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自守的锁国制度是幕府对内政策的必然延续，也是幕藩体制特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德川幕府体制建立后，曾自称“大君”，宣称“日本国主源家康已统一全国”，在对外关系上打出了“大君外交”路线。注117但在1624～1641年间，幕府逐步形成锁国体制。幕府发布锁国令，主要内容是：（1）禁止日本人出航海外；（2）禁止基督教；（3）限制外国船的贸易。在与外国船的贸易中，禁止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前来，对于中国船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则只限于在长崎进行贸易。注118锁国令的目的不仅仅是针对基督教的威胁，而是推行“强本弱末”政策——强化作为本的幕府，削弱作为末的诸藩，特别是西部的外样大名，保证幕府能稳固地控制大名。但对外开放和奖励贸易的政策使西部大名强大起来，这与幕府的“强本弱末”政策发生了矛盾，并带来了危险性。幕府曾经禁止建造大船并实行贸易统制，但未能成功地禁止西部大名的贸易活动。有的西部大名为贸易而信奉基督教，幕府便以禁止基督教之名，同时禁止了这些西部大名的贸易活动。
在藩主林立的幕藩体制下，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本质上是专权手段的体现，造成幕府在对外关系上（情报和贸易）的独占局面。这种手段人为地保持了日本封闭的状态，有利于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政权。只有切断日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才能把所有的日本人都封闭在列岛范围内，幕府的各项分而治之的政策才能奏效。凭借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在文化思想方面，日本列岛也萌生了关于“国家意识”的思考，形成了以本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观。继17世纪儒学家熊泽藩山的“身土不二”概念注119之后、山鹿素行的“日本主义”、本居宣长所批评的“慕夏”思想，最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日本思想界试图描绘出以日本为中心的独自的国际秩序——与西欧国家秩序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都不同的大君外交秩序。而18世纪以新井白石、大槻玄泽为代表的兰学者注120从抵抗中华思想的角度，进一步描绘出以日本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各个国家都可把本国视为“中国”，即“中央之国”，强调国家间的自主平等关系，为近代国家意识的崛起埋下了伏笔。(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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