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自由民权运动的目标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的性格，这从本质上规定了国民的结合、国民共同意识的形成、国家权力的一体化意识和国家独立存在紧密联系。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自由民权运动浸透了近代日本的正统思想——将天皇制高举在头顶的“民权即国权”型民族主义。注540这使得民权运动在国民形成的作用上，最终从“去奴仆化”的方式培养了“去地域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国民的自觉，每个人对于共同体利益的关心，由此确立共同意识和自主意识，实现了民众与国家的统合。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在民族国家中，多数反体制的运动均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最终的结果却是强化了国家的体制。”注541
（一）自由民权运动宗旨的国家主义色彩
松本三之介将国家精神视作明治精神的重要表现。这里的国家精神，即民族主义精神，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国家主义”。“对于国家问题、政治问题的兴趣，渗透了我们的全身心。”注542这种国家观成为民权运动的精神支柱。1874年成立的爱国公党和后来的爱国社都彰显了这种爱国立场，整个自由民权运动都体现了这种国家观。
1.实现国家独立的强烈愿望
1875年爱国社成立时将宗旨定为“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最终以增进天皇陛下的尊荣福祉，使我帝国与欧美各国对峙屹立，并驾齐驱于世，我等所欲，皆在于此”注543，并明确了国权优先的路线。植木枝盛谈到民权的目的时也表示：“从根本上来说，如不伸张民权，就不能伸张国权，就不能保国独立，专制就是卖国。”注544“现在让国家成为立宪政体，实际上是使国运长久、帝室安全之基本也。”注545也即民权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的国权。民权运动由此而具有了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
2.与国家权力的一体化意识
战争和亡国危机促使了民权运动强调用“主动向国家索要的自由”来代替“等待来自国家给与的自由”，因而采取了通过实现民权来达成国权的立场。民权派的首要目标是利用他们所理解的“自由民主”来实现民众与国家的同一性，以解决早期民族主义尚未解决的确立“举国一致体制”的问题。爱国公党要求尽快设立议会制度的目的，是要把政治建立在普遍的国民意志的基础上，这有利于国家权力的统一和强化。板垣退助将后来的自由党的立场定位为“以国家观念为主导的个人的自由主义”注546。德富苏峰也曾批评指出：“当时的民权论，其名为民权，而其实是国权。”松本三之介评价自由民权没有能“涉及市民的自由和权力这一核心概念”，很难说它是“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还不如说是“国家主义的民主主义”更为合适。注547
3.形成国民是重要目标
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为形成以国民共同负责的国民国家，为国民共同负责与国民的结合提供了实现的契机。国会请愿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国民的结合和形成国民共同意识。河野广中等人提出要广开参政之途，让国民分担国政，“使国民同其利害，一其心志，共爱一国之道，惟有开设国会而已。”注548板垣退助在回顾自由党历史时非常明确地将以上三个目标包含在内：“总之，维新改革之精神，乃由宪政之树立而成就，日清、日俄之战捷极赖于宪政之树立，此乃不容否定之事实。……故今后，更进一步大力唤起国民的自觉，举国一致，一次对内谋求国民生活之安定，对外则宣称雄于世界之道。”注549这便是民权派建立宪政的真实目的——确立举国一致的体制，称雄于世界。
由此可知，自由民权运动虽然是极力倡导民权和自由，但将国家的政治自由放在第一位，重视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认为与此密切相关的政治职能、政治机构和政治权力具有优越性，而民众的个人自由则是次要的，“纵然市民不自由，只要政治自由就行”——民权志士的《纵然歌》所显示的态度导致了运动对市民自由的轻视——人权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统合民众进而伸张国权的手段，民众的参政权不过是为了要形成具有对国家自觉的国民的必需途径而已。这使得民权运动将“开设国会”当成民权运动的全部，将自由权作为“参政权”，只强调政治自由，从而在逻辑上也把“国会开设”作为民权的最高表达和同义词，从而扭曲了对自由和民权的真实意义。民权派由于缺乏对“人就是人自身的目的”的自觉，因此很少关心人的主体性确立等根本性问题，从而导致了田村安兴所指出的“倒不如说谋求政府的先导的国权主义才是民权派的本质”，“民权派自身正是以国权论本身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注550不只是自由民权运动，追求国家政治价值而忽视个人的价值——这种国权和民权的失衡倾向一直是整个日本近代史上都未能解决的重要问题。(www.xing528.com)
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自由民权宗旨带来的效果是，民众一扫德川时代麻木不仁、死气沉沉的状态，对政治的参与和分担表现出空前的热忱。从此角度来看，自由民权运动达到了培养民众对国家认同感和国民之间连带感的“去地域化”目的。
（二）自由民权运动倡导者的尊皇立场
如前所述，民权运动的主体主要是旧的封建武士以及农村的地主、豪农和佃农，运动的本身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封建意识。皇国思想构成了民权思想和运动的前提和基础。民权派和民权运动都不反对皇国史观，反而是以皇国思想为国家规范并以对天皇的无条件服从和忠诚为基础。因此不少日本学者一直称民权派为幕末尊王思想的继承人和反幕斗争的真正化身。注551“整个运动没有反对天皇制度，也没有对作为天皇制基础的国家主义作有力的批判，反而默认了它们。”注552田村安兴曾指出，自近世国学勃兴之后，集体无意识的神国神话开始被体系化；明治以后，认为日本是神的后裔而优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神话，也占据了教育的中心。注553民权派无法从神国神话的集体意识中超脱出来。爱国公党的目的是要改变人民卑屈无力的状态，使“天皇与人民融然一体”，主张人民的权利就是为发扬国威，富足国民即“爱国爱君”之道。民权团体提出了不少宪法草案，但最后真正得到民权派支持的还是以皇国思想为根基的宪法草案。最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植木枝盛也没有能够坚持其自由思想，最后还是将原先《日本国国宪案》草稿中“日本国的最上权属于日本全民”一条删除，同时加上了“国王不负国政之责”的规定。板垣退助在其《自由党的尊王论》中认为只有自由党才是真正的尊王，才是真正的忠臣。“古今尊王家虽甚多，则无若吾党自由党者；古今忠臣义士虽不少，则莫如我自由党之忠爱真实者。”注554这样的皇国史观，注定了民权派以自由民权的口号，实践着为国、为天皇的国家主义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自由民权是皇国思想的最忠实的继承者和向日本社会的普及者。”注555他们的尊皇本身也成为近世以来集体无意识的神话谱系的重要环节。这也削弱了日本国内要求建立民选立宪政体的社会团结，对民主运动的深入形成阻碍。
（三）“去地域化”的特点：培养与国权扩张相连的爱国心
民权运动推动了国内政治势力的整合，而国内矛盾的化解则主要通过对外扩张来实现。注556田村安兴通过翔实的考察后指出，在政治思想上，自由民权派比政府更具有对后进国家的侵略性。注557他们的自由民权只是一种对内的诉求，对外意识则具有要求修改条约而实现民族独立和扩张国权的双重性。对外扩张思想的浸透及其实践，培养了民众的爱国心，成为自下而上形成国民的重要途径。
民权派一开始便将争取国家独立的任务与侵略朝鲜和中国的设想结合起来。民权运动的发起人板垣退助、副岛种臣和后藤象二郎等人都是在明治初期因征韩论争而下野的征韩派士族精英。他们之所以组织爱国公党，原因之一是因为不满于政府的软弱外交。立志社的林有造递交了组织义勇军的请愿书，拟动员五千兵员协助政府的侵台行动。“大凡国难之际，为国献身乃人民之权利，又何待我辈之喋喋哉!故团结民社，设置此兵，以当国家之外难。”注558 1877年，立志社在其建议书中指责政府在中国台湾、朝鲜、桦太、条约改正四个最关国家荣辱和人民幸福的事情上均未处理得当，征台之战只获得日银五十万两，未能保蕃地为其所有，未能使整个琉球群岛为其所属；朝鲜征战以失败告终；维新以来政府设立开拓使，未奏其功，导致日本的桦太和千岛地区逐渐落入“他国之手”；作为最紧要问题的条约改正，政府散掉万贯家财，却未能断然实现修改条约以绝外国之凌辱。注559民权派已经呈现出比政府更激进的对外扩张国权之势。
对他国威胁的过度强调以使日本的侵略行为正当化，这是民权派加紧策划征服朝鲜所采取的手腕之一。1882年7月，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此事一出，对韩强硬的国权主义成为对外意识的压倒性主流，以“亚洲文明之师”自居而向外扩展国权成为日本朝野的共识。
1884年，自由党内对朝扩张论愈发高涨，《自由新闻》连发五篇《论对朝鲜的政略》，鼓吹侵略的国权论，指出应使朝鲜成为“日本至亲的同盟”，“使朝鲜成为纯粹的独立国家”，其目的在于“使我国参与朝鲜的政务”。注560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秘密进行资金援助，纠集壮士出航朝鲜，这说明民权派已经越过政府，开始实施侵略朝鲜的举动。“输出壮士”计划得到了民权志士和舆论的热烈追捧，《自由新闻》9月连发四篇《国权扩张论》，对其合法性进行论证。对该年12月发生的以金玉均为首的甲申事变，民权派指责政府外交软弱，要求政府发兵朝鲜，大肆宣扬日本的“国辱”，“惩清论”空前高涨，并与日本的“被害者意识”结合起来，使朝鲜问题成为向中国扩张的借口。在甲申事变后，植木枝盛和中江兆民的扩张国权思想也极度膨胀。植木枝盛连续发表文章，强烈鼓吹所谓对中国“复仇”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江兆民发表了《三醉人经纶问答》，以隐蔽的方式阐述了其对外扩张的理论，其《外交论》更是赤裸裸地鼓吹与俄国一道瓜分中国。民权派内微弱的反扩张声音被掩盖起来，国内对外侵略的情绪被煽动起来，对于帝国扩张的幻想被制造出来。
鼓吹扩张也成为摆脱民权运动自身困境的有效手段之一。以朝鲜问题为契机，民权运动的沉闷局面得以打开，掀起了针对中国的对外危机，以迫使政府对镇压方针进行反省，用来促使国民政治意识的觉醒。注561以扩张国权为论题，自由民权运动通过舆论和媒体以及民主活动家的宣传及实践活动，将民众的爱国心引导到是否支持扩充国权、是否参与扩充国权的标准上来，在对日本“受辱”、“雪耻”和“正义文明”之师的叙述中，在激发对别国的仇视和愤怒情绪的基础上，“举国一致”、“同仇敌忾”和“勇往直前”使日本人对于国家的认同达到了统一。民族主义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本质和灵魂，“去奴仆化”的运动由此产生了“去地域化”的政治成效，近代日本国民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逐步铸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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