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史：复活的新势力以及挫折

梁启超在《清议报壹百册祝辞》里有几句话说：“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相搏相射、短兵紧接、面新陈嬗代之时也。”因为拳乱发生于一九〇〇年，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中国反动的旧势力发泄到最高度的时候。接着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成立）便是新势力复活的时期到了。二十世纪最初的五年间（从《辛丑条约》到日俄战争）可称为中国新势力复活的酝酿时期。此时期与维新运动的初步时期（甲午到戊戌），情势已大不相同。在前期内，因为中日战争把中国的弱点完全暴露，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就无限制地猖獗起来，但是中国大多数人士还只感觉外人的可恶可恨，对于满清政府还不敢藐视。自经过拳乱的大祸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颇起了一点戒心，侵略的方法稍稍变了；对于满清朝廷，一面压迫，却又一面加以保持扶植。但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士，却把恨恶外人的心理完全移到清朝廷身上去了；越感觉外人的可怖，就越感觉满清政府的无能。简言之，就是满清政府的信用至此已扫地无存。这便是此时期与前时期情势不同的所在。所以在此时期内，中国必须变法已绝对不成问题，决没有人反对，不若在戊戌以前，尚有许多怀疑的人。此时期所成为问题的，就是戊戌百日维新变法方式尚可以应付当时的潮流，餍足国人的企望否？我们试把此时期由新势力所发动的各种事端观察一下，便可以答复这个疑问。请分国内与留学界两个方面观察。

（一）国内　当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时，拳乱方始萌芽，未几，改名为自立会，谋在长江一带起事。及至六月拳乱大作，北方的名士如严复等也避地南下至上海，唐才常便假保国救时的名义，运动在沪各省的维新志士，开会于张园，名之曰“国会”。到会的名流有容闳、严复、章炳麟、宋恕、吴葆初、张通典、荻保元、马湘伯、戢元丞、文廷式、沈荩、龙泽厚等，共约数百人，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开会的时候，章炳麟当众把辫发剪去，表示对于满清决绝的意思，颇耸动一般人的耳目。其实这种集会，参与的分子很复杂，知道唐、林的秘密的人极少，大多数的会员不过震于“国会”、“民权”等新说，乘兴来会罢了。及至八月，唐才常的自立军在汉口失败，张之洞咨请江督刘坤一查拿“国会”要人，于是与会的名流人人自危，匿居租界，不敢出头，并且有许多人逃往海外出国了，这还是庚子年的事。国内新势力的运动，因此颇受一小挫折。辛丑年一年内，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事端，但由戢元丞在上海创设了一个作新社，从事译著新书，又发行一种《大陆报》月刊，鼓吹革命（秦力山、杨廷楝、杨荫杭等皆属编著人员）。到壬寅年，上海便有所谓中国教育会的创立，发起人为章炳麟、蔡元培、黄宗仰等。恰好在这年，东京留学生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吴敬恒被逐回国，国内南洋公学也发生学生全体罢学的风潮，于是就由所谓教育会的人士章、蔡、黄及吴敬恒等主持成立了一个爱国学社，南京陆师学堂复有一部分的退学生如章士钊、何震生、穆湘瑶、胡敦复等也来加入爱国学社的团体。由此，这个爱国学社就成为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汇集所，张园便成了革命的演说场，《苏报》便成了革命的宣传品（《苏报》初为日本人所创，后湖南衡山人陈范以江西知县因教案落职来上海，感激时愤，遂承办是报。陈能随时势而进步，主办是报约四年，是时由章土钊主笔，风行一时）。到癸卯年春间，便有张园反对桂抚王之春的大会（王之春有借法款假法兵平匪乱之议）；四月，便有张园的拒俄大会（俄人要求改订东三省撤兵条约）；闰五月，便有所谓“《苏报》案”的发生，章炳麟、邹容因此入狱（癸卯年四五月间，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受王之春嘱托，函告苏抚恩寿，谓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苏抚立饬上海道向各国领事照会拿人。各领事业经签名许可，而工部局独不赞成。上海英文《泰晤士报》著论嘉许工部局能主持公道。吕海寰指名逮捕者为蔡元培、吴敬恒、陈范、章炳麟、黄宗仰等。西报对于此事记载甚详，因此被拿者闻之，多向工部局报告姓名、居址，工部局允予特别保护。但至闰五月初，苏抚上海道等称奉清帝谕旨，向租界交涉甚力，遂由租界当局分派中西警探多名，赴爱国学社拘拿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吴、蔡外出，仅捕拿章炳麟一人。又赴《苏报》馆捕拿陈范；陈亦外去，捕去司账员程吉甫一名。邹容闻讯自往捕房投到。蔡元培走柏林，吴敬恒走伦敦，《苏报》被封，爱国学社亦解散），被拘三年。当此案在会审公廨审讯时，清政府所延的律师声称：“陈范住三马路二十号门牌，登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闰月初五，登《论界说康有为与觉罗氏之关系》；五月二十三，登《满人九世深仇》；五月初八，登《客民篇》；五月十四，登《读革命军》，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小不降，总之驱逐满人，匡辅真主’；五月初五，登《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交通外人，能得欢心，可使中外子民轻蔑皇上；五月七日，登‘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以四万万人杀一人，能不快心’；五月初十，登特别要闻，东京留学生捏造上谕。总之，《苏报》污蔑皇上事多，不胜一一指出。中国政府饬拿章炳麟、邹容，因其大逆不道，谋为不轨。其《革命军》一书，第一章叙‘披毛戴角之满洲人，应予杀尽，可比登三十六天堂，升七十二地狱，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第二章有‘革命革命，人心不平，戴满人而为君；满人约五万人，目不识丁者系亲王大臣，唱京调者系将军都统’等语……”观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苏报》的内容，并可知道当时国内新党的言论声势。回溯己亥年，上海爱国志士由经元善、蔡元培所领导的爱国活动，尚以光绪帝的存废问题为中心，现在竟至呼清帝为“小丑”，可想见思想变动的程度了。爱国学社解散，《苏报》被封后，蔡元培、吴敬恒等虽皆去国，章士钊、何靡施、张继、卢和生等又于本年十月在上海组织一个《国民日日报》，声势与《苏报》相同（该报旋因内部发生问题停刊）。从癸卯到甲辰、乙巳的两三年间，上海革命的出版物，如《皇帝魂》，《“〈苏报〉案”纪事》，《国民日日报汇编》，章士钊的《荡虏丛书》，刘光汉的《拟书中国民族志》，陈去病的《秘史》、《陆沈丛书》，苏元瑛的《惨世界》……不下百数十种。革命的思潮逐渐增高。甲辰年九月，便有黄兴等运用会党马福益谋在长沙发难的事（后再详述）；十月有万福华在上海行刺王之春的事。革命的思潮渐渐地要随处表现于行动了。上面所述是二十世纪最初五年间新势力在国内所表现的事端。

（二）留学界　这时候中国往海外留学的以日本为中心。在己、庚二年间，留日学生虽有所谓《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等的刊物，但是学生尚不满百人。到辛丑、壬寅的二年间，中国留日学生骤增至数千人。辛丑年的春间，广东的留日学生郑贯一、李自重、冯斯栾、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等，成立了一个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政府宣告独立。留日的粤侨也有加入的，孙中山时居横滨，极力赞助；中山和粤籍留学生发生密切关系从此始（此时汪精卫、胡汉民尚未到日本）。壬寅年，因各省留学生加多，便在东京神田的骏河台组织留学生会馆。开幕的那天，吴禄贞演说，竟把会馆比美国费府的“独立厅”。本年三月，又发起一个“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发起的宣言由章炳麟所撰，学生报名赴会的数百，拟在上野精养轩举行。驻日公使蔡钧得到此种消息，要求日政府禁止。届时，被日警干涉，赴会的留学生都愤激而散。几个月后，又发生与蔡公使冲突的事，原因是吴慕良、蔡锷想以自费入成城军校，蔡钧不肯咨送；湖北留学生监督钱恂和吴汝纶往为关说，都无效；吴敬恒便与孙揆均率同二十余人强邀吴汝纶同往使署要求，坚持至夜半不肯出署；蔡钧唤日警将他们拉出，于是留学生连日结队往使署争闹，蔡钧便嗾使日政府以妨害治安的罪名，把吴敬恒、孙揆均逮捕，押解返国，因此，留学生痛恨清廷的程度又加高一层。到癸卯年的元旦，留学生千余人在骏河台会馆举行团拜礼，蔡公使亦到，马君武、刘成禺等演说满人吞灭中国的历史，主张推倒满清，恢复汉族的主权，满座鼓掌。清宗室长福起而驳辩，被大众呵斥不能成词；蔡公使亦敢怒而不敢言，仅以开除刘成禺的学籍泄愤。到本年四月，因俄人强占东三省，留学界便发起一个拒俄义勇队，旋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举蓝天蔚为队长，报名者达千人，每日操演不懈，后被日政府禁止；众推钮永建、杨标二人回国，往说直督袁世凯请出兵拒俄，留学生愿作前锋，袁拒而不见，反有不利于二人的风说，留学界越加愤恨。到本年冬间，便有革命军事学校的秘密组织，因为当时只有政府派送的官费生可入军校，凡有革命嫌疑的都得不到入军校的机会。孙中山有一位日本朋友日野少佐，是一个军事家，恰好此时中山由安南返日，留学界有革命思想的人共往就商学习军事的问题，便由中山商请日野主持，在东京青山附近秘密组织军事学校，开校约及五月，因故解散。从癸卯到甲辰、乙巳的两三年间，日本留学界的革命书报，如《湖北学生界》、《汉声》、《江苏》、《浙江潮》、《游学译编》、《新湖南》、《猛回头》、《警世钟》、《国民必读》、《最近政见之评决》、《汉帜》、《太平天国战史》、《二十世纪之支那》……好比雨后的春笋，陆续涌出。黄兴、杨笃生、陈天华等所组织的华兴会，也是甲辰年春间在日本成立的。至于欧洲留学界，据吴敬恒说：“戊戌以前甚少，因北洋水师学堂学生三十人皆派于光绪初年，欧洲再有留学生，自一九〇二年（壬寅）始，恒于一九〇三年至英，英止有南洋公学学生数人，闻法、比、德皆有湖北派往之学生。”但此时欧洲留学生虽少，革命的思潮也已经发生。中山说：“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汤芗铭在巴黎割中山的皮包，偷取革命党名册，向驻法公使孙宝琦自首的故事，就在此时发生。上面所述，是二十世纪最初五年间新势力在海外留学界表现的形态。(www.xing528.com)

总括上面两段所记的情事，我们可以答说，戊戌百日维新的变法方式决不可以应付此时的潮流、满足国人的企望了。但是清政府在此时代内的设施却何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