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儒学在近代的统治地位和社会影响

德川幕府禁止了战国时代颇具影响的基督教，将朱子学确定为正统学问，以儒家学说作为文教政策的基础。被称为“官学之祖”的林罗山的思想，是德川初期时代思潮的集中体现。它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五伦道德是近世社会的根本规范。“此五者，自古至今存于天地之间。此道正乃为达道。”“君父之尊，臣子之卑，犹天地之位，不可乱也。然上之心通下，下之情达上，君臣父子之道相行，上下贵贱之义相接，阴阳内外之理相协，乃天道行于上，人伦明于下之所以也。”^注121“上下定，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注122

遵从圣人的教诲、养成德行以治天下是儒学的理想，而圣人的教诲，以君臣关系中的忠和亲子关系中的孝为轴心，忠孝乃儒学德行之根本。忠与义，则是主从意识的核心，所谓“顾其身，得主人，尽奉公之忠，交友厚信，慎独身，专于义”^注123。经过德川时代，武士由在原来领地中从领主那里领取支配权的家臣移住到城下町，变成从主君，一身一家的荣辱兴衰便同自己所属藩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武家和武士间，对藩主的“忠”成为日本式儒学的首要特征。正田健一郎指出，忠对旗本和御家人而言便是对将军的孝，对藩士而言就是对大名的孝。换言之，忠便是对公的孝。“家”仅是一种“以主君为首的经营实体”^注124，而不是作为私有单位存在，也没有上升到近代国家的高度，藩便具有了“亦家亦国”、主君便具有了“亦父亦君”的性质，武士的一切观念与行为便无不带有尽忠奉公的色彩。主君既是一家之主又是一国之主，是不能选择的，“脱藩”受到禁止。武士要维护主君的地位和荣誉，要把对主君的忠诚转化为对藩国即整个集团的忠诚。“主之命则亲之首亦取之”，“离亲子兄弟而立忠”，甚至需要舍生取义，为主君复仇或殉死。“君即便不君，臣亦不可不臣”。藩国能够继存或昌盛，武士的生活、地位和荣誉就有保障。在这里，忠与孝、公与私、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有机地融合到一起。在将军—大名—武士的自上而下的主从关系中，主从意识，包括英雄主义、自律、献身、节欲、忠诚和珍惜名誉等中心价值观念，构成了武士阶级内部价值伦理的基本内容。为家国负责与献身，遂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伦理，这是幕藩体制能够长期维持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儒学思想对近世日本的绝对统治，强化了日本社会的停滞和封闭状态。丸山真男曾指出，德川时代种种的立场乃至学派，除了安藤昌益以外，全都无条件地肯定了封建社会秩序，并大体上把它作为不可缺少的条件来加以论证。这无疑使其社会政治更加呆板化和单调化。^注125福泽谕吉对此深刻地揭示道：“日本的学者被关进政府的牢笼里，他们把这个牢笼当作自己的天地，而在这个小天地里苦闷折腾。”“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性里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正是儒学的学术吗？”^注126总之，这种意识形态下，根本没有国家意识、平等意识和权利观念产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