，或执掌，或任讲于书院。吴派存之于苏州紫阳书院，南京中山书院。皖派存之于徽州紫阳书院，洋川毓文书院，鹜源明经书院。扬州学派存之于扬州的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

苏州紫阳书院创建于康熙五十二年，吴派奠基者惠栋曾主讲书院，以考据之学教授生徒。乾隆之后，执掌紫阳书院的山长，皆为汉学大师，如王俊、沈德潜、彭启丰、钱大昕等，他们都以崇扬汉学为己任，培养了大量的汉学人才。在苏州紫阳书院的生徒中，涌现了一大批汉学家，除钱大昕、王鸣盛之外，还有王畅、董国华、朱骏声等，他们不仅潜心汉学研究，培育人才，而且扩大了吴派的学术影响，促进了乾嘉汉学的发展。(www.xing528.com)

徽州紫阳书院创建于南宋，乾隆五十五年重建，是对皖派影响最大的书院。皖派的汉学大师江永、凌廷堪、汪龙等人，先后主讲书院，培养出了戴震、程瑶田、近榜、江有浩、汪蓉之等汉学家。

扬州学派的形成与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有密切的关联，二书院重新修复后，不少汉学大师相继致教，如陈祖范、杭世俊、戴震、姚鼎等，他们将汉学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培养了段玉裁、任大椿、汪中、王念孙等大批乾嘉学者。这些学者后来都讲学于别的书院，对扬州学派的思想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书院为包括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在内的乾嘉汉学提供了研究、人才培养和传播的根据地。不少书院由于讲求乾嘉汉学而恢复了自由讲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使书院存在的合法性又获得了新的内涵。

但是科举几乎是士人惟一出路的清代，要传授与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不相关的乾嘉汉学是很难让士人接受的，而且乾嘉汉学大师一般也是通过科举之学获得功名，以后才专汉学的，因此教授乾嘉汉学的书院，仍然同时进行讲授科举之学。书院的这种情形，不能满足乾嘉汉学者的需要，他们希望创办新型的专门讲求汉学的书院。作为乾嘉汉学中坚的阮元，则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创办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创建后，通过卓有成效的汉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刊物学术著作等方式，直接扩大了乾嘉汉学的影响，对乾嘉汉学的创办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清代乾嘉汉学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清代书院发展的转折点和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