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分析“二战”后出现的民族国家建构官方民族主义的政策化取向时指出，“在新国家的建构民族政策中同时看到一种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和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运用以官方民族主义为模型的文武教育体系，以19世纪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为模型的选举、政党组织和文化庆典，以及被南北美洲带进这个世界的公民—共和的理念”，注372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模式化特性。作为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国民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西川长夫曾指出，国民的各种象征，如标语、誓约、国旗、国歌、日历、国语、文学、艺术、建筑、修史、地方志编纂、市民（国民）宗教和祭奠（创造新宗教）、创造传统是国家对民众进行文化统合的重要内容，注373它们也是建构民众心理结构的重要形式。教育在创造这种心理建构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吉登斯说：“国家的发展必然与话语方式的形成相融合，话语方式建构性地塑造了国家权力。”注374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依赖于文化的同质化、大众识字和“一个相当单一的教育体系”。工业主义迫切需要在整个人口中普及通行的思考方式和信仰方式，民族主义将这些思考方式和信仰方式附着在作为协调他们手段的国家之上。注375依恋故土，创造与灌输富有特色的理念和价值观，追溯特定历史中的“民族”经历，正是民族主义反复出现的一些特征。
明治政府成立后，利用强力成功地建立了一套整合民众的教育体制，创造出日本式的国民化教育渠道，建立起天皇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成功地催生了近代日本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和认同。(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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