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从臣民走向国民

（一）幕藩体制下的臣民铸造

一言蔽之，幕藩体制的本质就是在武士阶级掌握土地垄断权的基础上，把日本列岛上的每一个人固定和束缚在某一等级和某一地区，从纵横两方面分而治之的封闭体制。它对于民众的政治意识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由于彻底推进兵农分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世界被明确分开。天皇为太阳后裔，下临人间，授予将军统治大权，将军君临万民，武士辅助将军治理天下。这种政治秩序，经过德川家族的种种神话、文字记载或口口相传，得到民众的承认和臣服。武士阶级把作为政治主体的一切责任担在肩上，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庶民则完全作为政治统治的客体，被动地遵循着所被给予的秩序，其中绝大多数的农民承受着贡租这种外在强加的无可奈何的厄运。他们服从它只是因为“对蛮不讲理的人毫无办法”，而不是从内心对秩序的自觉。“只要年贡交清，百姓心安理得”。商人则被安排在社会的最下层，他们“只知利，不知义，唯以利身为心”，许多人并不要求把通过劳动财富所获得的社会势力推进到政治领域中，而是一味沉溺于官能享乐的世界中，享受着变化无常的私下自由，或者对于现实政治的统治关系，充其量投以心地不正的嘲笑，全然不见将政治秩序作为自我之物积极认同的自觉意识。不具任何公共义务意识，被驱逐于伦理之外，他们对政治“无感”，也是自然的。若按竹越与三郎的观点，“夫以一社会制一社会，以一阶级制一阶级之国，假令有几千万众，假令有善美之法典，此唯是社会，不得称之为民族。人为之阶级全灭，由人民与政府二大要素，组织一国，至此始可称之为一个民族。”^注127这样的分割状况，哪能谈得上是一体的民族？

第二，纵向的身份隔离与横向的地域割据相互纠葛，酿成了特有的地方主义。武士阶级和庶民内部进一步等级区别及其固定化，妨碍了民族统一意识的发展。藩的相互隔离和对立意识超乎想象，“邻藩如隔万里云山，几同外国一般”。各藩之间、各村之间相互隔离的状况使得整个社会不能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生活在这种格局中的认同意识，事实上只能是一种居于狭隘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的藩国意识。松平定信感叹道：“日本人原多狭隘性，所以住在下町的不知山手^注128。走出川崎的人很少，所以认为海就像品川，河川就像大川、玉川。只考虑眼前之事，没有深谋远虑，久之愈加狭隘。”^注129幕府虽然是事实上的中央政权，全国性的市场自江户中期后亦已形成，教育也有较高程度的普及，但江户时代的日本与欧洲的情况相左，“藩即国”的理念带有浓厚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并未将藩视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按照林呈蓉的观点，纵观日本两千多年的历史，多数时候在日本人的脑海里，地方分国的概念是凌驾于统合国家的概念之上的。^注130对一般民众的生活而言，“抽象的遥远日本国”与他们无关，那只是德川家族的问题，自己生活周遭非常具体的村落、邻里（町内会）所结构而成的故里之“国”更具有意义，他们只需要实现对藩国的纳税、务工及不反抗的义务即是合格的藩民。其“国家认同”只是地域层次上的“藩国认同”，抑或更低层次的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对于各藩藩士来讲，其责任意识是以直接的君主为对象，终极的归属集团并非幕府，而是自己所出身的藩。“对幕藩体制下的武士及人民来说，‘国’意味着领主的支配和地域，即等于本藩，并不是指超越藩的日本全体。”^注131所谓奉公，最终没有超出由封建俸禄所结成的个人关系。藩地意识的强烈桎梏，使“脱藩”成为维新志士能够自由从事政治活动的非常手段。

上述体制的特点，决定了德川时代的民众从本质上便是“臣民”——不是作为天子的臣民，而是作为藩属的臣民。身份制度使其自甘为臣，“家臣”、“贱民”、“非人”和“秽多”等词的广泛应用，便是明证。没有自由迁移的权利，没有阶层上升的可能，没有反抗的权利，各安其位，无私奉献，对藩主尽忠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地方分国的政治状态决定了民众的视野只可能停留在自己所生活的藩和村落，难以产生对“日本”国家的认同，而锁国体制和儒学意识形态则进一步强化了上述意识。既无国家观念亦无权利意识，专制政治下臣民的基本要素一一具备。不知世界为何物的懵懂民众，就在这种道德教化下一辈一辈终其天年，尽忠着这个他自身无法掌控的藩国。在这样的民众体认中，在这样的体制架构下，德川幕府保持了两百余年的安定。

明治维新前，这种精神状态已经病入膏肓。幕末外国人的记录中经常有这样的描述——携带双刀的武士充满敌意的目光与一般庶民的友好态度形成鲜明对比。1864年8月，英、美、法、荷联合舰队占领马关炮台的时候，“日本人对于正在作业的人不断显示出极其友好的态度，进而又自愿帮助移动大炮。他们真的非常高兴拆开这种给他们增添麻烦的玩具。”丸山真男评价道，“这种具体的个人之间的亲密感情，只是意识形态以前的自然感情，而不是自觉的国际平等意识。封建制度下的民众仅仅处于政治统治的客体地位，国家意识本来就与他们无关。”^注132这是何等让人尴尬的场景！福泽谕吉也曾指出：“人民……一切只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终日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注133民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等自私自利的禀性，是民众政治能动性长期被否定的必然结果，是长期幕藩统治所结出的精神恶果。作为统治客体，庶民被逼到私生活的狭隘角落，当然不能期待他们具有什么国民的责任意识。

（二）外患：告别臣民的契机(www.xing528.com)

前已述及，丸山真男曾指出，人类因代代定居在固定土地上而自然对其土地乃至风俗所怀有的眷恋——这种本能的乡土爱，即使是培养民族意识的源泉，它也不能很快成为创造政治性民族的力量。走向民族国家，一定要表现为一种决断性行为。……在内部秩序结构不利于国民国家建立的情况下，国家是无法从内部形成国民的，民众的大多数依然维持其自然的、非人格性的存在。这说明政治上的民族意识不是一种自然的、自发性存在，其产生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民族以一些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对以前所依存的环境或多或少地加以自觉的转换，把自己提升为政治上的民族。通常促使这种转换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国势力，即所谓的“外患”。^注134

佩里军舰的到来，既把日本民众意识的四分五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又是使民族统一观念成长发芽的契机。广濑旭庄叹道：“今之尤可忧者，异国也。吾阖国之人心，官有官之心，诸侯有诸侯之心，麾下有麾下之心，诸侯之臣有诸侯之臣之心，农有农之心，工商有工商之心。然往时各安其分，相安无事。然所谓亿万之人有亿万之心者，以之不可胜敌。……今也，官不好战，诸侯好战。麾下之士有好战者，有不好战者。上忧财乏，下惜出财。士好凶年，而工商好丰年，农因贫富不同，或好凶年，或好丰年。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同忧、同乐者极少。如此与异国战，可知其危。方今之急务，乃使人人知异国之大患，一心尽防御之术。”^注135

西方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自1853年起进入日本后，德川政权全然无法应对，地方分国的制度使其无法有效征税，身份制度的桎梏使藩国的臣民无法调动，崛起的新型商人阶层和西欧列强的枪炮也使幕府无法再垄断对外关系。所有存在等级体制之内的诸种对立和矛盾，到了幕末都集中爆发了出来。权力分散、难以举国一致，近世封建制度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

从这个角度看，“黑船来航”实际上意味着由国民国家和殖民主义构成的欧美国际秩序同东亚国际秩序的冲突。“19世纪后逼迫东亚‘开国’的西方压力，是饱经了西方史上也未曾有过的产业革命实践或正在经历这个实践的列强的压力。这种压力不能单纯用狭义的军事侵略来解释，它包含了渗透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社会全部领域的巨大力量。”^注136这种冲突开辟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前者对后者破坏的开始，以及后者由于打破了地区割据和身份制度而迈向“国民”的新“意识”之形成。德富苏峰曾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国外的警报，立即诱发了对外的思想，对外的思想又很快激发了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马上鼓吹起民族的统一……这就是说外国的思想刺激了日本的国家观念。日本的国家观念产生之日，就是各藩的观念灭亡之日。”“各藩的观念灭亡之日，就是封建社会的颠覆之日。”^注137

具有与国家的连带感，形成民族一体化意识，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和个人的独立自尊——作为近代国民的基本要求开始迫切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塑造近代国民，培养民众对于国家的共属意识，关心和参与国家政治，应对外来危机，挽救“日本国”，是幕末知识分子和领导阶层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按照绪论的相关理论，近代国民民族与公民两方面特质的形成，需要国家提供有效措施和制度保证：一是政治力量向国家凝聚；二是向民众渗透国家思想并赋予其基本权利，把国民从以前对国家秩序无责任的被动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政治上动员一切力量。幕府体制本身存在的机理，就是规定垂直式的等级身份制，承认水平式的地域的割据性，自然无力将全体国民的意志集中起来，因此成为了形成民族统一意识和走向民族一体化的最大桎梏，“德川幕府的现实政策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结构，一味地阻止民族统一意识从下面成长起来。”^注138 要告别臣民，铸造时代所需的日本国民，只有摆脱这种历史环境才有可能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