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模仿西法的动机,最早起于鸦片战争结局时。魏源在此时所成的《海国图志》序文内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是模仿西法的动机。因为受鸦片战争的挫败,知道夷人也有夷人的长技,非中国人所能及,非师其长技不足以制之。在洪杨战役中又受了一次英法联军入北京的大耻辱,这种感觉愈加迫切。李鸿章、左宗棠在江浙两省与太平军斗争,除得外国军人的援助外,并得了外国枪炮、轮船种种利器的援助,对于夷之长技,更得了一番实地的经验。李鸿章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致曾国荃的函说:“……此间于三月望日。克复太仓,实借戈登大炮之力。程方忠督所部逼扎昆山城下,该逆死拒不出。中隔大河,无法攻打,仍须参用开花炮或可得手。……”是月中,李氏又两次致书曾国藩,其一次书中说:
……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丁雨生即来监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大约今年底可渐集事。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又一次的书中说:
……洋务最难措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请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酋遂一再展期。此明证也。……
李鸿章倾心西法的精神,在此两书中已经表现得很清白。他以为只要有了开花大炮、轮船两样,便可以对付外人,故他们的西法模仿,便首先锐意于此两样;方在与太平军争斗中便购买造炮机器,设局制造。到一八六五年,便与曾国藩协议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不久后又设分局于金陵)。是为积极地模仿西法之始。此后接续有下列各种的西法模仿事业:
(1)设轮船制造局于福州、马尾(一八六六年由左宗棠奏请设立)。
(2)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初设年岁未详,大约在曾国藩督直时已设立;一八七〇年,李鸿章继任直督,奏请扩充整理)。
(3)派选学生赴美国留学(一八七二年由曾国藩、李鸿章协同奏请而行,是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之始,所派者皆年轻幼童,学问、思想多无根底)。
(4)设轮船招商局(一八七二年)。
(5)筹办铁甲兵船(一八七五年)。
(6)派武并往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又派遣福建船政学生出洋学习(一八七六年是为中国派留欧学生之始)。
(7)购买铁甲兵船,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又设南北洋电报局(一八八〇年)。
(8)设开平矿务商局,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一八八一年)。
(9)筑旅顺军港船坞,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一八八二年)。
(10)设武备学堂于天津(一八八五年)。
(11)成立北洋舰队(一八八八年)。
这些事业,除第三项以前由左宗棠、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计划外,以后各项皆为李氏所经营的事业。李氏对于所谓洋务与西法的心理,可以在他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奏语末段看出,他说:(www.xing528.com)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钱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犹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此臣区区之愚诚所觊幸者也。……
他相信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獉狉之俗好,不过亟则治标,非取外人之长技以为中国之长技不可。故他的洋务事业的范围,不外造船,制械,筑军港,设电报局、招商局、织布局、矿务局。概括地说,不出于军事、经济的两方面,而经济方面又以裕饷为目的,就是兴学堂、派遣留学生,也是全为军事起见,否则为造就翻译通使人才起见。对于政治、教育思想及制度上的根本改进,完全没有梦想过,因为他认定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好的原故。所以梁启超批评他,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见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他所办的事业,郭嵩焘在中法战役以前已知道不是根本救济中国的办法,不能靠着作用,不如日本模仿西法的方针正确。郭氏于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时为中国驻英法公使)在伦敦致书李鸿章说: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十九人;嵩焘所见有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法律。其户部尚书恩屡叶欧摩,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正虑殚千金之技以学屠茏,技成无所用之,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炼冶诸法,及兴修铁道电学,以求实用,仍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别研习。……
郭氏写此书时,正是李鸿章第一次派遣学生到欧洲学习军事及军械方面的艺术;派往德国的几人,由兵弁中选出来的,其他则由福建船厂中附设的船政学堂里(略如今日之职工学校)选出来的。郭氏看到这种办法远不如日本;他又看到外国的长处不仅在船坚炮利,故想劝李鸿章改变方针,把模仿西法的范围扩大。但李氏的答书说:“……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端要,欲舍此而别求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只有尽其力所能为而已。……”梁启超说他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实在不是过当的批评。
但是我们要知道,李鸿章虽然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他还知道一点洋务;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士大夫阶级,连他所知道这一点洋务都根本地不承认。假使李氏再把西法模仿的范围扩大,他必定受人攻击得更利害,甚至于连地位都保不住。同治六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同文馆,廷臣中有人受了曾李一派人的影响的,提议于阁部翰林官中,选年少聪颖者,入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天文、算学、造船、制器诸法。那位讲程朱之学的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向皇帝上奏说:
……数为六艺之一,诚如圣谕为儒者所当知,非歧途可比。惟以臣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捐甚大。……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泣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人,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伏读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谕大学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仰见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复扬其波而张其焰耶。闻夷人传教,尝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学习,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弭隐患,天下幸甚。
还有一位倭仁的同乡、御史张盛藻附和其意,上奏说:
……天文算学,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
这些奏议传出,北京的士大夫人人称赏,说是至理名言。于是凡以“士君子”自尊自重的人,皆以读洋书为耻辱,没有人肯入同文馆,结果同文馆所收的学生,大半是想借当翻译通使谋饭吃的人才,没有远大的志趣思想。
左宗棠在福建设的造船厂,左氏专征西北后交给沈葆桢主持,沈氏也颇能“萧规曹随”,但沈氏没有左氏那样强悍的魄力,蒙受了十分困难。到了一八七二年顷(同治十一年),因为船厂费去的钱很多,而成效又不见得很大,经费又十分支绌,便有人上奏,主张把它停止。清廷提交各疆吏复议,左宗棠闻知,在西北一再陈奏力争,李鸿章也极力反对停止,才勉强维持下去。李氏反对停止的奏语说:
……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而通商……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利,故能横行于中国;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攘外;此停止制造轮船之议所由来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可见,李鸿章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是一个有特别见解的人物;他知道此时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一般士大夫还是睡在梦里,口喊要攘夷,要驱逐洋人出境,不许学洋文、读洋书。外国人修成了的一段淞沪铁路,迫着政府出钱购回,把它拆毁,连铁轨都要丢到海里去(此光绪初年事)。因为他们认为火车、轮船为世界上最不祥之物,是洋鬼子的奇技淫巧;若有人使用轮船、机器,便要激起士君子的义愤来。郭嵩焘因为喜谈洋务,劝人不要空口攘夷,被一班守道的文人学士攻击得不能容身;他出使英法,到了伦敦,还有人参劾他;回国时,至于不敢入京。那种反对洋务西法的空气之浓厚,就可想而知了。郭氏在伦敦与李鸿章往来的书札,有两篇可以证明当时一般人反对西法的情形,附录于后,以备参证。
1.郭嵩焘与李鸿章书
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办其异同得失;自隋唐之世与西洋通商,已历千数百年;因鸦片之禁而构难,以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逼,其患日深;究明其本来,条具其所以致富之实,其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知其简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远人之心,固有其大者远者,当使臣民喻知之。……道天津,亦曾为中堂陈之。声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口,噤不得发。窃谓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方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来,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无一人引为咎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值,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颉刚(即曾纪泽,国藩之子)以家讳乘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膏脂,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饬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鸮张无识之气,鼓励游民,以求一逞,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鸮张无识者为之也。嵩焘楚人也,生长愚顽之乡,又未一习商贾与洋人相近,盖尝读书观理,历举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非笑之中,求所以为保邦制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不相谅。窜身七万里外;未及两月,至一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为陈论矣。……
2.李鸿章答书
……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察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采,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即军机大臣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连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即恭亲王奕訢),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鄙意铁路须由开煤铁矿作起,兴此大役,而铁尚须购自海外,绝难告成。目下鸡笼煤铁已有成效,武穴、池州均甫开局。魏温云亦在宝庆、衡州等处试采煤铁;但官绅禁用洋法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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