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国民铸造问题的重要性及特殊性

在国民国家建设这一点上，日本是亚洲极具代表性的国家。19世纪中叶，当世界各国在加速发展国际关系和地区性交往之时，日本还在利用地理上孤立的自然条件，强制性地推行锁国政策，维系着长期分裂、各自为政的封建制度，直至1853年的黑船来航。在西方帝国主义面前，它似乎只有与中国等被征服的亚洲国家一样的命运，全无自卫能力而等待着沦为殖民地。但是随后十年的重大决断和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在面临重大国际压力的历史转折关头，相较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同期的历史，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在西方经济和军事技术优势的挑战面前做出如此迅速和成功的反应。“废藩置县、置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政策，将日本从殖民地的危机中挽救出来。日本按照西方样式在幕藩体制基础上迅速建立了近代国民国家，一跃成为东方强国，成为最后抓住时代机遇的幸运儿。其后日本又经历了走向军国主义的重大歧途，但值得惊叹的是，“二战”结束之后不久，它又迅速从战败的深刻挫折中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日本近代国家这样强劲而急速的发展，与近代中国孱弱衰微的发展状况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大都屈服于外来殖民统治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远东的蕞尔岛国，究竟是由怎样的因素推动了近代国家的发展呢？围绕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令人瞩目的国家转型和社会变化，一百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一块充满魅力、引发赞叹、诱导嫌恶的磁石,或者说是由此产生某种混合情感的磁石”^注5，吸引了无数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其持续不断地解读和回答。^注6但正如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所指出的，谁也不能完美地解释清楚到底是哪些特性结合在一起，造成了19世纪日本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极为悬殊的差异。这一问题也是日本人文社科学界研究的热点。^注7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近代国家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它承上启下，使得这一时代的精神结构，几乎蕴含了现代日本人精神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不仅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也为世界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这正是笔者将研究视野集中于该领域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在确定研究问题方面，笔者受两位日本史专家的启发较大，一位是信夫清三郎，另一位则是松本三之介。信夫清三郎曾指出，面对西方强迫开国的压力，幕末（日本德川幕府统治的末期，简称“幕末”，下同）维新史的重要课题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注8它意味着明治政府肩负着创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和形成近代国民的双重任务，即首先是创立新“日本”，其次是形成新“日本人”的问题。^注9而后一课题，则是“使对政治的关心更加渗透到社会底层，并以此把国民从以前对国家秩序无责任的被动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政治上动员一切力量”^注10。松本三之介则将明治时期的国家主义区分为政府主导的国家主义和以国民为中心的国家主义。他指出国民中心的国家主义与自由民权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蕴藏着两种潜在的变化的力量。明治的精神结构，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它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注11此外，读者阅读日本近代史，可以注意到“国民”一词频频出现：“国民国家”、“国民运动”、“国民精神”、“国民组织”、“国民体制”和“国民主义”，等等。“国民”的本来意义是什么？“国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存在？它是怎样被锻造出来的？这一过程有怎样的特点？正因为这样的阅读和联想，使笔者在国民国家的浩瀚领域中将问题聚焦在近代日本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上，探讨日本是怎样铸造近代国民的也即新“日本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