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国民的构想与特点

陆羯南（1857～1907年）,日本明治中后期著名的报人和思想家，近代日本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勇于与政府进行对决的政论记者。他长期担任《日本》报（前身为《东京电报》）的社长和主笔，提倡“国民主义”，反对明治政府的欧化主义。以陆羯南、德富苏峰等为代表的明治时期的青年，都有少年时在义塾学习传统儒学知识、后又进入学校接受近代高等教育的经历。在急剧变化的历史苦境之中，在如何构建近代民族国家问题上，陆羯南的心理上存在着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矛盾。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鼓吹“国民精神”和国民政治，其创办的报纸《日本》则成为主要宣传阵地。陆羯南独特的铸造国民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国民政治：以“国民的独立”为前提的“国民的统一”

陆羯南在其代表作《近时政论考》中，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国民政治的见解：“所谓国民政治，对外意味着国民的独立，对内意味着国民的统一。所谓国民的统一，亦即必须要将本来应属于全体国民的东西国民化。过去尚未形成国民的统一，若说是形成了统一，也不过是外观而已。深入察其实情，则不免成为个别阶层、个别地方、个别执政党的专利品。像帝室、政府、法制、司法、军队、租税等，大凡这些事物本来应属于全体国民，然而在过去却被国民中一部分人据为私有，实质上并未形成国民的统一。国民论派拟在内部纠正这一偏颇和分裂。因此所谓国民政治，在这点上即俗称的舆论政治。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一名言适用于实际，让全体国民分担国民的任务，成为国民论派关于内治的第一要旨。因此，国民论派就确认了立宪君主政体是一种善的政体。”^注269

明治中期对于国家独立的危机感，是陆羯南谈论该问题的现实依据。在西欧先进国家，国民的统一是每个人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自我，二者不能分开并统一表现为国民国家的形成。而在日本，国民统一并不具有形成近代国民即市民的法律制度，它是明治政府通过专制方式加以实施的。^注270在陆羯南看来，这些都是因为专制政治和法律制度横行所导致的。所以他所谓国民的统一，不是单纯停留在外表上的政治统一，还应该有国民形成的问题。他要寻求国民的政治自觉和政治参与，“将本来属于国民全体的东西还给国民”，强调实现国民政治的必要性。国民的主体性政治参加，意味着个人从名义上的国民成长转变为实质性的国民。建立在作为政治主体的国民同意基础上的政治运行是国民统一的核心。

很明显，陆羯南论述国民政治的基本前提是以国民的独立为必要条件的。他的国民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指国民独立自尊的观念。他分析当时的国际社会，都是以“国民”为本位的，故必须“在国民生活上，以全体国民构成一‘大我’的观念”。“近时的国际公法虽逐渐惠及他国之国民”，“但这种恩惠仅给予具有独立国‘证书’的人民，对没有取得独立的国家人民，绝不施行这种恩惠！”他提出，“首先致力于国民的独立与繁荣”是国民政治最紧迫的课题。^注271

陆羯南的“国民的独立”不只是对外之独立，还有文化上独立的含义。他痛切地感受到，作为后进国除学习西方先进国以外并无其他可保证国家独立之道。“吾辈寻求发挥国民观念之道……采用先进国文明极有必要。”^注272而对他来说，更迫切的是要日本国民致力于克服劣等感，唤起民族自负心。所以，陆羯南主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应该向西方学习，但在社会和习俗上却必须保存固有文明，尽可能保存日本的国粹，才能避免被西方文化同化而丧失自我，避免日本国民的分裂。“吾辈希望政治上独立，同时亦希望文化上独立。故而吾辈要求国语独立、文学独立、工艺独立、政体独立、礼仪独立、风俗习惯独立和宗教独立。如果上述诸事有不适用于道理人伦的地方，应改良者予以改良，致力于保持独立的本色。”^注273这便是陆羯南“国民独立”的全部意义，也意味着其对幕末维新以后的外来文化呈压倒性优势的抵抗，构成了他反对欧化主义的理论基础。陆羯南紧密联系世界文明之进步这一普遍理念，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陆羯南认为，近代世界是以个人为本位，以平等博爱同仁的世界理想为目标，另一方面也以国家的国民为本位，以爱国独立这一国民观念为宗旨。^注274这种世界理想和国民观念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世界文明之根基。“国民的观念只是达成世界理想的道路，今日之世界秩序也不允许人类一蹴而就达成理想世界。”所以“吾人欲达至世界理想之域，完成人类理性（即博爱），必先努力于国民之独立和繁荣。若只是醉心于高远之理论，失去国民之观念，忽视国家生活，其目的一步也无法达成，以至于自身也无立足之地。不只无法达成世界人类的博爱，一国同胞也要归于衰灭”^注275。但天赋国民的任务在于致力于世界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希望，不能只寄予某个特定的民族和国家，各国国民都要积极谋求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国民论派第一是要认识到世界中各国民的对等权利”^注276，它们以各自独特的文化而独立，并以各自的方式贡献于世界文明。

关于近代国民的权利和自由平等与国民统一的关系方面，陆羯南认为，在近代国家中权力集中的同时，作为支撑国家底层的政治扩大（即政治参与）也不可缺少。由于并不存在自由平等和国家之间的价值优劣，所以他一开始就抛弃了将自由平等作为超过一切的价值与国家对立起来的理论思路，也坚决排斥离开民权的国家至上主义。他强调国家权威不是“无限权威”，个人自由“不是无限自由”，而是“二者相互关联相互限制”^注277，有调和发展的必要。“国家权威下的自由，吾辈相信会是真的自由。”^注278正因如此，寻求自由与权威的调和，便成为其君民和合的民族共同体构想的重要出发点。

（二）国家政体：君民和合的民族共同体

对陆羯南来说，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其内部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虽有种种阶级和主张，但都从各自的角度在发挥作用，保持着整体的协调。基于这种国家观，陆羯南否定了明治时期以前由特权阶级支配的“器械”国家，肯定了明治时期作为四民^注279协和的“机关”国家。^注280这种国家建立在君民合作意义的国民之上，以“上仁下忠、君民和合、蔼然相接的立宪政体”为根本保证。他认为，构成日本国家的“一君万民”，这里就是构成国家之“国民”。只有人民或者只有君主都不是国民。国民不外是“意味着君民合同之国民”^注281。这样，在他的国民观念中，政府和人民是对立的，但人民和天皇并不对立，天皇就是国民。在陆羯南那里，国家内部紧张关系设定在“天皇加人民”即“国民”对“政府”之间。这与自由民权运动中“君主加政府”对“人民”是完全不同的。天皇是一视同仁、仁政爱民的王道理念的体现者，是不偏不党、公平无私的国民全体的天皇。正因如此，他认为英国的立宪政体是“最好的政体”。“一旦将它移植于日本，则必使之具有特别的风貌，谋求日本国民与此制度的密切结合。”然而，他又是怎样使这一制度与国民密切结合的呢?一言以蔽之，是通过执行立宪政治的政治家精神。政治家须具有谋求全体国民福利的君民共治的精神来执行宪法。陆羯南认为“日本国民的成长及荣誉在有形无形中以帝室为其源泉”，“天皇大权在国家和个人之上，右手制御国家权力，左手保护个人的权利，以此增进全体日本国民的隆昌庆福。”^注282他认为天皇大权既“与个人相对”，又“不可混同于国家权力”。“盖一国政治忘却其国民特性时，不只违背了国政学上的原则，而且损害了国民的利益，亦即抛弃了国政的本旨。故政治上有见识者，首先具有爱国之念，而后始能谈论政治。”“吾辈对政治家不讲孔孟之道，亦不言基督之教，吾辈……所言之道德，唯一诚心而已……无有斯诚心，则纵有千百才子，亦足以误国。”^注283

陆羯南有关国民政治的观点与明治初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前后关联和呼应。日本和德国的启蒙专制主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是把市民的自由原理，而是把国家的‘统一原理’优先提出来，故意强调国家的使命，表明了它在国际上同英、法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抗的企图”。陆羯南所讲的国民政治，就是围绕国家使命而展开的。其思想深处的隐忧，是担心政府自上而下的欧化主义政策，使国家抛弃本国的文化和精神传统，一切“归化于泰西”。对他而言，将西方的国民观念照搬引进是“非历史的态度”，它将给日本近代化带来混乱，因而他有意识地拒绝了西欧的国民观念，自诩其天皇观、国民观才是适合日本历史和现实的极为“历史的”概念。他认为，根据其独有的国民观和天皇观便可以与藩阀政府尖锐对决，主张国民的诸项权利，也能够同时摸索国民国家的形成和非西欧型近代化的道路。可以说，陆羯南的“国民政治”的着眼点，是以植根于日本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天皇及皇室为轴心，调和国内各阶级的利害关系以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对抗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就这一点而言，陆羯南的“国民政治”具有积极健康的民族主义的因素。

但在另一方面，陆羯南笔下的“国民政治”，已游离出国民具有个性价值、享有主权的国民政治的本意。他将“国民”观念民族化，他在理论上塑造的“国民”形象，是一个包容国内各个对立阶级、各种互为对立政治主张的混沌漠然的国民形象。因此，他所谓的“让全体国民分掌国民的任务”不过是一句空话。陆羯南具有很强的儒教伦理感，认为“国民的任务”归根结底只能诉之于政治家的“诚心”，这反映了儒教德治主义思想对陆羯南的影响。较之革命，陆羯南更重视渐进；较之法律制度，他更尖锐地指出为政者运用法律制度的道德。他参照自己的国家理念，以这种保守的立场从体制内部对当下的明治政府采取了最根本的批判。(www.xing528.com)

陆羯南认为，如果立足于君民和合的国民立场，排斥特权政治，就能够在四民协和的井然秩序下实现富国，实现“国家威力之伸张”。只有这样，“国民的统一”、“国民的独立”、“各个人能力的启发”才能够全部实现，国民以各自的方式也能够得到安宁和幸福。上述观点说明，陆羯南的这种主张具有空想国民国家主义者的一面。

（三）国家出路：以天皇制弘扬“国民精神”

针对举国上下的欧化思潮，陆羯南认为，能够拯救日本的唯有国民精神。何为国民精神?他解释为“国民的自负心”，即国民的自尊心和爱国心：“个人难免有贫富贤愚之差别，即使如此，个人自身却不应自侮而甘居卑屈之地。……国民要独立，必须具备国民的自负心。”^注284陆羯南要求尊重国民性，激励日本国民对欧化主义思潮进行抵抗。他所讲的“国民的特性即缘起于历史上之能力及势力”^注285，具体来说，这是日本固有的血族、言语、宗教、政体、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他将民族特性规定为“国民旨义”，“所谓国民旨义，意即指冀望保持和发扬一国的特性。”而日本的民族特性是与天皇、皇室密不可分的，日本与他国无法类比之独特之物就是“万世一系”的天皇，这是日本建国以来以拥戴皇室为核心的民族共同体的存在方式。他所讲的“国民精神”不外乎意味着对皇室的敬爱之意。天皇不只是历史上日本的政治中心，也是道德和文化的源泉。“欧洲各国文化因人民而起。但日本之文化因皇室而起。……皇室是慈善之源、荣誉之源、善美之源。”^注286

陆羯南从天皇制那里寻求“国民性”的核心，并以天皇作为国民统一的核心。故其关于日本帝国的想法也须要从“国民性”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日本近世之宪法，是基于前代列圣之遗志、适应世界文明之势而产生之物，不是刀墨之吏舞文弄墨制造之物，不外是古往王政之精神成为文章现于现世而已。文明之政道、立宪政体之设立也是自古以来出于天皇陛下之大御心，此日本立宪政体以他邦和其起源不同，所以具有特殊性格。”^注287就是说，宪法不是像西洋诸国那样是人民抵抗王权的产物，是被观念化为“出于天皇陛下之大御心”之产物，“立宪政体”也由此被看作在“君民和合蔼然相接之时而确立之物”。他将天皇置于绝对主权者的位置，将其机能定位为“执中”，即寻求调停。具体来讲，就是国家权力内部的调停和国家权力与国民的调停。如前所述，“右手制国家权力，左手护各人权利”^注288，将天皇作为国民权利的守护者。其目的是通过区分天皇和国家权力，将置于绝对高位的天皇从政府这边夺回来还给国民，使现实的国家权力相对化，以此作为批判政府的政治方式。他认为，只要是以天皇制的国家体制为前提，他便获得了最强有力的批判政府的立场。

（四）国民：阶级调和的混沌之物

作为当时最著名的政论家、记者和国民主义者，陆羯南关于铸造国民的思想与福泽谕吉、森有礼和木户孝允相比，其明显特点是思想具有极强的调和性，在他那里，天皇制即君民和合的民族共同体是一个阶级调和的国民国家。

由于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是至高无上的，因此要达到统一，必须以大局为重，将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与专制主义、贵族主义的因素加以均衡，调和国内各阶级的利害关系。“自由主义对促进个人才能的发展、谋求国民实力的进步是必要的，平等主义对保持国家的安宁、满足多数国民的愿望是必要的，因此国民论派将这两项原则视为政事上的重要条件。……专制的要素对国家的统辖及活动是必要的，故国民论派期望巩固天皇的大权；共和的要素对防止权力的滥用是必要的，故国民论派期望明确内阁的责任；贵族主义对保持国家的秩序是必要的，故国民论派对华族及贵族院的存在不抱异议；民主主义对权利的分享是必要的，故国民论派希望众议院健全机制和扩大选举权。”^注289于是，陆羯南的“国民政治”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贵族与平民、进步与保守等对立因素皆成其“国民政治”的上好佐料。从均衡、调和的思想出发，他对维护贵族利益的藩阀政治、追求私利的资产阶级“个人政治”以及极端的君权政治统统予以严厉批判。

对于天皇及天皇制，陆羯南没有认识到社会矛盾的不可避免性，也没有认识到阶级对立是必然的对立，因此他在“国民性”的名下肯定天皇，看不到其对天皇制的抵制和批判，而是把天皇绝对化这一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武器，通过将天皇弄成不偏不党的执中者、仁政爱民的体现者这一理念的维度来实现国民的调和。但是，在现实中，天皇是国家权力中枢，无论他怎样从理论上区别天皇和国家权力，两者都是一体的。国家权力强调天皇的超阶级性和中立性，实质上就隐蔽天皇的阶级性，国家权力若要求国民对天皇的忠诚，现实之中就转变成为对政府的忠诚。

陆羯南的君民和合的民族共同体不存在矛盾和阶级的对立，不仅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同时也包含着极大危险。在他那里，该共同体的建立使得社会的矛盾、对立和压制不再明显，但在强调皇国的民族使命的时候，国民作为该共同体使命的忠实执行者，又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国民实际上不得不成为国家的忠良臣民，这已经远离其最初的国民独立之精神了。

陆羯南思想的这一特点，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通过创办报纸并从理论上对现实开展批判活动之时，也是天皇制作为明治时期国家体制的不可动摇之物得以确立之时。只要不想从根本上颠覆体制，潜入体制意识形态最深的人就能成为对体制最尖锐的批判者。陆羯南通过贯彻天皇制的观念，成为对藩阀政府的最尖锐批判者，并得以成为同时代民权派中的佼佼者。客观上看，在明治维新革命的成果——天皇制终于实现的19世纪80年代末，要想对这种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反抗实不可能。

所有关于体制的理念都是双刃剑。陆羯南提出君民和合的民族共同体理念，希望日本国民尽快具有国民的自负心，并由此提出了民族使命的理念，发挥了对政治权力专制作用的抵抗功能。但是，君民和合的民族共同体也好，民族的使命也好，最后都在日本国内政治中发挥了与其当初意图完全不同的作用。不过，正如丸山真南所指出的：“陆羯南的日本主义企图综合民族主义和民主。虽说不太彻底，但这是对日本近代化方向和本质的正确预见。”^注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