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有礼所构想的近代日本国民形象及其负面影响

森有礼的思想迎合了明治中期日本国家确立近代性及日本自身主体性的需要，相关政策的推行又对之后日本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它主要体现在：

（一）对“非国民”的排除堵死了日本与其他共同体对话的道路，强化了自身的封闭性，为日本以侵略他国来形成自身国民提供了思想向导

森有礼为了创造国民的主体，在确立近代国家的“大义”之下，对国家思想淡薄者，即不想成为国民主体的人采取了不容忍的态度。“均质化国民”即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种态度表现在国际上，就是他在批判西洋列强的“友强拒弱”和“技巧权谋”的同时又认为，对于不想成为由近代国际社会成员之一的朝鲜没有必要使用万国公法，将日本强加给朝鲜的不平等条约看作“最高的幸福”。这种排除“非国民”、“非文明国”的做法，显示了其国民主体形成的构想具有排斥和否定他者的特点。这种思想无疑是与当时日本国内已经抬头的弱肉强食、脱亚入欧的舆论氛围是吻合的。其结果便是，对他者的不宽容逐渐演变成对他者的肆意侵略，从而堵死了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相互交流、沟通、和解的可能性。

1889年2月11日，国粹主义者西野文太郎听信森有礼有轻视天皇权威行为的谣言，认为他动摇了对日本人的认同，从而将其作为“非国民”的异质加以暗杀。以创造日本国民主体为一生课题的森有礼，到最后却成为被排除的“非国民”，这也是对于其“对非国民加以排除”思想的最大反讽。

（二）客观上散布了为国家“杀人成仁”和“为国而死”的意识形态

在森有礼的思想中，国民对死的自觉是不可少的，国民置于比家族成员更优先的位置。丧失家族成员之悲痛，要服从于为国牺牲之伟大。为创造这样的国民觉悟，政府应该实施相应的政策。森有礼的兵式体操理论以及前述教育者有必要服兵役的言论，就是建立在预设战争的基础上的，即有了对外威胁就想起要完成国民的重要任务，从而参加战争保卫国家。为让所有的国民自觉认识到为国拼命而战是意义深远的国民义务，他谈到了作为军人母亲的觉悟。森有礼认为对母亲来说，要超越对儿子的私的情感，将其提高到“国家公利的情操”这一更高层次上，在教育儿子好好完成作为国民服兵役乃至为国家而死的光荣义务。要对父亲进行“国民教育”和“国民启蒙”，教育他们应“以自己的儿子为国战死而骄傲”。森有礼的上述思想和政策，在国民统合程度较低的明治中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客观上散布了所谓为国家“杀人成仁”和“为国而死”的意识形态，为以后日本战时动员的策略提供了基础。酒井直树曾指出：“在观念上，散布着这样的理想——通过杀人确保共同性，以自己为了同胞而杀人的犯罪方法建立起国民共同体。”^注242(www.xing528.com)

（三）实施师范教育和兵式体操等一系列规训，在规范人身体的同时也禁锢了人的思想和灵魂，从而为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推行奠定了民众基础

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在其著作中引用塞尔万（Servan）的话：“愚蠢的专制君主或许用铁锁捆绑了奴隶，但真的政治家是用他们自身所抱有的观念之锁链来束缚他们。而且这种锁链，对我们来说只要不清楚其构成，只要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自己做成的，就会逐渐成为更加牢靠的锁链。……最坚固的帝国（即人的支配）不可动摇的基础，是建筑在柔软的脑纤维之上的。”^注243 根据福柯的理论，“规训”就是对身体运用（包括体力）的严密管束的方法，不只是为了让别人去做他想做的事，还要通过技术手段，按照其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他人行动，并研究怎样才能掌握他们的身体。通过对身体的构成要素、动作、行为的强制，“人体被包含在权力装置中，这种装置对人体进行检查、分解和再构成”——这就是权力力学的“政治解剖”。这种规训，就是要制造出“驯顺”的身体。^注244规训要求特定的封闭场所，从修道院到寄宿制度的学校、军营、工厂和医院。每个人被看作可视性的存在，每个人的意志沟通被遮蔽，可以进行个人行为的监视、评价和奖惩以及每个人的质、量差异的测定。可以说，规训造就了成为监视、评价、处罚目标的个人。

参考福柯的“规训”的权力概念，就能够理解森有礼师范学校政策和兵式体操论等种种方法：军营化的、封闭的宿舍，狭小的共同寝室，对个人被固定化空间的分配，始终处于舍监的监视之中，从衣服的折叠方式到桌上书的摆放方法等进行细微规定，采用“师范生秘密忠告法”实施相互监视，用喇叭的声音来区分时间，采用影响毕业生出路的“行为证书”等进行奖惩的方法，“教室外的教育”则对学生坐姿、进出、衣食、起卧等都进行了详尽规范。以上这些，都被说成是“要体验规范”，兵式体操的宗旨就是“给予学生规范的习惯”，学校则成为规训的空间。学生通过服从，体验规范，养成顺从的习惯，就可以成为自觉的有秩序存在的“主体”。这种做法，符合森有礼培养学生“规范的习惯”不是“他律的强制”，而是创造出自律的主体的一贯思想。通过这种方式，个人会经常提醒自己，我的身体是我个人的同时，它还是为了我所属的学校、职场、军队以及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

森有礼的上述思想和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便是强制性地造成了民众的臣民化状态。尽管他认为这是国民主体形成的重要途径，但臣民化的民众为天皇制国家主义推行奠定了民众基础。在“二战”后，森有礼的思想被认为是国家主义的始作俑者而遭到了严厉批判。武田清子指出：“森有礼的文教政策所形成的教育，是要形成一个只需在国家富强方面发挥作用、作为国家工具而存在的人物形象而已。个性的尊重、主动性的形成、人格的自我形成等现代教育思想的特色，在其人性论中并没有留有余地，采用的教育方法不过是军队式的千篇一律、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机械人的制造方法。在真正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欠缺人性论的观点。日本国民的人性形成这一最重要的课题，被从属于国家目的，而且是作为奉献工具的教育人物模具和机械的制造法急性处理的结果。其结果，是在近代日本历史上长久地留下了‘丧失人性’的悔恨。”^注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