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全方位文化统合：近代日本国民铸造

（一）关于国民文化统合的基本理论

为尽快创造出与近代国家相适应的国民，明治政府还通过确定国旗、国歌、国语以及祭典仪式等方式进行文化统合，以进一步强化民众对“我是日本人”的自觉认识，促进了民众的爱国之心。

按照西川长夫提出的国家装置与国民统合论，^注430国民国家的建立包含了经济、国家、国民和文化统合四大原理。从国民铸造的角度来看，国民统合和文化统合具有最重要意义。国民统合指的是通过户籍和家族、学校和教会、寺庙或神庙、博物馆、剧场、政党、新闻等方式实现的统合。其重点强调的是法律和政治统合，强调近代国家的各种教化装置（尤其是学校和媒体）的作用。文化统合指的是通过象征、标语、誓约、国旗、国歌、历法、国语、文学、艺术、建筑、修史、地方志编写，以及市民宗教、祭奠等实现的统合。文化统合强调国家范围内均质性文化的建构、传播和宣扬，强调文化认同的同一性和相对于“他者”的差异性。两者相辅相成，国民统合是基础，文化统合是有力的补充和促成条件，共同结合，以此确定国民之间的同一性和与国家的同一性。

西川长夫提出的文化统合的相关理论，在霍布斯鲍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人的著述中也有相当丰富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观点大致为：

1.宗教中的神圣图像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神圣图像是象征、仪式或集体习俗的表现，它具现了想象中的共同体。神圣图像的内容包罗万端，有的是最常见的圣者和使徒肖像，有的是日常生活礼仪，还有可能是大型节庆，等等。各国的国旗也是神圣图像的典型代表，经常被用来作为近代国家的精神象征。“最能满足民族主义原型需求的神圣图像，显然就是那些特别能代表国家的图像，在民族国家尚未建立之前，这指的是国王或皇帝的肖像。”^注431

2.虽然以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足以让人民实现对新成立的民族国家的最基本的认同。^注432民众只有在脱胎换骨成为“人民”（people）之后才可能结成共同体，才会开始去找寻各种共同特征，比如共同的地域、习俗、个性、历史记忆、符号与象征等，以作为公民的通性。此外，构成这个‘民族’的不同部分、不同地区和不同地方的传统，也都会被收编为全民族的传统。^注433

3. 国家应利用民众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和象征，把握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来加强爱国主义。一般采用的方法会是：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并经常通过“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来实现国家整合的目的。^注434“民族主义的根本效忠对象，并非‘这个国家的原版’，而是经过某种改写后的版本：亦即意识形态所建构出来的国家。”^注435

4.“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安德森指出，最初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和方言性“印刷语言”的兴起，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形成的语言共同体，就是后来“民族”的原型。^注436由于语言是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往往容易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可以说，“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注437“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像语言一样有效地在情感上将我们和死者联系起来。”^注438安德森还认为，国歌作用在于“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恰好就在此时，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们伴随相同的旋律唱出来相同的诗篇。就是这个意象——齐唱……也提供了使想象的共同体在回声之中获得体现的机会。……我们知道正当我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有其他的人也在唱同样的歌……将我们全体联结起来的，惟有想象的声音”。“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注439 国歌不单是作为音乐的存在，还被赋予了“联结全体”的政治意义。

（二）确立国旗、国歌

明治政府成立后，确定《君之代》为国歌，“丸之旗”为国旗，就体现了政府试图“联结全体”、激发民众“忠爱”之心的政治意图。

《君之代》原为祝福长寿的颂和之曲——“君之代，千秋万代无尽期，犹如沙砾成岩，遍生青苔”在江户时代就已经普及，明治后，音乐成为整合民众的措施之一，创造国乐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急务。由于该曲符合政府树立天皇权威的政治要求，在明治天皇检阅萨长藩军的军事演习时开始被使用。1872年在《学制》规定的“唱歌教育”中，该曲成为入选歌曲，逐渐普及，并于1876年天长节开始在宫中演奏。1878年，文部省在“唱歌课程设置”中提出要“振兴国学”、“深入研究我国固有之词曲歌调之善良”，选出“作为日本国民而该唱之国歌、该奏之国调”，^注440以发挥国乐“正人心、帮助风化”的作用。1881年，《小学唱歌集》由此出台。同时，文部省加紧了确定国歌的步法，原则是“以尊皇为主旨”，“适合国体，合乎民情”，《君之代》由此成为国歌首选。1880年，宫内省乐师为其谱上古代雅乐旋律，德籍音乐家埃克特（Franz Eckert）为之编曲并于该年11月在天皇生日时首度在皇宫中演奏。1887年，帝国议会举行了唱歌仪式，《君之代》被全国各府县的学校和学生一起以同声同律加以唱颂，由此被认为是“内育此忠爱之心，外发忠爱之情最合适者”^注441。事实上《君之代》作为日本的国歌，其地位得到了承认。

当时，一名外籍教师曾记下了1889年2月11日他光临宪法颁布的祝典时的场景：天皇此时穿着洋式军服，与宫中的人员一道形成威风凛凛的队列，入座专为此次庆典而造的华丽玉座。天皇演讲结束后，皇居御苑中响起了多名军乐队员演奏的《君之代》乐曲。^注442

仪式中所演奏的《君之代》乐曲，作为天皇登场的序曲发挥着政治作用。按照长志珠绘的观点，国歌作为统合象征所发挥的作用，是通过唱歌这种“习惯”所带来的共有的“场”，是通过“音”的影响而共有了空间。^注443《君之代》作为新规定的学校仪式的“场”之音，在这里的表现是：“随着两陛下出门，学生便悠扬地唱起《君之代》”^注444；“学生唱完《君之代》后，又恭敬地奉读敕语”^注445。国歌的这种“场”和“音”里，便共有了民众的一个国家之想象。

明治维新以后，政府规定太阳旗即“日之丸”为国旗，成为日本的象征——“天皇为日神之子孙”以及“天皇之德广布”。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太阳崇拜的习俗和关于太阳旗的历史记载。从战国时代开始，太阳旗开始作为军旗使用，并在德川时代成为了日本船的标志。相对于国歌的重新谱写，选择以“日之丸”旗来树立“日嗣”（天照大神）子孙——天皇的神圣权威，更有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更易统合民众。1871年，日本驻美使馆开始悬挂国旗。1872年，太政官要求人民在祝祭日悬挂国旗。1876年，天皇视察东北之时，政府强制人们悬挂国旗。1891年，文部省制定了《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式规程》，规定学校必须悬挂“御真影”以供礼拜；必须奉读《教育敕语》；必须升挂国旗，齐唱国歌。按照霍布斯鲍姆等人的理论，它不仅能创造出形成国民所需要的同时性空间，也引导着国民价值观的形成，创造出作为“国民”所必须拥有的精神象征感和自豪感。明治政府提供了满足了日本民族和日本国这一共同体所需要的神圣图像，逐步寻找到了民众所需要的若干共同特征，从而为民众对日本国及对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的认同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三）实行祭典仪式

祭典仪式以及公共纪念物对于国民形成的政治价值，如霍布斯鲍姆和安德森的理论中所阐述，它体现了一种宗教般的神圣性，具现了想象的共同体，从而激发人们的民族一体感。村上重良也指出统一的节日祭祀形式具有“重新确认相互结合和统一意志场所的政治功能”^注446。正因如此，明治政府领导人采取了强有力的手段，将明治以后的全部祭日都与传统的宫廷仪式联系起来，有的还与农村的季节的祭典一致，从而使所有的民间信仰都与天皇祭祀联系起来。除了语言和交流的手段外，^注447由非语言形成的公式化记号和与之相关的支配意义、风俗习惯充斥民众的日常世界，进而成为民众的“记忆之场”^注448。

“记忆之场”的形成，首先体现在国家祝祭日的确定上。明治政府采取的最核心的措施是，废弃或禁止传统的日本民间信仰习俗，如五节句（人日、上巳、端午、七夕、重阳）、八朔等节日，创建新的全国性节日。到“二战”战败为止，日本的主要节日基本上都与天皇有关。这些节日本身并无多少传统根据，如“初诣”、“神前结婚式”、“七五三”等神道礼仪，是明治后才被“创造出来的传统”，是政府强制推广的产物。

新的全国性节日包括：（1）新年、元始节（1月3日）；（2）新年宴会（1月5日）；（3）春季皇灵祭（祭祀皇室，春分），“二战”后改为春分日；（4）纪元节（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即位，2月11日），“二战”后改为建国纪念日（1966年）；（5）神武天皇祭（4月3日）；（6）天长节（现天皇生日，4月29日），后改为天皇诞生日，裕仁去世后改为绿色之日，2005年国会通过法案，改为昭和之日；（7）明治节（明治天皇生日，11月3日），“二战”后改为文化日；（8）秋季皇灵祭（祭祀皇室，秋分），“二战”后改为秋分日；（9）神尝祭（天皇以收获作物祭祖，10月17日）；（10）新尝祭（天皇以收获作物祭天，11月23日），“二战”后改为勤劳感谢日。^注449

明治政府把新年、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定位国民的四大节日，每个学校都必须举行祝贺仪式，每个家庭、各机构、会社都有义务悬挂“日之丸”旗，因此这些节日也成为“旗日”。“新尝祭”是其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每年天皇都作为“现人神”出现。1868年11月，新政府在京都首次举行了“新尝祭”，按照告谕，其目的是为了让民众知道：“首因吾皇国之稻谷，乃天照大神诏命谓可供人世苍生食用，俾得活命之物，于皇孙降临人间之时，把天上狭田、长田所植之稻赐之。”^注450 意在树立天皇的权威，让百姓产生对天皇的神圣和敬畏之感。

1891年6月，文部省制定《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式规程》，规定了国家的纪元节、天长节等祝祭日学校举行仪式的内容和方法，有意识地实施“忠君爱国”的教育。“把主张天皇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绝对权威的国体的教义，用已经定型化了的行动表示出来，通过迫使全体国民参加这种仪式，以确保共同体给予国体教义的结合和统一。”这些措施潜移默化，对形成日本国民的精神结构起到了巨大作用。

其次，“记忆之场”的形成体现在统一管理神社并赋予其政治功能。政府领导人从明治早期就将分散在全国的几万间神社集中，维新数月后就恢复了神祇官的机关，其后通过明治大正期间奖励祭祀国家的诸神，所有的神社和神职都直属神祇官，政府由此统制了在国内神社中的所有仪式，将其转化成为与祭典密切相关的神圣场所。1895年12月17日，甲午战争阵亡者合祭在靖国神社举行，明治天皇亲自参加，以体现“一君万民”、所有“阵亡者不分军阶一律平等成为祭神”的精神。靖国神社成为鼓励为天皇及国家而战的重要精神场所。日俄战争爆发后，政治仪式更甚。以这两次战争为契机，此后就正式把靖国神社作为国家级的战争祭祀神社，在全国也逐步设立“靖国系统”，各府县设立护国神社，市町村设立忠魂碑。这套体系的建立成为政府操纵国民以进行对外扩张和为国牺牲的软体制。基于“祭政一致”原则，政府将礼仪和统治结合为密不可分之物。成为正式记忆之场的地方礼仪被政治化，国家的政治同时也由此而被礼仪化。

安德森指出：“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它们本来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眠于其下。……尽管这些墓园之中并没有可以指认的凡人遗骨或者不朽的灵魂，它们却充塞着幽灵般的民族的想象。”^注451神社、忠魂碑、无数的纪念馆，对于民众来讲，所能引发想象的便是作为日本人的一体感和对国家对天皇的责任感，激发的是为国牺牲的勇气和豪情。(www.xing528.com)

再次，“记忆之场”的形成还体现在创造了“巡幸”等国家礼仪方面。明治政府以不曾有过的热情创造了近代日本国家礼仪，其中最壮观的便是通过“巡幸”这种礼仪，向民众直接展现天皇和皇室以及立宪君主政体下的文武百官——这是一支天皇的壮观队列。前已述及，天皇为亲政已进行若干次巡幸仪式，19世纪80年代后，在某种程度上，明治政府正式的礼仪已经完全具备了近代形态，东京成为新的华丽多彩的皇室游行的公共舞台。受西洋模式的影响，皇室的表演不只包含古代色彩，还有更现代的政治内涵。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所举行的最壮观的游行中，有祝贺以《明治宪法》颁布为首的政治成果，战胜纪念式，皇室的葬礼和结婚式、银婚纪念式等。通过礼仪，明治政府成功地将被横向的地域隔离和纵向的阶层切断的民众，全部统合在以天皇为唯一支配者和唯一正当性的神圣秩序之下。

1898年2月9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刊发了题为《迎圣驾之际，应心潮起伏》的新闻，描述了当年天皇阅兵的状况：

约数百万民众群集恭迎圣驾，每人心中都充满了尊敬之念和欢喜之心。……吾曹所望的是，不管是谁，靠近凤辇的时候，都要一同发祝贺之声以示恭贺，通过时只要弯腰、默礼，无论弯曲的程度如何，都极威武精神。预设的哨声一响，便立即上前发出祝贺之声。小学校学生并列在道路两边合唱《君之代》，听上去真的是很优雅。……在欧洲各国所见之民众迎接君主总统情景，车靠近时，都要挥动帽子和手绢，一起高喊“自由”之声，以表祝贺……一同合声高唱《君之代》，思君爱国之衷情流溢。

表现“尊敬”之念和“欢喜之心”的方法，是“一同发祝贺之声”，这与欧洲的“一齐高呼”一样，通过“音之发声”求得“爱国之衷情”。《君之代》成为必要，在于其影响到共有祝祭这种“场”之“音”。伴随着盛大热闹的近代祭典，如何将这种“音”具有使民众尊皇爱国的“感动人心之力量”，便成为国家政治的重点问题。

作家田山花袋记录了这种礼仪和式典作为“记忆之场”所具有的力量。1912年7月末，报纸登载了天皇重病的消息后，几天时间里，二重桥广场上聚集了大量人群，祈祷天皇病愈的长列一望无际。田山花袋描述了当时他自己得知天皇病重和去世后的心景：

明治天皇陛下，明治中兴的英主，年幼艰难立世，渡过种种难关危机，将日本导向今日世界的伟大文明之圣上，回想圣上这一生，禁不觉泪雨滂沱。

“必须要和圣上告别一次。”有此想法的不只是我，每个国民一定都是这样想的。即位的大典，迁都的仪式，这些由于我年幼没能参加，但陛下的仪仗肃然驶过街头之时，我总是夹杂在路旁的群众之中，尽管地方不同，但拜见陛下威容是常有之事。……明治天皇丧事发布，我记得是在炎热七月下旬。

“啊，真的就这样去世了？”

想到这里，突然发现什么也不能说出来了，种种事情全部一起堵在胸口。西南战争我的父亲去世了。接下来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我作为照相班的一员从军，眼前看到的是八方闪耀威风凛凛的光景。我看到“日之旗”在金州南山的敌垒中挥舞，欢喜雀跃，不禁想起我的血中也流着日本国民的血来。从思想上我虽要自由思考，但从魂上，我还是大日本主义的一员。我不禁崇拜起明治天皇的威光来。但是却……

我默然地站立着。很多亲切、很多怀念、很多恐惧、给我们依靠和力量的明治天皇陛下驾崩了！^注452

在明治末期看到天皇逝去后如此壮观的公共葬礼，田山花袋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以皇室葬礼为首，以及包括国家的象征、战争、国民感情、世界文明中的国家、君主和其家族等各种记忆。这样的记忆，让人产生了对天皇的思慕和敬意，进而带来了“不只是我，只要是国民一定都会这么想的”这种与其他日本人的共有感。作为自由思考者的田山花袋，此时也充满了作为“大日本主义之一员”的悲怆感。

这种以皇室礼仪为代表的表演以及在这些仪式中获得宇宙论意义的神圣场所，并非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下来，其中大部分都是在田山花袋所处的时代创造出来的。以前并没有日本人为祈祷天皇病愈在宫城集会的事情，也没有国歌国旗。大部分民众不知道天皇是日本国家的中心，并不持有什么国家认同。成为田山花袋脑海中记忆的国家象征、皇室的巡幸、国民意识、对君主的敬慕和纪念等，都是近代政治领导倾注精力创造的民族主义的文化产物。皇室祝祭活动进一步催生出表象体系中的记号——国家祝祭日，它让人们的记忆在时间上留下刻印，例如《明治宪法》的颁布^注453和纪元节的举行，将每年的2月11日作为宪法纪念日和日本帝国创立的纪念日来加以祝贺。为纪念1906年日俄战争日军凯旋大阅兵以及1905年10月的凯旋大阅舰仪式，1917年，靖国神社的春秋季大祭更改为4月30日和10月23日。^注454

这些礼仪活动也逐步通过活字和视觉媒体得以表现并被大量留存下来。数目膨大、色彩鲜艳的锦绘，明治神宫外苑圣德纪念绘画馆的绘画、石版画、照片、纪念邮票、明信片以及教科书等刊载的插图等，都给人强烈震撼和冲击力。明治政府由此将天皇的权威从政治领域扩大到宗教领域，又利用宗教权威力量将天皇影响扩展到政治领域，使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观渗透到国民意识中去。这种精神结构成为以后民众支持对外战争的重要心理基础。家永三郎在《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就指出，不能否认战争是由多数国民的积极协力而被推进的。即使是由权力集团操纵的结果，也不能说都是被迫去战场的。即，民众的主动参与和协作对推动侵略具有重要作用，民众的这种态度正是明治政府长期以来进行国民统合和文化统合的结果，政府所需要的国民正是如此。

（四）创立国语

“语言乃是民族灵魂所在。”^注455创立国语、利用语言的同一性进行民族的想象，是国民国家成长的必备条件。幕藩体制下，语言不仅存在地理差异，更存在着阶级的差别。武士和知识分子阶层所使用的书面语言乃至官方用语，是汉文或汉语训诂文，不仅造成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分裂，也导致了精英与民众的隔离。要形成均质的国民，首先必须要实现语言的同一性。

日本近世已经出现了以摆脱中国文化影响为目的、进行民族想象和创造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尤其是国学者，他们以复古和排斥儒佛的方式发动了一场旨在排斥汉字的语言民族运动，欲以语言的纯粹性来确立大和魂乃至神国思想的纯粹性。他们认为，汉语是“神圣的口诵古语”的破坏者和侵入者，18世纪日本的文化精英已经开始普遍地进行着汉字“异国文字化”，形成了汉文训读的意识形态。子安宣邦指出：“到了近代在如此‘大和语’学说出现同时，一个新的神话也出现了。因为这种学说表明：由于《古事记》的产生，国语才得以成立，一种被称之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才得以被叙述，一个叫作‘日本’的‘内部’才得以成立。”^注456

明治维新以后，语言的变革成为日本政府进行民众统合进而挤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的系列措施之一。大槻文彦指出：“一国之国语，对外则为同一民族之证据，在内则可凝结同胞一体之公义感觉。即国语之统一，乃独立之基础，独立之标识也。由此，国语之消长，事关国家之盛衰；国语之纯正、驳讹，事关名教，事关元气，事关一国之荣光，难道不应尽力扩张之哉！”^注457

初期的国语教育的任务是要将性别差异、发声不同等个体差别变成均质之物。为了尽快创造出国民共通的国语，明治政府进行了标准语、口语文、翻译语、字体、句读等各项革新，虽然汉字废除论和罗马字化论也造成了日语使用上的混乱，但日语成为国民通用的语言已经成为必然。明治时代经过十多年的努力，1891年大槻文彦主编完成《言海》，这是那个时代辞书编写史上的伟业。《言海》被作为近代国语词典的始祖，继中小学词典后，《大日本国语词典》以及普及数量达百万部的《大言海》、《大辞典》相继发行。^注458

为对抗国内出现的以西洋为中心的语言改革主张，文部大臣井上毅及落合直文、小中村义象等人开始大力提倡日语的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上田万年则是国语民族主义的集大成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上田万年将语言规定为国民思想的根基，指出：“国语乃帝室之藩屏，国民之慈母。”“语言不只是成国体之标识者，同时也是一种教育者，也可以说是仁慈深厚之母亲。我们是否生存，这个母亲都会让我们坐其膝上，面朝我们，诚恳地教导我们——此国民的思考力，此国民之感动力。”^注459在其发表的《国语与国家》的演说中，他强调了以天皇为首的单一民族所组成的“血统集团”具有“君民同祖、忠君爱国”等显著优越性，这一国体主要由作为日本人精神血液的“国语”所维持。^注460他还指出：“如日本这样一个家族发达成人民，人民又发达为国家，这实在是国家之一大幸运。一朝处于多事之秋，则我们日本国民得以协调行动者，主要是因有忠君爱国的大和魂和一国的语言，此乃大和民族的根本。”上田万年通过建立国语与国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建构起近代日本“国语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和对象：一方面日语作为国语，被提到了与“忠君爱国的大和魂”相等的高度，是日本之所以成为大和民族的主要依据。上田反复提起作为“音声”的国语，“大难若来，只要此声响起，四千万同胞无论何时都会侧耳倾听,不管何处都会赶去帮助。……一接到喜报时，千岛之颠，冲绳之崖，都一同奉唱《君之代》。”通过国语之发声，共有空间得以设想出来，“国民”再次被想象为实体之物。按照他的理论，日本国内拥有的许多其他族群，只要用日语去同化他们，就可以统一他们的精神血液，使他们同样具备忠君爱国思想。另一方面，上田万年又将长期在日本传统中形成的汉文调的文语文体作为其敌人。他在1894年10月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日语应该是四千万同胞之日语，不应仅仅是十万二十万上流社会或者学者社会的语言。昨日我们攻陷平壤，今日在海岛上战无不胜。……但支那文学仍是日本文坛上的一大势力。吾大和男儿中，却未敢挺身而出与之战斗和论策者。”^注461上田的国语民族主义是甲午战争前夕国内日益高涨的国家意识在语言上的反映和投射。国语在获得不可批判、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也使尊王的国体获得了永恒性和绝对性，从而建构了“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个民族”的国语意识形态的基础。它不仅是国内实现民众统合的支柱，也是以后日本在殖民地实施同化政策最重要的手段。明治政府基本上就是按照上田万年的理论创建了日语的意识形态。

甲午战争胜利后，汉字使用不再受欢迎，舆论上对日语的自信急剧膨胀：

“国语代表其国民，知道必须重视国民，也就不应忘记必须重视国语。国语之消长也即国民之消长……然我国民现在已经立于世界之舞台，进而能够在地球上与欧美列强争取平衡，退而已应掌握东亚之霸权之命运。毫无疑问，我国民要乘此膨胀之快潮，使我国语在世界上发展起来。……使他们（欧美列强）也不得不成为日语之学生。以前陪伴丰臣秀吉征韩之人都是能懂汉文者的情况，现在要坚决排斥。我们要威胁他们，使他们采用我日语，使日语成为伟大之语言。”^注462此时，日语已经成为日本国人民族骄傲的象征，国力强大的标志，成为大和民族发表思想和理解的工具，不仅已经成功地统合了日本民众，还要扩展于世界去统合各国民众了。通过国语的强制普及，明治政府成功地塑造出对天皇和日本国具有一体感和认同感的均质性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