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指出，从统治阶层观点出发，近代国家带来两大问题：第一是国家亟需实行一套新的政府形式，以便有效地管理国民，使每一个公民都能直接受到政府的管辖和监督；第二是公民效忠问题，即人民对国家即统治体系的认同问题。国家越来越仰仗一般民众的支持，国家必须建立新的公民效忠形式。注291
前已述及，明治维新的课题是创立“日本”和形成“日本人”。年轻的明治政府处于极端不稳定的政治状态中，面临许多困难。大久保利通在1869年给岩仓具视的信中写道：“内外大难，皇国处于危机存亡之秋，间不容发。去年一年，兵乱渐平，呈一时平稳之势，但大小牧伯各怀狐疑，天下人心愤然，混乱较之百万兵戈更为可怕。”注292在欧美列强开国的压力下，明治政府创建国民国家最紧要的课题是要实现政治的集中——结束各藩独立的分割状况，建立与万国对峙的中央集权国家，使民众处于国家机构的支配之下，在此过程中，逐步实现民众的“均质化”，逐步使民众产生作为“日本国民”的共属意识和自觉意识，参与并支持国家建设。丸山真男指出，开国的意义，包括将自己向国际社会开放，同时又面对国际社会将自己划为一个国家——统一国家的双重意义，面对着双重课题的挑战，这是亚洲“后进”地区的共同命运。注293这种命运决定了日本近代国家发展的可动机制，首先必定表现为由中央推动的近代化向地方与下层波及的过程；也决定了日本近代国民的建设，首先必定是一个国家力量的强制性将合理化的下降和共同体心情的上升过程注294——官方要自上而下地强制性地推行制度改革，以达成实现“民众统合”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明治政府由此开始了国家制度的巨大变革，为均质化国民的形成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基础。迫于必须铸成对近代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共同意识的压力，民族认同的塑造工程也加快了脚步。注295与制度化变革相配合的另一个支柱是，国家有意识地创造了多样化教育形式和一系列符号化方式，为民众达成对国家的认同、形成“我们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力量和想象空间。日本通过制度与精神两个支柱，在短短二十余年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去地域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奴仆化”，将分散的藩民整合成为一起应对外敌的“统一国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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