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共九帝，历时167年（960—1126年）。
宋初八十年，国家没有兴学，国民教育全赖书院，历时赋予书院以替代官学的角色，而官府和民间都把握了难得的机遇，在满足教育需求的努力中，强化着书院的教学功能，使书院以学校的名义获得了称闻天下的盛名。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起宋政权。新政权建立之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得宋初的统治者并无力顾及文教之事。比起大唐之盛，宋政权的建立并没使海内真正归于统一，北方强辽压境，幽燕十六州尚未收复，西南大理、吐鲁番也各自为政。公元1032年，西夏政权又兵迫西北，因为要巩固时时受到威胁的政权，又连年用兵已耗费了国家本来就有限的财力。
宋初八十余年，官学没有任何新的发展。中央只勉强维持了国子监与太学，大唐时代建立的县乡党之学等一整套地方学校，教育制度处于瘫痪。官学的不振，地方教育的缺失，极不适应海内承平，文风日起的社会形势，也不利于政的维系与建设，有责任感的中国士人，又自觉地分担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他们又开始聚书山林，建院讲学。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学之所。”
在民间兴学的同时，北宋政府也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文教政策，一面大力提倡科学，成倍增加取士名额，另一方面，又大力支持渐兴的书院，朝廷还不断通过赐田、赐额、赐书嘉奖等一系列措施，对书院加以褒扬。
北宋时期的书院经考证，确切的有73所，新建71所，修复前朝旧书院2所，总数略微超过唐五代十国期间近350年所有书院的总和。但实际存在的书院应该在百所左右。书院增长速度的加快，标志着中国书院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初步而重要的发展时期。
北宋书院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宋仁宗庆历三年（960—1043年），兴复创建书院21所。这一阶段的书院凭着朝廷和地方官府的推波助澜，营造出了显赫声势，获得了社会的广泛承认。此外，这一时期书院的最大特色是教育教学功能以替代官学，为国家培育人才为己任。
第二阶段，自庆历四年至北宋末年（1044-1126年），创建兴复书院36所，书院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发展期。这时的北宋政权相对稳定，官学逐渐兴起。庆历四年，朝廷根据范仲淹、宋祁等人的建议，令各州县设立学校，并规定学生在学校学习满300天，才能参加解试。省试分试策、试论、试诗赋三场，以三场全部成绩作为录取的根据。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对科举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为了实现通过学校培育和选拔人才的目的，着手整顿太学，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等，以考试成绩和平时的学业品行作为升舍、应试和授官的依据，这种制度叫“三舍法”。
官学的复苏自然影响了书院的发展，书院失去了官府的热情支持，有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被废弃，有的书院如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笙竹书院被改为府、州、县各级官学。但书院的深植民间，使它获得了更多发展的养分和空间，书院的其他文化功能也在满足民间文化需求的诉求中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书院和科举结合，是强化教育功能的最大体现，这种形势下的书院下系于民，而上通于官，既是民众的求学之所，也是官府的养士之场。民间书院以读书应试而扬名者不少，于是，重视教学，以期培养更多的“状元”，成了书院的自觉追求。
北宋时期的书院，大多以其替代官学角色的身份，围绕着科举考试组织自己的教学，强化了自唐代以来即有的教育功能。
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还体现在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规则的形成，书院的内部结构日趋完备。同时，书院发展的历史也是与科举制度纠缠发展的历史。书院教育的自由之路，在每个朝代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甚至扼杀。读书人的清梦总会因为胸怀报国的热情而一再被世事打扰。(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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