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反体制力量合流，自由民权运动兴起

明治维新的巨大政治变动，必然会使部分人的利益遭到损害。19世纪70年代后，国内社会矛盾显现，逐渐形成以士族为核心的叛乱和以农民为核心的起义。这两股反体制力量，为以后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一）士族的反乱

明治政府的建立，得益于推行倒幕运动的强藩的武士，强藩武士专政引起了其他藩武士的明显不满。明治政府所出台的一系列反封建措施，直接触及了被编入“士族”的中下级武士的现实利益。版籍奉还，使他们失去了赖以存在的领地；四民平等，剥夺了其长期的特殊地位；全民征兵，等于取消了原属于武士的职业特权；废刀令、旧式服装和发式的禁止，则使他们失去了身份的最后特征。明治初年的日本社会，到处充满了士族被剥夺了武士身份的不满情绪。士族迅速分化，一部分转化为商人和官吏，相当一部分转为普通劳动者。1876年，政府实行“七百年来一大变革”的“家禄处分”政策，使士族生活陷入更加不稳的境地。长期被政权疏离为士族叛乱创造了条件，“尽管政府的意图是想要将士族作为立国的主要支柱，但对士族的待遇变得冷酷的结果，竟把他们赶到反政府的立场上去了。”^注464

士族反政府运动逐渐分化为进步派和反对派，两派宗旨虽完全不同，但因当时同是对政府不满而走到了一起。以板垣退助为首的进步派转向争取民主、自由和平等为目标的自由民权运动，他们组织了日本最早的政党“爱国公党”，在高知设立了“立志社”，次年又成立了“爱国社”，展开全国性的宣传活动。而反对派的活动最后发展成为1877年的西南战争。^注465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希望借征韩之机将士族的反乱之心转移到国外，既能让他们有用武之地，又能借征韩重新提高士族地位，以最后确立士族独裁政权。^注466但“征韩派”在和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非征韩派”的斗争中失败。此后，西乡退出政治舞台，反对派失去其政治代表，与政府对立加剧，各地反政府的暴动不断发生。1876年10月，熊本县敬神党首先发难，接下来，福冈县发生“秋月之乱”，山口县发生“荻之乱”，^注467这些叛乱为1877年的西南战争做了铺垫。西乡起义后，全国各地相继发生起义支持西乡，^注468从而使西南战争成为大规模的内乱。

西南战争后，进步派主导的自由民权运动成为士族反政府运动的主体。刺杀大久保利通的岛田一郎等人在其《斩奸书》中，列举政府的罪状有：堵塞公议、压制民权、视政治为私物、排除慷慨忠义之士等。这种主张，是被排斥于政权之外的在野士族借欧美自由民权思想所表达的强烈不满。^注469反对藩阀政治和有司专制，主张自由和民主权利，自由民权运动便以这种推动时代前进之雄姿出现于历史舞台。

（二）农民的起义(www.xing528.com)

明治维新后急速展开的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领主制下解放出来，但对于原本是农业国的日本来说，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积累，又必须要以农民为对象。恰如诺曼指出的那样，刚从封建制下解脱出来的农民，在新地税政策下，很快又成为新政府的剥削对象。^注470土地的自由买卖使地主乘机进行土地兼并，政府的加税政策又加大了农民负担。明治维新后不久，各地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与士族的反叛遥相呼应。

1873年，各地发生了反对强制征兵和创办小学的起义。1876年，和歌山县农民发动大规模起义，政府好不容易将其镇压下去。同年11月，茨城县农民起义，不久又发生了当年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三重暴动”，席卷爱知、岐阜等县。据报告，起义中“凡带有官方名义的东西必遭焚毁”^注471。目睹此状的木户孝允因此草拟了一份长篇意见书，强调“政府若不改变方向，施政日益苛酷，实乃国家之大变，终将不可收拾”，并提出了需要改革的六项政策，^注472要求政府将全部政策的重点从“日本桥”附近转到农村，对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反省。

19世纪80年代，由于明治政府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农民负债累累，最后土地被借贷者没收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全国各地，破产农民组成“借金党”或“困民党”，提出减免债务或延期偿还等要求。“福岛事件”^注473后，民权派与贫困农民相联合，不满情绪更加激化，各地相继发生了“高田事件”、“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以至关东大规模的“秩父事件”。在“秩父事件”中，农民袭击官厅，销毁债约，焚烧借贷者房屋，控制地方警察，最后中央政府派军队花了十天方得以平定。

作为民权运动的核心力量，豪农阶层的地位在运动中得以提高。明治维新后他们承担了征收租税、传达政令和编制户籍的重要任务，逐渐具有了代表农民要求的改革者之面貌。政府废藩置县后主动采取的立宪制方针既是创建新社会的权宜办法，又是文明开化政策的环节之一，其结果必然是促进了豪农阶层的政治自觉，引发了以他们为旗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早期发展。地方自治制度的改革也促使地方的豪农豪商可以利用町村制和“三新法”体制之后村落共同体的阶层顺序^注474将农民结合起来，实现请愿签名等大规模对政府有影响的“首倡”活动，这推动了自由民权运动主体成分的变化。西南战争后，在士族的自由民权派的作用下，农民运动逐渐融进全国性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农民、部分地主、豪商成为运动的主体。^注4751879年，爱国社通过决定要求开设国会，参加者中除以往的士族成员之外，还有富农，^注476核心力量由以前不满的士族逐渐转为知识派的富农（即豪农）。豪农豪商要求改革国政的运动逐渐展开，自由民权运动的舆论也渐渐高涨。

从日本近代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自由民权运动“是明治维新大规模的革命性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和急切的现代化努力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动员共同催化与作用的结果”^注477。从对明治政府构成挑战的主要群体来看，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参与主体还是昔日武士、富农和贫农三种社会阶层。士族的反抗与其因未能参与政府决策过程而产生的严重的被冷落感有关，农村的反抗则更多与殖产兴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利益受损有较大关系。反乱和起义最后都合流到自由民权运动中，转换成强烈要求参与政策过程的权利要求，表现为制定宪法、开设国会、修订地租以及修改不平等条约等具体政治要求。自由民权运动形成了以士族为领导，以农民、商人、地主为主体的全国性的民众运动，并明确提出了既反映士族政治理想的民主愿望，又反映当时民众尤其是农民基本要求的三大纲领。^注478它以这样的对抗形态出现在明治政治舞台上，日本民众由此也开始最早的现代政治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