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四民平等：日本身份制的革除

明治政府实行了天皇亲政制度，将国家权力从幕府转到了天皇，为民众“去地域性”提供了基础。但这还远未达到国民国家所要求的均质性国民，即“平等地位的民众”的要求。当时，形成均质性国民的最大障碍是旧的等级身份制度。竹越与三郎曾指出：“人为之阶级全灭，由人民与政府两大要素，组织一国，至此始可称之为国民。”^注33619世纪70年代，像怒涛一样滚滚而来的文明开化思想，首先将锋芒指向了旧社会的等级差别：“天道造人，尚未因其诸侯，而生四只眼、四手四足；亦未因其为秽多，而只生一只眼、一手一足。然人类咸具两眼、两手两足，不管什么从五位、权兵卫、八兵卫，皆为同等也。”^注337明治政府必须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乘势而进，消除幕府体制的标志之——身份制度，实现民众在阶级上的平等，进而创造全国民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同质性。

作为幕藩体制的特权阶级，武士阶级在明治政府成立后被纳入到近代国家的全盘构建中，开始了几百年未有的巨大变革。1869年2月，政府宣布废除公卿和诸侯的称号，改称“华族”；其他武士改称“士族”；以往的庶民（农、工、商）现在统称“平民”，以华族、士族和平民取代了过去复杂的身份制度。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变传统的身份制，如1870年9月^注338，平民被允许拥有名字，德川时代有关旅游、衣服、发式和有关职业的限制全部取消。1871年8月，批准人们有散发带刀的自由。同年9月，取消武士“杀人无罪”的特权，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自由通婚，废除秽多、非人之称，其身份和职业与平民相同，法律规定不能歧视他们，政府为其更名为“部落民”。同年12月，赋予不做官的华族、士族选择职业的自由。1872年，实行所谓的“四民平等”政策，把下级武士转变为平民，但当时仍然保留其俸禄。同年10月，禁止人身买卖，废止公娼。1873年，规定所有身份的人都可以具有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身份制度的实际束缚。政府通过采取“削减俸禄”、“奉献俸禄”、“将俸禄米改为货币”、“发行货币俸禄公债”等措施，废除了武士俸禄制度，取消了其经济特权。至1876年，武士的经济特权被一扫而空，最后被完全消灭。

废除武士特权，实现四民平等，标志着身份制的彻底瓦解。一方面，新政权对财政及人才资源的重新分配和使用，促使社会顺利转型，身份地位僵化的社会制度开始成为一个流动性强、任人唯贤的社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武士以外的民众从政治上解放出来，获得相对的自由和平等，成为新社会建设和发展的主体。日本理论上成为一个平等国家，国民的均质性得到制度的保障，这为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提供了前提条件。身份制改革之后，依靠开放流动起来的社会环境，有些平民开始发迹，武士虽失去了俸禄和社会地位，但已能自立自强。德富芦花写道：“此后的日本，再不会像以前那样马马虎虎便可以了事，完全是靠实力决定胜负。……其实不只是政治，其他方面亦一样。现在日本正争取加入世界各国行列，能争取多少便争多少，考验国家实力的机会愈来愈多，此亦不正是有志之士自爱之秋？能不修身奋发吗？我所谓志士不限于政治家，它包括各方面，只要有志贡献国家的人便可以。”^注339长期处于被压抑地位的平民阶层涌现出了许多在政界、商界和产业界的佼佼者，他们成为明治时代的中流砥柱。(www.xing528.com)

不过，改革仍然有缺陷，比如还保留了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的身份等级和皇族、华族的一定特权，加上以后明治政府对“家”观念的强调，实际过程中四民平等的真正形成并未能达成，这也为日本走向元老政治、民众自主性难以确立而最后成为国家臣民提供了基础。从此意义上讲，“四民平等”毋宁说是在法律上塑造了民众的均质性。但即或如此，其所带来的政治意义远超出其法律层面，也超出统治者的原初设想，从而真正将日本民众拖入了近代国家，并逐步掀起了社会的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