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立宪引发的中国政治变革

在清政府从容的变法期间，帝国主义者的进攻是不若他们那么从容的；他们方在从容不迫地“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帝国主义者要借中国领土东北的一隅作战场了；震动一时的日俄战争，适于此时期之末（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发生。日俄战争第一个远因即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第二个远因即由于庚子的拳乱之役。中日《马关条约》本已将辽东半岛割让于日本了，因李鸿章利用俄国协同德法压迫日本退还，日本已蓄报复之意；及至拳乱当中，俄国乘隙出兵占领东三省，有不肯退出的意思，并且想进图朝鲜，日本便积极准备作战。到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间即以关于东三省及朝鲜问题的谈判破裂，正式宣战。战争的期间延长至一年零四个月，日军节节胜利；到一九〇五年五月底，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舰队也全军覆没了，于是这个震动一时的大战争方告终结。这次战争，关于东西黄白两人种的屈伸自然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在政治主义上也使人对于立宪自由增加一层新信仰。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它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一个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中日与日俄的两次战争便是最明白的证据。在戊戌以前还有人说：

今人动言日本变法，骤致富强，不知日本幸遇我惜兵爱民之中国耳。向使以区区三岛，抗行于穷兵黩武之俄法间，吾知成败之数且有不可逆睹者矣。又使中国虽败，而陆战持久终不言和，则胜败兵家之常，亦不知鹿死谁手矣。（见《郎园书札》）

意思是说：“日本战胜中国，不是因变法战胜的，假若它和俄国或法国战也能取胜，我就相信变法的效力了。”现在公然战胜俄国了，于是反对变法立宪的人也没得话说了。俄国的人民也暴动起来了，俄国的政府也有立宪的表示了，中国还可独居为专制国么？当日俄和议尚未成立的时候，江苏的新党名士张謇便作书去怂恿袁世凯，要他主张立宪，书中说：(www.xing528.com)

……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袁世凯对于张謇的话颇有感动。孙宝琦在驻法公使任内，也以立宪的意思向政府奏请；国内南部的老新党名士，大部分都受了梁启超的言论影响，此倡彼和，于是二三疆吏也相率建议立宪；中枢诸亲贵也知道立宪两字是无可反对的了。西太后紧紧地握着政权在手，就是对于自己的儿子、侄子，正正堂堂坐在皇位上的，尚不肯分让一点实权给他，何况对于人民呢？于是用“今兹未能，请轻之，月攘一鸡”的方法来延搪说，你们说立宪真可以强国么！好，我就派人往立宪各国去考察一考察看。所以在一九〇五年的六七月，便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这是表示要立宪的意思。但是政府表示要立宪，一部分的国民却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宪法了；不惟不愿意接受，并且还要反对。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便被吴樾的炸弹吓退两个（徐世昌、绍英遇炸后，不果行，后改派尚其亨、李盛铎）。吴樾的炸弹，便是国民不承认满清伪立宪的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