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国民构想的鲜明特点

与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福泽谕吉的思想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一）敏锐性、系统性和启蒙性

所谓敏锐性是指其率先意识到了国民铸造对于近代日本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应该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应该尽国民应尽的义务”。^注176在福泽谕吉倡导独立自尊之前，民众大多数只作为政治统治的单纯客体存在，对所给予的秩序只知道逆来顺受，环境的变化对他们来讲只是周围的变化而不是其自身的变化。从将秩序一味看作外来给予而接受的人，转换为能动地参与秩序的人，只有个人具有主体自由才可能实现，^注177而“独立自尊”当然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意味着个人的自主性。福泽谕吉看到日本传统的国民意识中最缺少的就是自主的人格精神，完全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显示出其思想极强的敏锐性。

所谓系统性是指其著述甚丰，内容涉及面广，涉及国民铸造的概念、必要性、途径和承担主体等方面，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即要以个人的独立自尊为前提，以国家的独立为目的，以士族为主体，以实学、智德和公议为途径，铸造能够为国舍身的人。他第一次明确了国民的概念，提出国民是“没有贵贱上下之分”的“国家中的人”，“不是政府的玩具，也不是政府的刺”，是“将国家扛在自己身上”的具有报国大义的主体。在其国民概念形成前后，以废藩置县的《户籍法》为契机，政府法令中开始普遍采用“国民”一词，^注178在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中，还没有人像福泽谕吉这样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作用的独特性具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并对政府的位置、态度和执政方式等进行过如此深入的思考。丸山真男由此赞扬福泽谕吉是“在依旧存在的国际重压中，挑战‘让全国人民的大脑中都抱有国家意识’这一‘切实课题’的伟大思想家”^注179。

而启蒙性则是指其站在世界史和文明史高度，运用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赋予“国民”时代内涵，并通过一系列社会活动实施了对日本民众的思想启蒙。“想要废除数百年来的旧习，不得不割断人情，而割断人情的利器只有成为普遍道理的学说。”^注180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他心目中的国民具有独立自尊、责任与义务兼备的近代人格，引领近代日本摆脱传统的国民观念，完成了其向近代价值体系的转换。丸山真男将其思想启蒙定位为“为了独立自尊的市民精神的斗争”和“为了市民的自由的斗争”，^注181认为福泽谕吉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在个人的深层自由中传播国家”，扮演了文化巨匠的角色。^注182梁启超也评论道：“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注183其思想之影响涉及政府和民众两方面：

首先，颁布了《学制》。1872年文部省颁布的《学制布告》^注184以宣传新国民教育理念、提倡国民皆学、教育机会均等为目标，清楚地体现了福泽谕吉思想对政府的影响。《学制》首创的日本义务教育制度，其基调和《劝学篇》强调的学问与出身立世相联系以及学问应是实学的观点相一致。《学制》的精神还通过各地方官厅、各府县的就学告谕和开设的学校普及于全国。中央和地方官府广泛阅读、接受和利用福泽谕吉的思想，其著作被作为教科书发行使用，以致有“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注185的说法。

其次，启发了民众的自由民权思想。不少人因为阅读了福泽谕吉的著作，精神上受到极大启发。或者树立了自由民权思想，或者参加了自由民权运动，或让自己的子女上庆应义塾，或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其人生由此具有了新的出发点。对于农民来说，福泽谕吉极富激励性的论述，例如“今天的普通百姓，明天也许成为参议员，去年的大夫，今年会成为町人。贵贱更替，贫富轮回，世间之事实在有趣……富贵之门是敞开的”，等等，给他们增添了极大的生活勇气。他在《劝学篇》里称赞日本民间流传的农民运动的领袖佐仓宗五郎，认为自古以来“主张人民的权利，提倡真理，进谏政府，终于舍身成仁而无愧于世的”^注186，只有他一人，高度评价他为捍卫民众革命而献身的精神。这使福泽谕吉在农民心目中也成为与佐仓宗五郎一样的崇拜对象。鹿野正直在其著作中用“小川金平”、“林金兵卫”等事例说明了福泽谕吉的著作和思想的影响，“这些实例告诉我们，他的思想以远远超过其他思想家的规模，直接浸入国民的心中，起到了使自由、独立的观念与日本实际相结合、灵活移植近代文明的功能。”^注187井上毅在一份文件中说：“福泽谕吉的著作每出一本，天下少年糜然遵循，似扎根脑中，浸入肺腑，父不能制子，兄不能禁弟，这种影响岂是布告号令所能挽回的？”^注188石井南桥也指出，由于福泽的影响力，“‘权理’（当时将权利当作权理）这个词，最近广为流行。”^注189 自由民权思想的勃兴及其运动的发展，即是福泽启蒙的最直接成果。

（二）路径明确：从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转变着手铸造国民

除了指出“求实学”、“长智德”的基本方向外，福泽谕吉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之一，还在于他通过对日本人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态度的透彻批判，提供了铸造近代日本国民的重要途径。

1.主张从一切“惑溺”（指没有主体性的轻信轻疑）中解放出来，倡导“怀疑”的美德

在福泽谕吉看来，具有主体性是民众素质的最重要部分，学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从轻信中解放出来，敢于怀疑，是人独立和解放的标志之一。他批判过去的教育培养的是“被人治的小人”，是“站在好政府之下蒙受好政府德泽的人民”。他认为，欧洲思想家以“人权”、“契约”为武器，承认和鼓励人的独立性，而日本历史上既没有形成过这种“人权”，也不曾订立过这种“契约”。“这个世界史的课题在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才第一次被提出来，到了此时，日本的思想界才开始探求人权和契约”的成立根源。^注190

2.强调开展讨论和举行会议的重要意义

在西方，许多民众自发通过演说和议论等方式参与公共事务，议会政治就是民众在各个领域自发结社和讨论的“习惯”在政治领域的表现。福泽谕吉受基佐（Fran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密尔、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思想的影响很大，因此他在《劝学篇》中大力提倡演说，认为西方盛行的“人民的会议、社友的演讲”等是促进人民相互交流的手段，有利于民众养成当众发表意见的风气。福泽想使日本民众也养成这种社会风气，并将此作为国民铸造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在庆应义塾内部举办演讲会，建立演说馆。森有礼、福泽谕吉等创办的“明六社”的社会活动也主要是召开演说会，《明六杂志》刊登的都是社员的演说笔记，这对日本人的思想革新造成了很大影响。通过演说来启蒙群众，通过讨论承认不同意见，这种方式开始为人们所接受。(www.xing528.com)

此外，福泽谕吉还提出了“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国内围绕开设议院问题而展开的大论战。这刺激了人民对政治的关心，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提倡自由民权的政治团体，它们以民众名义开展活动，并逐步发展成社会运动。

3.倡导树立男女之间的新伦理

福泽谕吉将男女平等作为形成国民的基础性工作，对以男尊女卑为天经地义的旧风气进行了大胆批判。在《劝学篇》中，他进一步阐述其尊重妇女的观念，“须知生存于人世间的，男的也是人，女的也是人。”^注191福泽认为应该改变日本妇女地位低下的局面，给予妇女财产权和更多的自由，将夫妻间平等的原则确立为家庭的根本，并极力主张一夫一妻制，建立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此外，他还在家中带头实行男女平等观，将自己的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平等对待。

（三）亲身实践：以私的立场推动国民的铸造

福泽谕吉的国民铸造是从自身开始的。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以个人的立场推动着铸造国民的实践。新政权成立时，福泽辞去幕臣职务，坚持不入仕，选择了“放下双刀，读书度日”的生活和在政府之外的私立立场，确立了自己作为边缘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废刀节酒的生活方式，从自己内心开始“清除奴隶之心”，这便是卢梭所谓通过“自我革命”实现从内心到生活的全局性变革，也正是福泽谕吉“一身独立”思想的基础。福泽谕吉的观点是，要铸造国民，必须要“走在别人前面”，“让自己来开私立的先河”^注192。

与新政府的官僚大多埋头于制度改革的调查、立案不同，为创造出独立的个人和自发的结社，福泽谕吉创办了庆应义塾。对他来讲，庆应义塾就是由志同道合的独立的个人的“约束”而结成的集团原型，目的是培养有自由精神的人才，实现学问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独立。福泽谕吉想通过私立的庆应义塾，通过教育和出版，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他的这一运动开了日本私立大学的先河。此后，同为私立大学的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小野梓所提出的“国民的独立是一国独立的基础，国民精神的独立又是国民独立的根基。由于国民精神的独立又发端于学问的独立，故国欲独立首先学问必须独立”^注193，其思想来源就是福泽谕吉。福泽引进了维兰德的《道德科学》，采用英美两国的启蒙教育方法，还为庆应义塾制定了“社中约束”。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他接受维兰德“道德科学纲要”后的产物，同时也是对维兰德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论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的产物。

设立庆应义塾既是开启了日本私立大学的先河，同时也首开日本演讲、议论的先河，不只在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在政治上具有典型意义。在福泽谕吉六十岁诞辰的庆贺晚会上，他坦言,将长年在无知识状态中昏睡的无气力的愚民改变成洋洋大观的新社会的担当者国民，将奉行锁国主义的东洋小国变化为充满活力的独立国是自己一生的“作业”。^注194在这个意义上，福泽被称为“知性的使命预言家”和“维新最大的指导者”，确实是名副其实的。

（四）前后矛盾：铸造国民思想的本质转变

福泽谕吉的早期思想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国家的独立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为了加强国权，必须推进国民的文明，也就是必须扩大民权。扩大民权，培养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国民，是加强国权的前提条件。民众和国权在他看来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但自从1881年政变后，其观点为之一变。在《时事小言》中，福泽谕吉强调：“我曾经多次倡导民权论，但却忘记了重大之处。……忘记了什么？这就是没有论及国权问题。”^注195他将原来二者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解为矛盾关系，认为过分强调民权，会导致国内斗争激化，现在应该叫停，由此表现出了批判和压制自由民权运动的态度。“永远充当皇室的羽翼”^注196，这是福泽对民权论者的忠告。

福泽谕吉对国权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在他那里，国权原本只是意味着日本的独立，摆脱不平等条约，确立与欧美列强平等的地位。但不久，他便开始从与欧美列强竞争的角度认识国权，认为“国际交往的根本在于实力”，并要求恢复日本“固有之文明，”^注197大力鼓吹对外扩张，国权也就具有积极对外扩张之含义了。“我们应该认识到，保护亚洲东方乃是我日本的责任”，“国家一旦遭受耻辱，日本全国人民哪怕丢弃性命、一人不剩也不能使国家的威光蒙尘”。这些原本是他从启蒙角度来培养人民爱国心的言论，也反映出其内心要求民众对国家绝对服从的真实想法。这样，福泽谕吉就将民权与国权对立起来，并提出了国权优先的主张。从此，其思想便一直朝着牺牲民权的方向发展下去。

丸山真男是如此谈及福泽思想前后之本质变化的：“……谕吉的国权论渐渐失去了初期的自然法色彩，向‘国家存在理由’的主张转化……但当他看到朝鲜和中国清代儒教主义根深蒂固的现实，并为此感到焦躁和绝望时，又反而产生出一种确信，认为推进东洋近代化的使命应由日本来承担……而且由于在谕吉的思想中，国际关系始终先于国内问题，因此其国权论越发展，其对国内政治的态度便越妥协。无疑，他在抽象的意义上始终坚持了自由进步的原则，但这些原则的具体化日程却因对外问题越来越往后推迟。”^注198福泽思想中这种双重性和矛盾，不仅与同时代的自由民权论者（如中江兆民）具有共性，同时也表现在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日本主义”或“国粹主义”（陆羯南、三宅雪岭等首倡）的思想运动中。

福泽谕吉思想的转变意味着近代日本启蒙时代的结束，之后的日本逐渐放弃了独立自尊的近代性质，很快走向武力扩张和牺牲民权的道路。然而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却超越时空，持续地对近代日本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为启蒙所培养起来的国民精神，在民众斗争中发展，变得更加强韧，更加丰富，远远超过了其母体的界限，从根本上挖掘出其母体所没有接触到的课题。^注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