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创立天皇神话与建立国家神道

要想真正实现因地域身份不同而拥有不同归属意识的民众对日本国家的认同，仅靠国家行政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以理论化和合理化方式强化对全民的教育，创造天皇作为历史和宗教最高权威的形象，并使这种形象渗透到民众之中，使民众在意识上具有相互之间是“日本人”和“天皇臣民”的同一性，并在心理结构上达成对天皇制国家的完全服从，进而自发产生出国民对国家“献身”、“服从”的思想和感情。^注376

勒南（Ernest Renan）曾说：“误读历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注377与明治前期天皇亲政和明治宪法中的天皇“人格化”状态相比，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构造是以神化天皇——“非现人神”的方式实现的。吉野耕作指出：“天皇制就是通过其之前的家制度和祖先信仰的巧妙结合而在明治时期被‘创造出来的传统’。”^注378穗积陈重曾指出近代天皇制具有神政的、家长制的、立宪的三重构造。“神政”所体现的便是天皇的神话原理。它是通过宣扬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论，建立国家神道来实现的。其主要表现在：

（一）“国体论”——统合国民的精神基础

会泽正志斋在1825年《新论》一书中发表的“国体论”^注379对以后日本国家形成发挥了重大影响。所谓国体，就是确定统治者的主体和客体。穗积八束对宪法的解释是“统治之主体在于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客体在于大日本帝国”。会泽为说明国体形成，从天照大神创建立国之基础的记纪神话^注380时代开始说起，将实现了大化革新的天智天皇视为中兴之祖，认为古代天下大治，而镰仓、室町两幕府逆朝廷之命，对天皇不恭致使忠孝之教沦丧殆尽。古代理想国随着时代推移逐步恶化，天下大乱。会泽并没有否定德川封建制的合理性，而是指出，要尝试以理念化的天皇制作为国家整合的基础，即以儒教概念对古代人关于天皇制国家的思维（记纪神话）重新进行解释。对于会泽的国体论思想，有学者作了四点归纳：其一，国体论起源于记纪神话，规定日本为神国，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为万世一系的延续，没有任何人可以觊觎皇位；其二，国体论站在将古代天皇视为日本人祖先的古代氏族国家思维角度，采取了祖先祭祀与治民行为一体的、祭政一致的立场；其三，国体论将古代氏族国家思维以儒教伦理概念表现出来，以此说明五伦中的忠孝的同源和一致；其四，国体论认为古代国家理想虽在镰仓室町时代受到损害，但却认为在德川幕府体制下，将军帮助天皇治理国家，大名统治各自领国，以忠孝为道德，朝廷与幕府和诸藩相互协调。^注381

会泽正志斋的国体论思想后来进一步被吉田松阴所发展。吉田比较了中日两国对君主的不同态度后指出，中国是“杰出于亿兆”之人才能成为皇帝，非优秀之人占据皇帝之位，他人可以夺取皇位，即进行易姓革命；而日本能否成为天皇则是由血统决定的，血统以外的人不能觊觎天皇之位。吉田赋予了皇统永远性和君臣关系绝对性，“我邦之臣”与主人同生死，为主人拼死尽忠。“有君有民，无君无民，或者有民就有君，无民则无君。”天皇与万民关系是自古以来就一直不变的，这便是“天下是一人之天下”的“国体”。^注382他还论述了废除幕藩制，将权力从武家政权复古为天皇政权的正当性，思考了当时水户学未曾涉及的反幕藩思想，从而将会泽的思想修正成为指导明治维新的理念和精神基础。由此，被遗忘数百年的天皇制经过明治维新实现了重新登场，使得日本的国民统一成为可能。

明治维新后，国体论的代表是加藤弘之和福泽谕吉。加藤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1879年，他发表了题为《无天赋人权之说及善恶之别并非天然说》的演讲；1881年，他又请求政府永久禁止再版《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1882年，他发表《人权新说》，从社会契约论彻底转向进化论。福泽的《通俗国权论》也要求恢复日本“固有之文明”，并大力鼓吹对外扩张。加藤和福泽都视天皇为万世一系的统治者，为具有神圣的政治和宗教权威的“现人神”；天皇的绝对权力是国体主义的核心，“日本皇室是日本的机轴”。全面否定天赋人权理论，不承认个人作为主体存在，只能做天皇制下完全顺从的臣民。“永远充当皇室的羽翼”，这是福泽对民权论者的忠告。此外，穗积八束等人则从“家族国家观”角度指出“忠君爱国”的日本人的自然情感；西村茂树的《日本道德论》披上欧洲化的外衣，将儒教的“忠孝仁义”改头换面成近代忠君爱国的情感，将其重新作为日本人的道德准则，以此来统合民心。

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作为《明治宪法》解释书的《宪法义解》对“神政”一词进行了如下解释：“天皇之宝祚承之于祖宗，传之于子孙”，此乃“国家统治权之所存”；天皇“统揽大权而治理国土及臣民”；“我日本帝国依一系之皇统而始终，古今永恒，有一无二，以示有常而无变，永昭军民关系于万世。”^注383对此，村上重良归纳指出：“大日本帝国乃我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其神裔万世一系之天皇，遵照皇祖之神敕，自悠久古代，永远治理之。此乃万邦无比之，吾国之国体。”^注384伊藤博文在立宪时能够有“唯有皇室”的想法，无疑是受了上述思想的影响。

（二）建立国家神道

天皇和神国神话的开始与近世以来占主流的与天皇崇拜并无直接关系的神社神道、民间神道等建立起普遍联系，成为国家神道。“敬祖即崇祖”、“忠君即爱国”即为国家神道精神。它对内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宗教体系，强调天照大神对氏族祖先神的神圣地位，树立天皇对臣民的绝对地位；对外则要以神国为资本“威慑万国”^注385。

明治维新是以“古代化”的变革进行的现代化。^注3861872年，太政官布告宣布同时采用阳历和神武纪元，采用神武纪元的外交文书都使用“保有天佑、继承万世一系之皇祚的大日本国天皇”字样。同年，神武天皇即位日（1月29日）被确定为国民的节日，翌年改为“纪元节”，时间改为2月11日。神武天皇即位时间比西历早660年，以向世人展示，日本有日本的历史，它比欧洲更古老。^注3871989年，又建立了祭祀神武天皇的橿原神宫等三处神社。平田国学派和神官承担了创造天皇神话的责任，宣扬《古事记》的天皇神话——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子孙，万世一系的“现人神”，遵神敕统治日本，要绝对服从天皇。“自古天孙开国、立伦理以来，皇统绵绵，迄无更替，代代继承，治理此国，天皇爱怜下民之心既深，下民亦代代尊奉天皇。”^注388

神道理论通过穗积八束和上杉慎吉的“天皇主权论”得到发展，明治天皇殁后，东京帝国大学宪法学教授笕克彦的《古神道大义》进一步将天皇主权神化。他借用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理论认为归依绝对者的情感乃宗教之本质，其保障则在于精神共同体，由此重新解读了“归依天皇”的日本民族精神。他指出天皇是日本神话中诸神的代表，“天照大神”是宇宙之最高神，也可称为“宇宙大生命”或“世界大生命”，它与日本民族的“生命”是相互贯通的。^注389“日本人民的存在与天皇密不可分，多数日本人或皆以为，其生命得之于天皇，没有天皇便没有现世的生命，日本人民的称谓也便不复存在。”其理论逻辑便是所谓的“古神道”——“日本国成立之初即已存在、与之共同发达且如今仍在发展的神道”，是构成“日本民族国家之一心同体”的“生命的宗教”、生活的根本规范或国家的根本宗教。宪法和教育敕语则从制度上规定了这种精神，主张必须“在人的内心培养”此等精神。

不仅如此，为独占天皇神话的优势地位，明治政府还统一了全国宗教体系，实行了神道国教化政策。

第一，恢复神道管理机构，确定各神社社格，对全国神社进行一元化组合。之前，所谓神道是指各个地方的神社礼拜本地区的神，各地方神社之间既非互相隶属，与国家亦没有密切关系。1868年3月，政府发布了实行“祭政一致”、“再兴神祇官”的布告，推神道为国家宗教。“凡属各家执奏、下属之事一律废止，全国之神社、神主、祢宜、祝、神部等，嗣后均归由神祇官管辖。”从而将所有神社收归于政府直接管理之下。1871年，明治政府以祭祀皇室祖先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为大元缔^注390，确定了所有神社的社格，并确立了神社作为国家祭祀场所的地位。“神社之仪乃国家之宗祀，自然非一人一家之私有。”^注391神道的国教化意味着政府将原本不属于天皇崇拜的民间神道和神社神道纳入统一的神道系统，由政府人为地建立起他们与天皇崇拜之间的联系。1890年，重组后的神社约有1.2万个，是国家正式认可的寺庙，亦成为1900年国家创立神道体系的一部分。在明治政府的努力之下，神道逐步成为所有日本人的传统宗教。

第二，强制实行“神佛分离”、“废佛毁释”。政府多次发布“神佛分离”的布告并发起大规模的“废佛毁释”运动，统一全国宗教，保持神道和民众信仰的纯洁性。许多佛教徒遭受迫害，寺庙、佛像和遗物都因此惨遭毁灭。但是佛教徒以牙还牙的方式很快使新政府领导人认识到，对民众只进行神道教育无法凝固民心，只能加速人心背离，反招来更多混乱，所以政府很快就又将宗教方针调整为“以神道为主、佛教为辅”。

第三，广建神社，强化民众的“传统”和“民族性”性格。自明治维新开始，为了新国家而跟随政府征战的殉难者不计其数，祭祀殉难亡灵场所遍及全国。1868年政府在京都建立了东山招魂社，1869年，政府为祭祀戊辰战争的战殁者，设置了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为“靖国神社”）。神社的管理者主要是陆军省。它利用日本人祭祀祖先的传统，使“忠君爱国”情感借助“神社”为民众所认同和接受。大量神社的存在，使民众具有文化上的一体感，进而产生对国家古老而神圣的想象，由此生发对“历史传统”的体认和对民族性的认同。“这种民族性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他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注392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神道的象征和“忠君爱国”民族主义的基础。它在利用民族性的同时，也获得了“民族性”。

第四，进行大规模的国民教化运动。神道国教化的最显著且最方便之处，便是可以利用“国教”或“大教”的名义，将重新体系化了的以崇拜天皇为核心的神道教义，自上而下、有组织地加以传布，以达到统一全体国民宗教的目的。1868年后，政府相继设立学习院、皇学所、大学校等一系列皇道教学机构，次年设立宣教使，1870年又宣布《大教宣布诏》：“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继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今也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之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注393在全国开始大规模教化运动。(www.xing528.com)

1872年，神祇省改为教部省，改宣教使为教导职，随机颁布“体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超旨”的“三条教则”。同年10月，颁布了“十一兼题”和“十七兼题”，规定了“神德皇恩”、“爱国”、“祭神”、“君臣”、“父子”、“皇国国体”等说教德目。祭神和敬神被认为是国家对民众的要求，是国民的义务，爱国、尊皇（忠）和崇祖（孝）合为一体。

1874年后，信教自由、政教分离倾向日益增强。1882年，政府决定以神社神道作为国家祭祀，将国家祭祀当作皇室的祖先崇拜，废除其宗教功能，即所谓超宗教的“国家神道”。信教自由原则后，虽经《明治宪法》加以确立，其前提也是在与“国家神道”不冲突的范围内。不论信奉何种宗教，根据《明治宪法》的精神，对天皇崇敬是“日本国民的义务”，而对天皇缺乏崇敬之情的人被视为“非国民”或“国贼”，将遭受来自国家和社会的迫害。这种强制性的信仰一体化，使得民众在加快形成作为“民族”特质的同时，却仍然保留着浓厚的“臣民”色彩。

国家神道得以推行，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是家族主义，二是武士道。家族主义是政府“忠君爱国”论的基础。1890年前，日本虽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我国乃一大家族国家，皇室是臣民之宗家，乃国家生活的中心。臣民以对祖先之敬慕之情而崇敬宗家之皇家，天皇以臣民为赤子而爱抚之”^注394的家族国家观念，但“君民即父子”、“家族即国家”、“祖先崇拜即天皇崇拜”等家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已经具备观念雏形。由于天皇神话，这种君臣父子关系实质上转化成民众对天皇国家的自觉服从的感情，以“私”的对家族的敬爱来支持“公”的对国家的忠诚。“保护人民”是作为“民之父母”的天皇的应尽职责，政府的成立也是根植于“至尊乃天下人民之父母，若有为人父母之权利，就有保护人民之义务”^注395之逻辑而设立。这些观念在之后的宣传中反复不断地出现，构成了家族主义的前提。

家族即国家的观念特别强调家族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具有社会教化和管理的重要职能。《户籍法》的意义不仅在于统一国民，还在于通过设立户主规定其作为一家之长，负有协助作为最下层行政机构的户长管理家族成员的法律责任。政府对人民的保护是通过户主设定以家庭为单位来实现的，对民众的控制也是通过家庭为单位来控制的。户主实际上被配置在国家权力的最下层，承担了家庭内部军事、征税、教育、教化等诸多方面的行政功能。户主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既是父子的自然血缘关系，也是基于公权力的“他律的”上下级关系；家不仅是一个基于血缘的生活共同体，也是一个户主拥有权威的小国，一个从属于天皇制国家的“他律的、具有对国家服务义务的强制集团”，层层支配的权力关系，使家族成员对户主的“孝”与对天皇的“忠”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

祖先崇拜即天皇崇拜、强调血统的连续性与同一性是家族观念的核心内容和基础。穗积八束将祖先崇拜的传统上升到“祖先教”的地位，以证明“日本家的观念乃我固有之民族所确信的祖先教之渊源”，“子孙崇拜共同之始祖，于其威灵下成共和之同体。”^注396《明治民法》对“系谱、祭具及坟墓之所有权乃属于家督继承之特权”的规定提供了制度保证。祖先崇拜观念与“忠君爱国”完全达成一体，为国而死不仅是家庭的骄傲，也是国家的骄傲。“忠君爱国”成为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必然义务和最高行动准则，“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即一国乃一家之扩充，一国之君主指挥命令臣民，无异于一家之父母以此新吩咐子孙。故我天皇陛下若对全国唤起尔臣民，则臣民亦皆应以子孙对眼福慈母之心谨听感佩。”^注397这样，家即国家，国家具有“父母相同的家族”、“祖先相同的氏族”、“始祖相同的民族”三位一体的结构，忠和孝在此完全重合并全部归一于天皇。

神道国家观依赖的另一支柱是传统的武士道。武士道核心是忠孝义勇。忠是第一位的，是绝对价值；孝是第二位的，具有相对价值。义勇则是武士的最高实践原则。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自觉的人生观，武士道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要树立天皇绝对权威并形成具有主体性的臣民的明治政府来说，这朵“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因带有民族传统文化的身份，用来促使和培养民众对天皇国家的认同，是最合适的意识形态。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言：“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着我国舵船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们。……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之下进行的。”^注398政府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是武士道的实践者。明治之后，要在西方文化的泛滥中找到“日本的文化”究竟是什么，要以日本固有的思想来统合民众，武士道便是当然的选择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吉田松阴从以下三点论证了武士道迈向明治政权的可能性。其一，将只有武士阶级才有的“武士道”进行了新规定，不问“技艺”的有无，只要有“为国不惜性名”的觉悟就行；其二，提出了将对君主“忠”和对父亲“孝”一体化的“忠即孝”的新图示；其三，将“得民心”作为重要课题，把农、工、商三阶层纳入统治结构内，并紧密其与武士阶层（统治阶层）关系，在此方针上，提出重要方向——让万民也考虑天下国家的事情，并让其承担事务。^注399明治之后，武士道作为日本民众的灵魂被保留了下来，明治政府采用《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的强制形式将“武士道全民化”，从而使其成为“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明治精神的脊梁”，同时也成为确定近代日本人“同一性”的基石。它与国家神道、家族国家观一起，构建了“忠于天皇即忠于民族和国家”的绝对价值体系。源了圆指出：“很久以来在武士中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如今成为只奉献给天皇的一种东西了。”^注400

（三）“看得见的天皇”：天皇巡幸和“御真影”的发放

为使民众意识到相互之间具有“同一性”，强化国民之间的认同意识和对天皇的服从意识，明治政府认为还有必要通过参拜和巡幸各地的方式展现其“现人神”的一面，通过树立天皇形象来宣传“天皇制下所有臣民皆平等”的思想。

由于天皇被长期从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生活在近世的人们，别说一般的民众，就连德川将军，从三代将军家光到十四代将军家茂都没有见过天皇的容姿。”^注401要树立天皇形象，首先就需要使日本民众知道天皇的存在。为了实现天皇亲政，明治政府之前已经采用了天皇巡幸以及迁都东京等相关举措。为继续强化天皇的凝聚国民的作用，将天皇最直接、最有效地介绍给日本民众的方法，还是继续进行巡幸。这样，继1868～1869年参拜伊势神宫、石清水八幡宫之后，天皇还进行了多达79次的地方巡幸。^注402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872～1885年间的明治天皇的“六大巡幸”和1889年以后的“御真影”的发放。^注403

这六大巡幸的具体情况请见下表：

“六大巡幸”时间共达302天，地域几乎覆盖日本全岛。巡幸的规模也是很大的，比如在1878年的一次巡幸中，明治天皇带领包括政府首脑在内的三百余名随员，还加上警卫四百余名。当路险马车无法通行时，便由人力抬轿走。明治天皇巡幸期间，遍访县厅、裁判所、学校、军事设施、商业场所，接见的人物从国家和县级的高级官员到一般公务员、教师、官兵、老年人，对招魂社给予下赐，对有志者、殖产兴业和地域开发鞠躬尽瘁的人进行褒奖，对相关需要扶持的地方事业给予资助，允许一般人进行“天颜奉拜”。此外，在巡幸期间，政府还积极利用民宿和农家作为天皇休息和住宿的场所，^注404以进一步加强天皇与民众的交流。

巡幸作为一种政治仪式，使明治天皇从“看不见的天皇”变成了“看得见的天皇”，不仅将天皇形象充分展现给了民众，还制造了天皇与民众接触的机会，加强了地方官吏、户长、豪农等地方领导者同天皇的关系，年轻、强势、泼辣、积极的天皇形象从此长留在民众心中，政府以此唤起了日本民众对皇室的忠诚和敬畏。^注405巡幸还同时起到了与当时正在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相对抗的作用，有利于强化民众的向心力，使之成为政府所希望的国民。1889年《明治宪法》将天皇地位固定下来后，“动的天皇”逐步成为“静的天皇”。以后的巡幸，政府有意识地制造天皇与民众接触的意图便不再明显，天皇作为明治国家建设时期为达成国民统合的象征功能基本上已经完结。

天皇的巡幸为以后“御真影”在民间的发放打下了基础。在照相机还未成为媒体传播手段的明治前期，坊间就已经有了彩色浮世绘版画（即“锦绘”），大量印刷以明治天皇为题材的版画。但1877年以前基本上不画天皇的脸，最早描绘天皇的正面脸部，是在1877年题为《日报社之光荣》的锦绘中。据推测，能够画天皇的正面像，与天皇巡幸的影响逐渐增大有关。^注4061888年，明治政府请意大利铜版画家基奥索（edoardo chiosson）给明治天皇画天皇肖像画，再将此肖像画照成照片，这便是“御真影”。1890年，“御真影”代替了“天皇肉身”发放到日本民众间进行“巡幸”。政府规定了在祝祭日和学校的仪式上要奉拜“御真影”，以提高天皇的权威。1891年，还发生了内村鉴三对“御真影”不敬的事件。^注407天皇的巡幸和“御真影”的发放，作为国民统合的装置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被视觉化的天皇之存在具有重大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意义。在那里，“历史学家眼中所看到的客观的国家近代性”与“国家主义者眼中所看到的主观的古代性”并存。^注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