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四百日维新的失败

维新运动在戊戌年春夏之交已经达到最高潮。北京方面，康有为最有力的奥援大约要算徐致靖、杨深秀、杨锐几个人。最初由杨锐打通了高燮曾，上疏极荐，于是始谕令王大臣传康至总署，询问变法事宜；王大臣始取其上年呈请工部代奏之书以上，帝览之，指其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谓军机大臣曰：“康某何不顾死生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然帝不之罪，仍命嗣后康某如有条陈，当即日呈递，毋许扞格，并宣取所著《日本变法》、《俄大彼得传》等书（这事在戊戌年春间，即康有为得到皇帝赏识之始）。不久因徐致靖、杨深秀的先后奏请，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随即谕令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工部主事康有为等，着于本月二十八日召见。旋命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光绪帝本想更重用他，因为此时光绪帝名虽亲政，实际上凡二品以上大员的黜陟，皆须诣颐和园取进止，帝不得自专，故仅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官职。从此所谓新政开始了。举其最要的如下：

（1）命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试策论。

（2）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3）定乡会试随场去取之法，并推行于生童岁科考，又停止朝考。

（4）命删改各衙门则例。(www.xing528.com)

（5）命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

（6）下裁汰冗官令，命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衙门，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并东河总督缺；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之盐道亦均裁撤。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

尚有其他的所谓新政，不必列举。从四月到八月百余日内，要算是康有为最得志的时期，所谓“百日维新”就是这时期。但是在这时期中，康虽得了志，却有最不得志的地方。他虽抓住一个皇帝，但是皇帝上面还有一个西太后，皇帝下面还有一个军机处，北京以外还有一个兵权所寄的直隶总督。他以一个“总理衙门行走”，那能够制服这些人和机关呢？他入总理衙门行走时，西太后便命光绪帝将直隶总督实授荣禄，又命将裕禄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裕禄是西太后所宠信，特把他放在军机处侦探政局内情的。康有为既没有方法抓住军机处，终不能大行其志，于是在七月内得各方的运动保荐，掀动了光绪帝，命“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这是因为光绪帝不敢将军机大臣更换，故特擢此四人作军机处的实际办事员，想把军机处的实权拉过来的方法。梁启超说：“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帝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可见此事的重要。从此凡有奏折，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其余军机大臣就无不侧目而视。但是四卿握权不到十天，有名的大政变就起来了。

当谭、杨、林、刘四卿未入军机以前，有一件革斥礼部六堂官的事，原因是：有一位礼部主事王照向皇帝上书言事，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不肯替他代奏，王照当面责难他们，说他们违背帝旨，于是堂司交哄，闹到光绪帝知道了。光绪帝在此时，也想要借一件事情，黜退几个守旧大臣，立一点威风，便把怀塔布、许应骙并该部侍郎堃岫、溥颋、徐会澧、曾广汉所谓六堂官一齐革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吴稚晖说，礼部六堂官革职的上谕，是康有为在南海馆用客人名片反面写好递入，光绪帝照抄，后来被太后在光绪帝处检得，故愤怒尤甚）。原来怀塔布的妻常在颐和园侍奉西太后，很得西太后的欢心；此事发生，她便向西太后哭诉，说光绪帝将把满人都去了（其实所革六堂官，满汉一律。吴稚晖说，怀塔布的母亲是西太后长亲，哭诉于西太后的是怀之母亲。兹据《崇陵传信录》）；西太后听了她的话，就很不以光绪帝为然了。到四卿入军机后，更触犯了枢辅的嫉忌；而四卿新进气锐，恨不得将诸事立刻加以改革。恽毓鼎说：“四卿愤上之受制，颇有不平语，上手诏答之，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富兵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这便是后来所谓‘衣带诏’。其实据此诏语意，虽有朕位不保之语，并无谋去西太后之意。据十五年二月《申报》所发表《袁世凯戊戌日记》载谭嗣同示彼之谕，语意亦略相同）于是蜚语浸闻于西朝。”诏中所谓“朕位且不保”的话，是因当时已有一种谋废立的风传，即所谓“九月天津阅兵”的阴谋。当时荣禄作直隶总督，节制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并袁世凯的新建军）。西太后不满光绪帝所为，与荣禄密谋，讽御史李盛铎奏请帝奉太后至天津阅兵，于帝至津时，因以兵胁之而行废立。李盛铎奏上，帝请于太后，太后欣然许诺，遂下谕定九月奉太后赴津阅兵。谕下后，废立风说日紧一日。四卿得到上记的手诏，知道光绪帝的地位很危险，一时忙下无计，便想罗致袁世凯去制服荣禄，并以制服西太后。（据梁启超《林旭传》所说，当时林旭独不赞成此计，曾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他们以为：“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他又曾为强学会之赞成员）是可以拉过来的。于是密请皇上，结以恩惠，于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开去其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夜，谭嗣同便去游说袁世凯，要他在九月阅兵时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袁世凯被谭嗣同胁住了，阳为表示同意（关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详情，梁启超《谭嗣同传》内所记，与《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中《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载大致相同，惟袁所记词气间有为自己及荣禄洗刷并表示谭等轻妄之意。请参观梁著谭传并《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但是等到袁世凯请训回津时，事变已经发动了，初六日即下谕抄捕南海馆；说皇帝病了，西太后复行临朝训政。“自四月以来，京师谣言，皆谓帝病重，然帝仍日日召见臣工，固未尝有病，及革礼部六堂官，擢四京卿，怀塔布及御史杨崇伊等先后至天津，谒荣禄，遂相与定谋，檄调聂士成军五千驻天津，又命董福祥军移长辛店，三次急电至总理衙门，言英俄在海参威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天津，请饬袁世凯返津防御。世凯至津，荣禄即乘专车抵京，与怀塔布、许应骙、杨崇伊、张仲炘至颐和园，上封事于太后。请训政太后立命以荣禄之卫兵守禁城，令荣禄仍回津以候召命，会议至夜半而散。翌晨，新党谋围颐和园之谣起（先是太监于茶店中创一种风说，言帝设谋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多深信之，互相传播）。太后垂帘之诏下。”这是《清史纪事本末》所记的。据恽毓鼎所记，则谓：“御史杨崇伊庞鸿书，揣知太后意，潜谋之庆王奕劻，密疏告变，请太后再临朝，袖疏付奕劻转达颐和园。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几为词，临朝训政。”（二者所说略有不同，但无关大旨。不过事变的发表确为初六日，而非初四日，恐恽记有误）这时候康有为已经出京。原来在六月间军机大臣就想把康排去北京，由孙家鼐奏请命康往上海督办官报局（上海官报即由《时务报》改）。但康不愿去，光绪帝也不想他去，命他缓行；及至七月杪八月初，风声日紧，光绪帝连下密谕，要他赶快离京，他才于八月初五离京。初六日下诏捕拿时，他已到了海船上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康弟广仁一齐被拘下狱。张、徐二人一戍边，一永禁；其余六人不久便杀了，所谓“六君子”者便是。康有为的维新工作至此告终；他的政治生命也可说在此时告终了，因为此后，便不是他的时期了（后来的保皇会和复辟运动不过是他的余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