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国民的构想及特点

维新变革的领导人对于近代国家建设的构想，尤其是关于近代国民的构想，是日本近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在明治初期的核心政治领导人中，木户孝允（1833～1877年）对近代国民教育的思考较为突出，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影响。德富苏峰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不管怎样，木户最让人佩服的，不是其行政手腕，而是其政治见识。有洞察国家前进之明，且这并非高远之理想，是坐而谈之、站而行之的问题……他并非哲学家，而是经世者。维新三杰中，一般认为，伟人是南洲先生（即西乡隆盛），有实力的政治家是甲东先生（即大久保利通），而所谓谈西洋、自由、政治活动家典型的便是松菊先生（即木户孝允），这个人实际是立宪政治家在日本的第一模范人物。”^注246

1871年秋，明治政府派出了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耗时近两年。这是政府为国民国家建设这一新课题所进行的最大的准备工作。木户孝允等政治家最先参加。欧美之行，他们参观了工厂、军队、学校和议会等近代设施，在所住旅馆招请本国学者和外交官，开始进行宪政制度的研究。木户自身具有旺盛的知识欲，并广泛召集各领域的有识之士，与之交换意见。这锻炼了木户极强的信息收集能力和敏锐的情报判断能力，从而催生出其富于“经世见识”的诸多国家构想。这些构想主要表现在：

（一）与万国对峙，须尽快以公议形成国民

为与万国对峙，木户孝允非常重视民众力量，要求尽快形成“民”（nation）。“国家之所以为国家者，在于人民；人民之所以为人民者，乃为国家尽其义务也。我人口虽号称三千余万，推其实际计算之，只不过二三百万人耳。何则？孝允尝历览西洋诸国，其人民不问贵贱，不论贫富，莫不为国家尽其义务，而我国则反之。农唯以出谷粟为己任，工唯以制杂器为己业，商唯以通有无为己职，皆于国事毫无关涉。国家之正气在民心，民既已无心国事，何足以为民哉？”^注247他认为，若不把尚不足以为民的农工商培养成“民”，国家就不可能与万国对峙。木户也希望作为知识分子的士族要为此努力。“苟不关心国事，余未见人民之所以为人民者。而我国四民之中，尚能知廉耻，存爱国之心，欲为国尽义务者，唯士族之中居多。此可谓三千万人之中，能免于为器械者（通有无之器械、制杂器之器械、出谷粟之器械）只不过二三百万人也。”^注248

幕末期间，民众所迸发出的巨大的政治力量超出了木户孝允的想象。由此，他深切感受到政治主体需要不断扩大到身份下层的民众中去的迫切性，“虽说是御一新（即明治维新），不过就两千人尽力而已”，“中人以下”之国民，“只管安心于等待目前之人情，察百年之利害而尽力者万人中难有一人”。木户将五条誓文第一条“兴列侯会议”改为“广兴公议”，指出“可决万机公论”，期待公议能发挥不断扩大政治主体、否定诸侯权力最后确立中央国家主权的积极作用。为此，他提出了如下大胆设想：“然若解天下一般人民从来之束缚，让其各自拥有自由之权，朝廷之政自然单独运营之时，则诸藩无法守住旧习，随后可成附和朝廷之状。”^注249这里，他表达了通过解放国民的政治能量、依靠其力量来最终破坏旧体制的设想。这与大久保利通将民众看作“气性薄弱”、“无气无力之人民”，^注250以强调政府强力领导的必要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木户孝允的思想与福泽谕吉在此前后发表的《劝学篇》有共通之处。福泽提出了“一身独立而后一国独立”的纲领，指出了“无独立之气力者思国不深切”。木户与福泽往来频繁，^注251可以猜测，他应是受到了福泽思想的影响。

（二）发展小学教育，渐进地培养适应现代化的国民

木户孝允在1869～1871年间曾提出了国民教育的种种提案，其特点是从国家统一、富国强兵、皇国维持的视野来发展民众教育和学校组织的，具有相当现实的政治意图。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成为时代之流。木户毫不怀疑国民具有自发适应近代化的能力，但他注意到这种风潮所带来的重大弊害，国民“只满足于今日之私利”，社会弥漫着“侥幸之心”和“轻躁浮薄之风”。^注252他最担心这种风潮要将国民推向与维新变革理念不同的方向上去：“不顾二十年来千辛万苦之境”，“爱国之心淡薄”。为避免这种弊害，将国家导向“真之开化”，必须切实使国民全体适应近代化。他将这种希望寄托于小学教育之中。

在《以普通教育之振兴为急务的建议书案》中，木户孝允指出：“考虑将来形势之官僚，应知一般民众无识贫弱，终至今日之体面不存……原来国之富强在于人民之富强，一般人民不脱离无识贫弱之境时，王政维新之美名必失其实，进而期望一般人民之智识进步，法文明各国之规则，渐在全国振兴学校，大事教育，此今日之一大急务也。”^注253此建议书否定了只以“二三英豪”就决定之事，大胆地提出了“一般人民之智识进步”，人民之力被认为是国家富强的推动力。建议书还指出了只要“王政之专压”继续，“人民之无识贫弱”也继续，国家富强就无法实现。木户指出：“皇国今日之人情规模尤其狭小，只探人之非，妒人之能……只将目光放在国内，不知宇内之大势对我皇国之紧急。”^注254他将封建制度下横的地方割据与纵的身份隔离相互结合产生的国民的宗派主义看作“无识贫弱”，“以万国之眼观之，皇国之诸事不过是十岁或十一二岁的小儿所为”。^注255对此，木户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认为为了改变民众的封闭和被动状态，须在全国设立学校。“我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文明，我今日之开化也非真开化，十年之后防其病，只有创办学校之真学校。”^注256他采取开放渐进的立场，从“人”的观点出发，指出“国由人成立，若要一点点切实渐进，不要退步，便是总体之幸福”，因此对国民应该“推进一般之开化，启发一般之人智”。^注257进而，他提出了对于小学教育的构想，认为在教育内容上应特别强调“修身之学要达到欧洲之十倍”^注258，并急切地对文部省也提出了“振兴忠义仁礼之风的教育”，认为这样就能填补伴随开化而来的精神空虚，进而生出爱国之心。^注259

创办学校，全民就学，成为木户孝允创造国民教育的辉煌道标。他对国民进步十分期待，“再没有比看到小学校的少年进步更让人高兴之时了”^注260，日本会因此渐进实现现代化，并一定会产生“世界上最有内涵的人”^注261。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彼时西方与日本之差只在“学与不学而已”，从而显示出其不盲目追随西方文明，而是以国家对外独立为目的选择近代化道路的主体性。(www.xing528.com)

（三）制定政规法典，形成和谐一致的国民

制定“正是非曲直，使千载亿兆立于无误之基础”^注262的律法是木户孝允所提出的消除文明开化之弊的核心措施之一。赴欧美考察的木户深感“彼等之宗教密布于农村”，并注意到个人的精神生活才是从根本上支持开化的事实。他在考察中所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要根据国家的义务和策略来安排处理问题的“次序”。为避免波兰的悲剧，木户认为，必须要形成自发地与“君”和谐一致的国民。引进立宪制度，通过制定“政规法典”来解决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达到这个目的。针对现实中政府虽不断呼吁“一君万民”，但人民仍然处于无权地位，除少数人外，普通民众没有政治要求的现状，他将立宪政治描绘成将来唤醒人民自发性的一种媒介。1873年7月和9月，他还草拟了关于制定宪法的意见书，强调以国会为中介来统一人民的必要性。

（四）通过地方自治，逐步培养有参与意识的国民

木户孝允预测未来国民的政治参与度将会增强，指出：“他日，随着人民之智识的愈益进步，人民就愈益希望获得自主自由权，应该按照各国之体制，开设下院，或为国民代表参加政府议论。到那时，政府并无抑制之道理。”^注263在木户看来，只有地方自治才能伸张国民之气象，只要重视以教育、近代化和自治来涵养民众政治能力，届时便可以期望有国民切实的政治参加。^注264

木户孝允将积累地方自治以后的国家发展和富国强兵作为理想。“关于一般民众，减其租税，使其致富劝业，各自自由之道理，若能有一人对一村、一村对一郡、一郡对一国、一国及至全国富强的基本变化，就尽到了永恒的诚心。”“道路、堤防、桥梁等以及各县应课民之物，在町就町议，在村就村议，众心一同……他年要进行这种整合，渐进至区会、县会终至国会。”^注265

民众获得教养和自治能力，通过议会制度将国家权力逐渐委让给国民，这便是木户孝允的设想和期望。但1877年木户去世，他永远失去了亲身实现上述构想的机会，其具体措施之后就不得不有赖于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了。

总之，在皇国维持、富国强兵和国家统一的目标下，倡导公议、启蒙民众开设小学校、制定法规政典以及实行地方自治，这便是木户孝允关于铸造国民的构想。作为维新时期的政治家，其构想始终服从于明治初期国家体制构建的大框架，他所讲的“国民”最重要的含义，是在于形成为国承担义务的“无私”的“国民”，“人民之所以为人民者，乃为国家尽其义务也。”应该说，木户孝允的思想体系虽不及福泽谕吉，其社会效应和渗透的深远程度也不及森有礼的教育政策，但是具有上述二人无法企及的宏观决策和战略意义，成为引领和推动日本走向国民国家的大智慧。

在木户孝允那里，“皇国维持”是确定不移的、无条件的。与其反抗该框架，不如依赖它，采取引导民众政治意识的启蒙方法，通过具有自我思考、自我意志、对自己的判断能承担责任的民众教育来形成“自由的、独立的、自治的人格”。但是，这种民众教育之根本，仍然保留着“虽望文明开化之域，自己皇国还是皇国，有万世不可更换之体”^注266的信念，“君臣之道，与西洋日新国不可同日而论”^注267。木户的国民构想所潜伏的最大“毒素”便在这里。当“将天朝作为一名物和心得”、“公然议论共和政治”、“连路上的小孩都可以谈论权利”——这些自由民权思想出现于眼前之时，自由民权运动就极大地动摇了绝对主义国家权力之基础，成为“皇国维持”目标之大威胁。此时，木户当然就要提议“孔夫子之学”，“修身学要是欧洲的十倍”了。

正因如此，信夫清三郎评价木户孝允“是当时政治家中最善于作理性思维的人”。他以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和莫贝乌（又称“莫普”，Ren Nicolas Charles Augustin de Maupéou）比喻福泽谕吉和木户孝允，指出日本的绝对主义从“启蒙绝对主义”向“立宪绝对主义”过渡，在木户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注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