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言论界的骄子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个言论运动家，大概人人都知道的。他在戊戌以前《时务报》时代便已出了名，一般人便以康梁并称。但是戊戌以前的梁启超只能算作康有为的走卒，与徐勤、汪康年、麦孟华辈同在康有为的圈子里过活。他的思想议论纯粹是康的思想议论：康有为假公羊、孟子为护符，他也假公羊、孟子为护符；康有为倡保教尊孔，他也说保教尊孔。所以在戊戌以前，只能算是康有为的时代，梁启超还没有独立的位置。戊戌失败后，康的思想始终没有一点变化，梁在日本一面作报，一面习日文读新书，思想言论渐渐地脱离康的羁绊，要立起异来了；丢了公羊、孟子不讲，而讲卢梭、孟德斯鸠、伯理知理……了；不谈保教尊孔，而“论保教非所以尊孔”。梁在日本所办的报，前后共有三个名目，从戊戌十月到辛丑叫《清议报》，壬寅以后叫《新民丛报》，庚戌以后叫《国风报》。若就他的思想议论在学术上的价值说，自然是后胜于前，但就他在中国政治社会上所发生的影响说，却是在《清议报》和壬寅、癸卯间的《新民丛报》时代。这时代的梁启超可算是言论界的骄子；报馆虽在日本，影响及于中国的知识阶级却是非常大。因为自戊戌政变后，国内新生的言论机关受了摧残，己庚之间，上海虽有所谓《亚东时报》、《五洲时报》、《中外大事报》等颇倡新说，但当中国晦盲否塞达于极点的时候，不为人所欢迎，旋兴旋灭。日本留学界在己庚之顷也有所谓《译书汇报》、《国民报》、《开智录》等的发行，颇能介绍西方政治思想，但亦不能持久。独《清议报》继续至三年余，《新民丛报》的生命更长，这是影响较大的一个原因。其次，梁启超的文章魔力也不是当时一般言论家所能及，所谓“笔端恒带情感”，最易激动读者的心弦。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这是它影响较大的又一原因。再其次，梁在这时代所发的议论大约都是趋重打破现状的议论；除了对于光绪帝仍旧称“我皇上”、“我圣主”以外，排满、革命、破坏、暗杀都视为救时之良药（甲辰、乙巳以后，他虽极端反对排满，但在癸卯以前，排满的民族思想常常流露于他的笔端，试通观《饮冰室文集》可知）。我们试看他壬寅年的《新民丛报》中《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所言可知，他说：

……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皆静，而群治必以沈滞矣。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某说部尝言有宿逆旅者，夜见一妇人，摘其头置案上而梳掠之，则大惊；走至他所，见数人聚饮者，语其事，述其异，彼数人者则曰，是何足怪？吾侪皆能焉，乃各摘其头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惊。此吾所谓变骇为习之说也。不宁惟是，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如是相引，以至无穷，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一级，驯至举天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无足以相骇，而人智之程度乃达于极点。……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然则诸君之所以向导国民者可知矣。诸君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若更有可骇之论倍蓰于革命者出焉，则将并革命亦不暇骇，而民权更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某以为报馆之所以导国民者不可不操此术……（这种议论，他在甲辰、乙巳以后是断不肯发出来的。）(www.xing528.com)

他的《清议报》和壬寅、癸卯间的《新民丛报》，确实是运用这种策略去作的。他的目的本不过在君主立宪，他的论议却超过了君主立宪的范围。但是一般读者（除了政府当局）却并不“骇”，不惟不“骇”，并且很欢迎。因为经过反动的大苦痛后，有志的知识界都酝酿着打破现状的潜意识在心里，有触即发，遇到那种声情激越的文字，没有不投袂而起的。这是它影响较大的又一原因。总上面所述三因，梁启超在此时期内，便握言论运动界的牛耳。后来严复骂他，说他“于道徒见一偏，而出言甚易”，又说他“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僩然暗杀，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又说他与康有为是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人（见《学衡》所载严几道与熊纯如书）。这种讥评，虽然未免过当，但在戊戌反动以后的五六年间，梁启超确有唤起青年群趋于打破现状的效力，是不可掩的。所以在本章叙述维新运动再起的发端，就首先将这位言论运动界的骄子略述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