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化：清代书院与终结一瞥

几番风雨沉浮的书院，终于踏上了清朝的河岸，虽然也经历了许多统治者的为难和禁锢，但最终在官民两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清代共历268年（1644—1911年），其间有书院约4365所，是唐代以来书院总和的1.49倍，有3757所是历朝官绅士民所建的，608所是兴复重建的。那个时侯，十八行省的通都大邑无不设有书院，即便是山村水寨，也可以看到书院的踪影。这说明，书院经过千年发展之后，在清代已相当普及。

清朝是继元代以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央政权，满族统治者挥师入关，得天下于马上，意气风发地开拓出比明代更为辽阔的版图。但是在经济文化发达的中 原、江南大地上，他们也遭遇到了十分顽强的抵抗。李自成、张献忠的大顺、大西政权余部的抗击。另外，很多汉族读书人面对异族新政权采取不合作，不入仕的非暴力抗拒之策。在清初做起了明遗民，选择了讲学以安顿流血的灵魂。而且立书院，联讲会，将晚明遗风带入了清初社会。最为典型代表人物为清初三大名儒，孙奇逢、黄宗羲、李顒。

孙奇逢，保定蓉城人，明亡后，他立志不仕清朝，专以讲学为业。他在河南苏门山下的百泉书院讲学25年，桃李满天下。汤斌、张沫、魏象枢等名家都出自他的门下。

黄宗羲，浙江余姚人，他讲学于证人书院，麾下有知名弟子70余人，他最推崇的为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董允瑶、董允璘等。

李顒，是陕西周至人，以明遗民自居，拒不在清廷做官。他讲学一生，以阐明学术为匡时救世的第一要务。支持关中书院时，倡导东林书院自由讲学的学风。康熙曾为他御书“关中 大儒”四字，以表彰他的高风亮节。他继承陆王学术研究的风格，无意著述，所以他的著作留存非常少。

除了几大名儒以遗民身份讲学书院外，东林书院作为自明代万历以来的讲学风标，在高世泰的支持下，在清初30年间高扬讲学达旗，结交天下讲学之人，红遍江南。

虽说明代遗民坚持民间讲学只是传统，但它有着百年不断的坚毅和持久，不受朝代表更替的影响。而且，从关中道无锡，由徽州而吴越，千里呼应，显示着无形而巨大的力量。这种潜在的力量，足以被统治者视为一种威胁了。正是这种危机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初书院政策的走向。(www.xing528.com)

清代书院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自顺治到康熙为第一阶段，是书院的恢复发展期。雍正乾隆年间为第二阶段，是书院的全面大发展期。嘉庆、道光、咸丰年间为第三阶段，是书院相对低落期。同治光绪年间为第四阶段，是书院高速发展，快速变化并最终改制期。

清初的书院政策是由防范到疏引，由抑制到开放的总趋势，最终的目标是将书院由“外在”变为“内在”，纳入国家的整个坚毅体系中。雍正、乾隆时期的书院政策为构建官办书院体系。由于教学程度和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不同，书院形成； 一种等级上的差异。就整体而言，最底层的是私定的家族书院和民办的乡村书院。中间层是县立书院，最高层为州、府、道、省、联省各级书院。如果把整个书院体系比作一座塔，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完备的书院教育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建立，则标志着书院已经进入普及成熟的发展阶段

清代中期，书院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虽然期间国势衰落，内忧外患，但受前期大发展的惯性推动，书院仍有较大规模的发展。

晚清书院在社会的巨大期望中超乎异常地发展，民间力量成了支撑晚清书院大厦最重要的梁柱。到光绪年间，官府除禁止为旗人子弟开办学院以外，其他民族地区都有书院创办。书院发展到了除西藏、新疆、台湾在内的全国各地，并扩展到东西和南亚各国，而国内出现了研究型的书院和专招女生的书院，以及外国书院。一些具有专科性质的书院也已出现，如中 医科、商科、农科、缫丝等，还有名目众多的外文书院和推广官话的正音书院。

书院一多，管理变得更难，腐败也在书院内部滋生。种种弊端说明书院不改制已经没有生存发展的机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延续了900年的书院教育，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