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及中日关系历史发展摘要

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关系虽甚久远，但在清代，两国初无正式的国交；发生正式的国交恰在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时；李氏的政治生命实与中日斗争相终始。自甲午战争失败，李氏在中国政治上的中心位置移交维新党去了。本节就中日斗争的经过，分别略述之。

（一）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发端　日本在明代即屡次侵害中国，现在不必远溯，但就其维新运动开始时略一考察。日本维新志士的老前辈吉田松阴在狱中所著的《幽囚录》中有云：“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发内诸侯，乘间夺加摸察加澳都加，谕琉球朝贡，会同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又其狱是帖中有言：“培养国力，兼弱攻昧，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还有一位佐田信渊（德川时代人）所著的混同政策，略云：“凡侵略他邦之法，必自弱而易取始。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者。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乱可知也。故我帝国何时方能征讨满洲，取得其地，虽未可知，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则无可疑也。夫岂但得满洲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以后，则朝鲜、中国皆次第可图矣。”（以上均见《独立评论》刘叔雅论日本侵略中国的各文所引）

当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日本有一个诸侯岛津氏说：中国以如此大邦，竟为英法所屈，日本为自卫计，宜先发兵略取中国一省——最好是台湾、福建——为根据地，扩张日本的势力，以免英法的东侵。但此时日本的内部也方在幕府专政、封建割据的情形之下，锁国论与开国论竞争得很烈，断无余暇亦断无能力来进图中国，故岛津氏的议论也不过是一种空论。开国论战胜，明治维新的基础既定后，即派柳原前光来中国（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即日本明治三年），求订通商修好条约；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仅允通商，以李鸿章斡旋，始允立约。次年，日本命伊达宗臣为全权大使，与李鸿章订通商修好条约于天津，此为中日两国正式缔交的开始。在此约尚未批准交换时，台湾方面曾有生番杀害琉球难民之事；日政府早有并合琉球的意思，至此并想乘机略取台湾的生番地，归入日本的版图；于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派外务大臣敷岛种臣来中国交换前次所订的条约，乘机向总理衙门提出琉球难民被台湾生番杀害的问题；总理衙门的毛昶熙只顾省事，避免中国的责任，答说：台湾的生番皆属化外，非中国政教所及，其杀人与中国无关。敷岛氏对于毛氏的答语不置辩；次年，日政府便派西乡从道带兵至台湾征讨生番，清政府始悟毛氏前此的答复失计，一面诘问日本，一面派沈葆桢（时为福建船政大臣）督兵入台，促日本撤兵。日本先后派柳原前光、大久保利通来北京交涉，几至决裂，后以英公使调停，由中国赔偿抚恤难民费十万两，并日军在台修治道路及建筑房屋费四十万两，约束生番日后不再加害航民，日本始撤兵。此次交涉，台湾虽得保全，但无意中默认琉球为日本的属邦；日政府即于是年积极进行并吞琉球的计划；琉球屡向中国哀请救援，左宗棠颇主张救援，但以伊犁问题正与俄国发生严重的争议，清廷付之默认，琉球遂入日本的版图，变为日本的一县（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

（二）日本经营朝鲜的发端　日本向台湾、琉球进攻时，同时并已向朝鲜进攻。前次日使因台湾问题在北京与清廷交涉时，便乘间向总理衙门诉说朝鲜对于日本的无礼，希望中国负责，改善朝鲜对日本的关系；总理衙门的人只顾省事，也用避去责任的话答说：朝鲜虽为中国藩属，受册封，奉正朔，但内政、外交皆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日使也默不置辩，回国后，遂与日政府议定以自由行动对付朝鲜。

此时的朝鲜王李熙也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由旁系入继王统，由其父大院君握权（李熙继统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大院君是一个最顽固的持锁国论者。日本于明治建元时，遣使通旧好，大院君因日本国书中称大日本皇帝，拒不受，并以日本开国维新，用夷狄之法，尤至深痛恶，布告国人不许与日本人交际，故有日使向中国前述之诉说。在日使未来中国以前，急进的侵略派如西乡隆盛等已大唱征韩之论；及得到中国总理衙门不负责任的答语，积极进攻的方针遂定。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日政府派兵舰测量朝鲜及中国辽东半岛沿岸各地，过朝鲜江华湾，下小艇，溯汉江，被阻；日军开炮，毁岸上炮台，焚永宗城，交涉遂起。日政府旋于次年春初，派黑田清隆、井上馨率军舰六艘、陆军一队入朝鲜，迫胁朝鲜政府与之定约：（1）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与日本平等，彼此互派公使；（2）朝鲜开仁川、元山为商埠；（3）朝鲜沿海各境，准日人自由测量。是即所谓日韩《江华条约》，即法国对于安南的同一办法。当江华事变发生时，日政府曾遣森有礼至中国，向总理衙门告以对于朝鲜的行动意见；恭亲王奕訢答以日本与朝鲜发生问题，宜先向中国交涉，不应直向朝鲜动兵；森有礼说：中国对于朝鲜的内政、外交既听其自主，则日本当然以自主国待之。及《江华条约》发表，中国竟无积极的反抗举动，于是日本第一步的政策成功。

（三）中日两国对于朝鲜的角逐　朝鲜与日本定约，全由受迫所致，故约定后仍倚中国为上国。此后，美国及欧洲各国陆续与朝鲜结通商修好条约，皆由中国介绍，其外交皆由中国指导；欧美各国无不承认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惟日本自与朝鲜订约后，一切交涉皆取直接行动，不认中国有干涉之权。日人在朝鲜曾惹起两次大乱事：一为壬午之乱（一八八二年），一为甲申之乱（一八八四年）。

盖自《江华条约》定后，朝鲜的朝廷也分为新旧两派。新派以金玉均等为主脑，受了日本人的笼络，倚王妃闵族的势力，以抗大院君的旧派；大院君失势退隐，新派势力大张，聘日本人训练新军。一八八二年，因主持新军的金闵党人吞蚀军饷，发生兵乱，大院君谋乘机恢复政权，嗾使乱兵犯王宫，杀闵党要人，并杀训练新军的日本教练官，围攻日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归长崎；日政府派海陆军千余人随花房公使再入朝鲜问罪。中国方面得朝鲜变乱消息，即陆续派丁汝昌、吴长庆率北洋水陆军队数千人偕马建忠入朝鲜。时因安南问题已与法国发生争议，清廷恐日人借端启衅，命马建忠等严重处分乱党，捕大院君送天津，一面向日人调停斡旋；日本拒不受。但中国的军队已经入朝鲜京城，变乱的“张本人”大院君也已经受了中国的处分，日人仅得向朝鲜责令赔偿谢罪；旋即成立一种议和条约：（1）由朝鲜赔偿抚恤费五万，军费五十万；（2）允日本驻兵朝鲜京城，护卫使馆，兵房设置费由朝鲜负担；（3）遣使往日本谢罪。自此中日两国同有兵驻扎朝鲜，是为壬午之乱的结果。

壬午乱后，清廷对于朝鲜也渐知注意。袁世凯曾随吴长庆军入朝鲜；吴军留驻，袁亦同留，阴与闵族相结托，以防制日本。日本仍用援助朝鲜维新独立之名，笼络朝鲜的所谓新党，挑拨离间，闵族又与新党的金玉均、朴泳孝等势同水火。到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驻朝鲜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见中国因安南问题已与法国开战，便想乘机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是年冬间，竹添氏阴与金、朴等勾结，唆令新党乘邮局开幕宴客之夜即席刺杀闵族要人，于邻近放火；金、朴等赴王宫，矫令请日使带兵入卫王宫，并要杀闵党多人，挟制朝鲜王改组新政府。闵党求援于中国驻军，袁世凯奋勇率兵入王宫讨乱党，竹添氏督军拒战，不能敌，挟朝鲜王逃出宫门，朝鲜王旋逃入袁世凯营中，竹添氏失其所挟，乃自焚日本使馆，走仁川；所谓新党的要人金、朴等皆逃亡日本。日政府闻变，派外务大臣井上馨为全权大使，率海陆援军赴朝鲜；清廷得报，也命吴大徵为钦差大臣，率海陆军向朝鲜进发。井上氏到朝鲜，吴大徵也到了。井上氏与朝鲜政府开谈判，吴大徵想从旁监视，被井上氏拒却；朝鲜政府允偿费、惩凶、谢罪、修复日使馆等屈辱条约而罢。是即所谓甲申之乱。

此次的变乱本为竹添氏投机冒险的行动，初非出于日政府的命令；日政府此时尚无与中国开衅的意思，故结果仅如是而止。次年（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日政府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来中国，商议对于朝鲜的善后问题；清廷命李鸿章与伊藤氏会议于天津，定约三款：

（1）中日两国驻扎朝鲜之军队，各自撤退回国。

（2）朝鲜练兵，中日两国皆不派教练官。

（3）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如须派兵，须先行文知照。

此条约无异承认朝鲜为中日两国共同的保护国。李鸿章因为中法战争尚未结束，国库兵备皆极空虚，故终容纳伊藤氏一部分的主张，结此势力均等的条约。中日战争的伏线即发端于此约。

（四）东学党之乱与中日战争的破裂　自天津定约后八九年间，中日两国表面上无何种冲突。日本鉴于壬午、甲申两次的不成功，注重充实内部的势力，对朝鲜暂以维持条约上的权利而止。朝鲜王廷因金、朴等失败，亡命日本，所谓新党的势力衰落，仍倾心受中国的保护。袁世凯因当“甲申事变”时行动敏捷，为李鸿章所赏识，于天津定约后，奏授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长驻朝鲜；朝鲜对外的一切关系皆受袁监视、指导。日人对袁十分嫉视，一方面拨弄朝鲜的亡命党人金玉均、朴泳孝等阴谋构乱；一方面密派少年军人策士多人，组织所谓“天佑侠团”潜入朝鲜，煽动朝鲜内部的不平份子，破坏秩序，制造出兵的机会。到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春间，发生金玉均、朴泳孝被刺的交涉（金、朴在日本与朝鲜之同党通消息，谋乱，朝鲜王廷不安，乃密遣刺客赴日，谋刺金、朴。金氏被诱至沪，在沪被刺死。朴氏在日，谋刺朴氏之李逸植反被朴氏所捕，与李同谋之刺客权东寿等逃入驻日朝鲜公使馆，日政府直向该使馆索捕权氏等，朝鲜公使俞箕焕愤而归国，日人不顾。金氏在沪被刺后，刺客洪钟宇亦被捕，沪当局以金尸并洪氏解归朝鲜，洪氏受朝鲜王廷庇护，金氏更受戮尸之刑，日人大愤，或主张向朝鲜问罪）。继又发生东学党的乱事，遂为中日战争的直接导火线。

所谓东学党，也是朝鲜的守旧党，其远源起于崔福成，杂取中国儒家及佛老之说，自衍为一派，称东学，以明人伦、诛污吏、救民生相号召。大院君当权时，禁天主教，捕治教党，牵及东学党，党人乔某被杀；至是党人请为乔某昭雪，不许；朝鲜人民为恶政所苦，多思乱，党人乘机煽动，乱事遂起；而从中操纵指挥者则为日本所密派的“天佑侠团”，东学党又实为日人构乱的工具。乱事初起于全罗道之古阜县，渐次蔓延，朝鲜政府剿治无效，乃请援于中国。当金、朴被刺案发生时，传闻日本有派兵入朝鲜之意，李鸿章电驻日中国公使汪凤藻及朝鲜袁世凯探查。袁氏两次回电，一次说：“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本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一次又说：“探大鸟（日本驻朝鲜公使名大鸟圭介）词意，毫无生事端倪，并借风闻有日本兵船数只将来韩，询以有无，大鸟笑答确无，必系谣言等语，似无生衅事。”（此二电均见《李文忠集》电稿中，汪公使复电如何未可知）袁世凯大约相信日本此时尚没有积极进攻朝鲜的可能性。及东学党乱起，李鸿章方在小站一带检阅军队，得报，初亦无派兵助剿的意思。李鸿章四月二十一日电译署，谓：“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俟续信如何再酌。”袁氏在朝鲜电李氏，也说：“未闻日有派兵说。”但是日本实在已想出兵，并且怂恿中国出兵（袁世凯四月二十八日电李鸿章，谓“日使译员郑永邦，以使令来……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等语。三十日，袁氏又电告李，谓：“日使署杉村来晤谈，意亦盼华速代戡乱，并询华允否……杉与凯旧好，察其辞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李鸿章电译署，亦谓驻津日本领事来晤，语意与杉村略同，皆足为日本怂恿中国派兵之证）。李鸿章、袁世凯都相信此时日本尚不至有积极的行动。朝鲜政府向袁氏请求派兵助剿，袁氏告以须由该政府正式具文请求，一面电告李鸿章，谓：“韩廷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乙酉约，华日派兵，只先行文知照，初无华派日亦派之文，日如多事，似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指汉城朝鲜王京）。匪距汉尚远，日兵来，反骚动，韩外署应驳阻，各洋员（指各国驻朝鲜人员）尤不愿日先自扰。”这是袁世凯料度敌人的见解。李鸿章接袁氏转来朝鲜政府正式请兵之电文，便请奏派北洋陆军提督叶志超及总兵聂士成领兵一千五百人入朝鲜，屯驻牙山；一面行文知照日本政府（阴历五月初二日）。中国的知照公文尚未达到日廷，李鸿章在天津已接到日本驻津领事的通知，说日本已派兵入朝鲜保护使署及商民；北京的总理衙门与在朝鲜的袁世凯也同时接到日本派兵的知照。中国派兵仅一千五百人，日本第一批即派出七千余人，直赴朝鲜的首都汉城。原来此时日本已施行宪政，召集国会，伊藤博文为内阁总理大臣，陆奥宗光为外务大臣；国会对于内阁攻击得很利害。袁世凯以为日本的国会方与内阁为难，决不能对外生衅，故有“日本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之语。谁知陆奥氏与伊藤氏等一决定出兵朝鲜，日本国民的视线全集中于对外的问题上面去了。朝鲜的东学党见中日两国皆派大兵到来，便无形消散。中国以乱事既平，要求日本与中国仍照约同时撤兵；日政府不惟不允撤兵，并且更进一步向中国提出共同改革朝鲜的内政案来。陆奥氏逆料中国对于日本的提案必不赞成；不赞成，则取单独的自由行动。李鸿章、袁世凯至此始有点心慌。清廷对于日政府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当然不能赞同；起初以“日本既认朝鲜为自主，即不应干涉其内政”的理由，拒绝日本提案；后见日本继续增兵至朝鲜，李鸿章要求日本先撤兵再议改革。日本坚持不让，进兵愈亟。欧美各国的驻使也颇认日本的行动为过当。此时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各要人唯一的希望，在欧美各国出而干涉日本的行动，俄国尤为李氏等所重视。因为俄国公使起初曾向李氏表示积极干涉的意思，李氏以为俄公使的话十分可靠；英国也颇尽调停之力；美国亦曾忠告日本。但日政府方针既定，不为各国的调停所摇动，对俄略示不侵占朝鲜土地之意，俄国便立于旁观的地位。清廷见日政府的行动日趋强横，忙无主意。空论的书生派一面攻击李鸿章，一面鼓吹增派大兵。总理衙门想增派大兵，又怕激起兵衅；不增兵，而英俄各国的调停又茫无效果。但是他们总梦想英俄各国的调停或者可以生效；李鸿章以误信俄使所表示的原故，尤不愿增兵，惹起战端。袁世凯、叶志超等见日兵陆续增加，占据各要害地点，一面电请将叶军由牙山移近汉城，一面又电请增兵，李氏尚复电令勿轻动，谓和平解决之希望未绝。日本大兵既据汉城，又将各兵事上的扼要地点占领了，便向朝鲜王廷提出强迫改革案，并向驻日英公使间接宣言（因英使从中调停之故），说中国既不赞成改革朝鲜内政，现日本已单独行之，中国若增派援军，即认为有意向日本挑战。这分明是要向中国宣战了。但是李鸿章和平解决的念头还是未断。直到最后，朝鲜王廷全落入日人的手中，预备实行驱逐在朝鲜的中国人员时，李鸿章始奏请下令增派援军八千人，由卫汝贵等统率向平壤进发（据《李文忠集》电稿，增派援军在阴历六月十四日，去交涉开始时已一月有半）。援军派出后，李氏犹电戒叶志超勿轻于开仗（六月十八日，李复叶电谓“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屈，切记勿忘。汝勿性急。顷奉寄谕，亦密嘱此节”，可见清廷与李氏始终无战意）。英俄各使的调停动作也尚未完全终止，李氏犹希望有万一和解的可能。及中国援兵的运送船“高升号”在丰岛附近被日本海军轰沉（并损失护送兵舰二艘），驻牙山的叶军也受日军围攻，始知战事已无可免。(www.xing528.com)

（五）战争的结果　自阴历六月后旬战事破裂，至次年三月初休战条约成立，交战的期间虽有七八个月之久，但胜负的结果早已决定。日军早把军事上的要地占据，中国只能从北部的平壤进兵；日军以汉城为根据地，向平壤取包围的攻击；八月中旬，中国的陆军由平壤溃退。丁汝昌统率海军舰队十二艘，与日本舰队相遇于大东沟附近，苦战半日，中国的舰队仅存八艘，且皆受损伤，退归旅顺船坞修理；后移守威海卫，不敢复出，黄海的制海权全归于日本。日军自陆海两方得胜后，步步进逼，至十月中，旅顺、大连及奉天东南各要地悉被日军所占领。十二月，日军别队由山东荣成湾上陆，进图威海卫。丁汝昌率北洋各残舰死守，将卒皆不用命。至次年正月，日军招降，丁汝昌不屈，服毒自尽，部将遂以舰队及威海卫降于日军。中国的主战派当交涉逼紧时，气焰万丈，肆口攻诋李鸿章，鼓吹开战，到了旅顺、威海卫以次失守，渐渐丧胆。李鸿章受了清廷的革职处罚，一面还是要经营战守，一面仍不断地运动欧美各国公使向日本调停，求休战议和，皆无效。后以美国的诚意调停介绍，日本始略略表示可和意。清廷初派张荫桓、邵友濂二人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请和。日政府以二人所受文凭不合全权资格，拒不与议，无结果而回。李鸿章此时已为一般的所谓公论所唾骂，故清廷起初不想用他为议和专使，及张、邵二人被拒后，始任李为议和全权大臣。李于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中抵日本马关。日政府起初提出严重的休战条款，尚未成议，李鸿章忽被一日本小民小山丰太郎（一名小山六之介）所刺伤；日政府恐受世界各国的舆论所责难，始允无条件休战（休战期限仅二十一日）。旋于休战期内，成立和约二十一款，其最要各点如下：

（1）中国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

（2）中国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与日本。

（3）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4）中日两国以前所订条约一概废弃，另订新约，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现在约章为基础，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5）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得自由从事各种制造工业；各种机器仅纳入口税，得自由装运入口；日本人在中国内地制造之货物，其一切课税均照日本输入货物之例办理，享受一切优例豁免。

前例最后一项为中国国民经济上的最大致命伤；西方的帝国主义者屡次压迫中国受城下之盟，皆未曾提出如此的条款。自日约中有此条款，各国皆援最惠国待遇之例一并共享，于是，中国工业全被东西帝国主义的资本所压倒，不能抬头。此时中国处于战败的地位，已全无抵抗之实力，休战的限期又极短促，李鸿章无法，只得一一俯首承受。但是他知道俄国对于朝鲜东三省皆有野心，一面与日本磋商和议，一面将日本所提出的要求条款通知北京各外国公使，以激动各国的嫉妒心，引起干涉。及约文公表，俄国果约同德法各国出而干涉，迫令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中国；日本暂时无力抵抗，也只得俯从。李鸿章一生“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仅于此略略发生一点效力。但是此后的问题却更难应付了；辽东半岛的名义虽仍为中国所保留，不久，俄索旅大，德索胶澳，法索广州湾，英索威海卫，中国亦无不俯首屈从，日俄战争的大祸也伏机于此。

（六）中国失败的原因　此次战争失败的原因详细地分析起来有许多种，但概括地说，不外下面的几点。

（甲）腐败。这个腐败的病，从西太后起一直到最下级的小官吏，能免了的很少。西太后除了移用国家正当的军政费供自己个人的快乐外，又率领宫廷内的妃嫔及阉宦小人，相率出卖官缺，于是上行下效，凡供给于政府机关的人员，也相率以苞苴贿赂图谋个人位置的维持并升迁。北洋海陆军的重要将领及主管人员多屈身于李莲英的门下称门生。苞苴贿赂品的来源不外刻扣军饷、侵吞公帑，于是弄得军事上的设备窳劣不堪。据英人蒲兰德（Pland）的记述说：在战事发生前两年，汉纳根（在李鸿章部下服务的德国人）便请李鸿章购买多量克鲁伯厂所造的大开花弹，供战斗舰上大炮之用。李氏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是终于不曾实行。不实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主持军需事务的大人物张佩纶反对，说耗费巨款购买这种开花弹，储藏无用，太不合算；实则他所谓不合算，只是他们主管军需的人员的不合算。及到战争破裂时，李鸿章急急忙忙向英德各国添买军需品，各国因为限于守中立的原故，不能明卖；买得了，不易运到。当黄海海战时，至有两艘铁甲战斗舰共同只有三颗大口径的开花弹，因此在大半日的苦战当中，中国战舰所发射的炮都是小口径的炮，大口径的巨炮皆闲搁不能作用，这又安得不失败呢？至于中国自己制造的鱼雷，据严复所说，有用铁渣来代替火药装在里面的，这又安能守护海面呢？海军是李鸿章用全力经营的，内容的腐败如此，陆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当朝鲜问题发生时，李鸿章十二分地不愿有战事，千方百计想用外交手段解决；那些书生参劾他，骂他畏葸，催他出兵，他总是迟疑不决，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弱点的原故。

（乙）不统一。这个不统一的病包括当时政治上的各方面，军事上、外交上、财政上以及其他，无不如一盘散沙。形式上，皇帝握有一切大权，好像十二分地统一；事实上，皇帝只是一个偶像。皇帝上面的西太后只有卖官鬻爵、黜陟官吏的大权，遇有外交问题，令多头并立的总理衙门协议；总理衙门又要与离开北京的北洋大臣或南洋大臣协议。李鸿章有担负外交事实上的责任，却没有主持外交事务的全权；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以外的许多学士们，御史们，尚书、侍郎、督抚们，对于外交问题，差不多人人可以发言，人人可以出主张，外交的全权到底不知道在何人手里。日本只有一个内阁总理，一个外务大臣，只要对付国会一个机关。李鸿章既不是内阁总理，不是外务大臣，要对付许多不负责任散漫庞杂的学士们、御史们以及其他的人；皇帝和太后也到底不知道谁的主张好。从问题发生到问题解决，一时一刻，千变万化，没有一个人今天知道明天如何行动。简单地说，就是自始至终无所谓方针。为什么不能有方针？就是事权不统一的原故。再就军事上说，海军衙门说是管理并指挥全国海军的，但是实际上仅能指挥北洋舰队；若要调遣北洋以外的南洋舰队，就非绕一个弯先打电报和南洋大臣商议不可。即海军衙门的本身，总理之下有两个会办，再加上两个帮办；总理有“权”无“能”，会办、帮办有“能”有“不能”，而“权”则彼此相捋，故在该衙门的自身，事事就不能统一。陆军的不统一，更甚于海军。兵部是配相的机关，各省的兵已经成了各省督抚的兵；李鸿章可以直接调遣的限于北洋的陆军；其他各省的军队虽然可以奏调，但是编制、训练器械既不统一，指挥的将校又各不相习，那种散漫无纪的状况比海军更甚。再就财政上说，户部说是管理全国财政的机关，但是事实上，有钱的机关是各省藩库；各省的督抚，权比户部更重。李鸿章负有支配军事费用的责任，却没有运用全国财政的权力，他所能直接筹备、支配的限于直隶一省的收入。若向他省要钱，必须奏拨，皇帝得奏，例交户部审议；部议准了，再以谕旨下之于指拨的各省；各省有时候也可以托词告乏。所以虽然奏拨准了，还要向指拨各省的主管机关讲人情。对外的问题发生了，说硬话的督抚是很多的，要他们供给军费，就要看对于各该本省的财政活动上有无妨碍。所以李鸿章说他自己是“以直隶一省，当日本全国”，这并不是他掩饰自己过失的话，而是实在的情形。

（丙）总原因。上面两点是就当时政治上所表现的情形分别说的。还有一个总原因，就是日本已经成了一个近代新式国家的组织，政府是一个国民结合体的单位，有一个主脑的神经系，五官、四体运用灵活，无障无碍。中国还是停滞在旧时代中的国家，政府自为政府，人民自为人民；国家的各种机关是皇家的机关；立于皇家最高位的人，又成了没有活动能力、没有灵敏感觉、没有振作精神与纯正德性的偶像；立于这个偶像之下供他役使的人员，无异于衰败之家的奴仆，各图各的利益与快乐，懒惰、偷窃、斗争，无所不为；有一二个忠实有为的人站在里面，想把那个衰落的门楣支撑起来，纵具三头六臂，也无所施其技。当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马关会议彼此应酬的闲谈中，李氏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之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伊藤博文答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语见《中东战记本末》）这虽是应酬的话，却是实情。原来日本所以制胜，因为日本已经过一次政治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维新党先制胜于内，故能制胜于外。中国此时最需要的也是政治革命，但是主持西法的新人物还是拘束在旧偶像之下，不敢作政治革命的活动，内部国民全无整个的活动新精神，对外安得不失败呢？不过有了这一次的失败，旧偶像的威力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政治革命的势力要开始发生了。

注释

①　此处“绵恺”疑误，当作“奕誴”。——编者注

②　此处疑误，当作“直隶总督”。——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