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史：同光两代的朝局与中心人物

西法模仿时代跨同治、光绪两朝。在前章的末节，已将清廷政治势力的推移略略说过一遍，本节再就同光两代的朝局变化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分别叙述一下。

（一）同光时代的朝局　肃顺等失败后，中央的政权形式上分寄于两位太后和议政王奕訢三人，实际上东太后和奕訢都不过是西太后的工具。太平天国颠覆后一年（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因为西太后所宠幸的太监安德海窃窥政权，嫌忌奕訢，西太后本人也忌刻奕訢，于是在是年三月里，借口奕訢信任亲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时于内廷召对，多有不检之处，命奕訢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去一切差使，这是西太后第一步向奕訢立威。但此时皇室中及在廷臣工还有替奕訢鸣不平的人，惇亲王绵恺^①、醇亲王奕、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相率上奏力争；给事中广诚的奏语更为切直，他说：“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西太后看到这种情势还有一点顾忌，旋令奕訢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未几，又命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毋庸复议政王名目。在面子上，奕訢算是恢复了一部分名位，但是站在军机大臣以上的议政王变了在军机大臣上的行走，而此时军机大臣的势力又远不如从前，自此，奕訢俯首帖耳，变了西太后的驯仆，西太后第一步的立威成功。

至于东太后和西太后之间，形式上东太后应该立于优势，但西太后通文字，而东太后不大通文字，同治帝又是西太后的亲生子，因此东风不敢与西风抗衡，表面上保持圆满。及同治帝渐长，看到自己生母不正当的行为甚不满意，反倾心于东太后。到同治帝将要成婚立后时，东太后看中了一个阿鲁特氏（崇绮之女），西太后看中了一个察富氏（凤秀之女）。阿鲁特氏年已十九，察富氏年仅十四；西太后利用察富氏年幼，可以听自己的指挥，持之颇力，而东太后不欲，相持未定，要同治帝自己取决；同治帝同意于东太后，遂于一八七三年立阿鲁特氏为后，立察富氏为慧妃，帝于是年亲政（此时年已十八）。西太后因为选后的竞争失败，便用母权干涉同治帝及帝后间的关系，不要帝后常相亲近。同治帝愤而独居，郁郁寡欢，行为渐不规则，形式上的亲政仅一年有余，便患病死了（同治帝之死因，私家记载多谓由近侍引出微行，感染花柳病而死。恽毓鼎力辨证，谓系患痘症。薛福成的记载亦认有“太监越礼状”，大概谓患痘者掩饰之词也。帝死时年仅十九岁，即一八七四年）。同治帝没有生子，病危时，召其师傅李鸿藻入见，口授遗诏，谋以贝勒载澍承继大统。鸿藻持遗诏赴西太后处，以诏草进，西太后览草大怒，命鸿藻出。少顷，帝崩，外间尚不知道。西太后召宗室各亲王密议继统之人，西太后说：“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有人说：“溥伦长，当立。”惇亲王奕誴说：“溥伦疏属，不可。”西太后说：“溥字辈无当立者。奕（醇亲王）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所谓“溥”字辈者，在爱新觉罗氏的世系，为同治帝以下之一辈（同治帝为“载”字辈），若立“溥”字辈人继统，则为同治帝立嗣，同治帝后将为太后，而两太后将为太皇太后，不得再有垂帘听政之权；若立“载”字辈中年长的人继统，两太后也不便再行垂帘。奕的长子便是光绪帝载湉，他的母亲是西太后的姊妹，所以西太后说是至亲；用他来接承咸丰帝统，两太后依然是太后，依然可以把持政权，所以西太后不用“溥”字辈人。那些宗室亲王慑于西太后的淫威，没有人敢反对，于是在清室的皇位继承法中又开一个传弟不传子的新例，而载湉堕入苦海。

光绪帝继统后七年（一八八一年），东太后也死了。据恽毓鼎所记，东太后之死亦由西太后进毒所致（参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在东太后未死以前，西太后虽纵欲无度，尚有所忌惮（西太后所宠的太监安德海行为不法，朝臣敢怒而不敢言。一八六九年即同治八年，安德海奉西太后命往广东织造龙衣，道经山东，招摇不法，山东巡抚丁宝桢执而杀之。丁氏实受东太后及同治帝密旨行事。满清祖制，太监不许出北京，违者拿获就地正法。当丁氏奏上时，东太后持祖制为言，西太后无如之何，从此心甚怏怏）。至此便没有一个人在她的目中了。当同治初年，有一位御史满人德泰，由安德海授意，奏请修复圆明园，并代呈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筹款章程，向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抽捐；为恭亲王奕訢所格沮，不得行。同治帝亲政时，因为一个广东奸商李光昭想作官发财，向内务府呈请报效木植，修复圆明园，以备两宫太后燕息。同治帝或者也想借此安顿他的母亲，省得她来干政，于是准行，赏李光昭道员，任为工程监督，往各省采办木植。御史沈淮上奏反对，无效。不久，李光昭除了在各省勒索横行外，又因为购买外国洋木，虚捏价目（以五万两实价报至三十万），和外国商人闹出一件大讼案来，命李鸿章查办；结果，李光昭被革职处刑，又把圆明园的工事暂行停止。到光绪帝时代，东太后去世后，游宴土木之费日增月累；修造颐和园没有钱，便挪用海军经费。总管太监李莲英的招权纳贿，更远出安德海之上。安德海以违背祖制出京，被丁宝桢杀之于山东；一八八六年，醇亲王受命往天津巡视海口，西太后公然命李莲英同往；御史朱一新因此上奏，请慎防宦寺流弊，便得到一个降职的处分。一八八九年，光绪帝大婚，形式上太后虽已归政于帝，说是由帝亲政了，但事实上，皇帝一切用人行政还是要禀命于太后，皇帝仍不过是一个偶像。概括地说，同治以后的朝廷全为西太后的朝廷，总管太监的权势渐至驾乎各亲王及军机大臣之上。前此肃顺当权时，疏请太后临朝的，说是怕威柄下移；现在一班亲王大臣们眼睁睁地望着威柄移于阉宦，除了阿附以外，别无办法。于此可见满清皇族及在廷各大僚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换言之，满清朝廷已成了一个空空洞洞、没有实力的朝廷。(www.xing528.com)

但是西太后以一弱女子，为什么有这种笼盖一切的能力呢？她所倚靠的就全在道德上的名教影子。就她的本身说，她是不顾名教，并且是名教主义的罪人，但她对付别人却全恃名教主义的威力。她自己不循祖宗的家法，对付皇室亲贵，对付皇帝、皇后、皇妃，动辄借口祖宗家法；亲贵稍不如她的意旨，即拿交宗人府议罪；皇后、皇妃稍逆己意，轻则叱面，重则弛衣受杖，皇帝不敢庇护；对付在廷各臣僚，用伦理上母子君臣的名分，捧着一个儿皇帝作傀儡，把他摆在全面，各人不敢不低首于皇帝之下，便不敢不低首于皇帝的母亲之下；“圣人以孝治天下”，久成为名教主义的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这条金科玉律，便没有人敢违抗她。东太后在时，这条金科玉律的把柄还是操在她们两人手里，故仍有所顾忌；东太后死后，祖宗的家法及一切名教上的威权都成了她个人的囊中物，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她还看清了一点：太平天国是名教主义之敌，若不将此敌消灭，她便快乐不成；满洲的亲贵大僚已没有力量，难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班人浸渍在名教主义的精神里面，愿意出死力替她保持那种可以控制一切的名教，所以她就一心一意地依靠他们，将巨大的事权委给他们，用崇高的名位圈住他们；有了他们替她抵御朝廷以外的敌人，朝廷以内可以安然无事，她就可以享乐。关于这一点，她的眼光不惟与肃顺相同，并且比肃顺还要看得深切。所以对于信用汉人以制服汉人的政策，她便踏着肃顺的旧路走去；到了太平天国平定后，还是守着这种方针不变。这是西太后的眼光锐敏处，也便是她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局面的原故。

（二）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依前段所说，西太后所顾虑的在朝外不在朝内，她所倚靠的实在势力也是在朝外不在朝内，事实上已成为外重内轻之局，因此这时期政治上的中心人物也不在朝内而在朝外。前一个时期是曾国藩的时期，这时期差不多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时期；曾国藩于一八七二年去世，李鸿章便是继续曾氏负当时重望的人物。

洪杨战役中李鸿章与胡林翼、曾国荃、左宗棠同属曾国藩一个系统的要人。胡林翼在太平天国颠覆前已经去世。曾国荃因为受了别人的攻击，于攻克南京后依其兄所主张将所领湘军的大部分率领回乡遣散，他自己也请假休息，处于闲散的地位（后虽再出历任疆圻，但非重要）。左宗棠于一八六三年授闽浙总督，仍兼浙抚，平定浙省后，辞浙抚，督军入闽；一八六五年，扫平闽省的太平军余党，又受命入粤，剿灭粤省太平军的余党；次年（一八六七年）正月回闽，八月，调授陕甘总督，担任剿捻（西捻）、剿回的工作；此后左氏的活动区域限于西北，直到一八八〇年，始由新疆调回北京（时新疆回乱平定，因伊犁问题，调左回京，令左氏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久，出任两江总督。中法战起，又令督办闽省军务，旋病逝于闽）。曾国藩、李鸿章于平定江南时，曾氏任江督，李氏任苏抚。一八六五年，曾氏授命为钦差大臣赴山东河南一带剿捻，命李鸿章署理江督；旋曾氏因多病乞休，不许，乃命李氏继任钦差大臣督师剿捻，曾氏仍回江督原任，兼筹剿捻军后路军火。一八六七年，东捻平；次年，西捻亦平。曾氏受直隶总督，江督以马新贻继任，李氏赏太子太保，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未到任），旋命署湖北巡抚。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起，曾氏办理“天津教案”，为一般士大夫所不满意，曾氏不自安，恰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清廷又调曾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曾氏于一八七二年在两江总督任内去世。李鸿章作直隶总督一直作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失败时止，前后共二十五年（中间仅因母丧丁忧回籍，离去直督任数月耳）。这是洪杨战役后，曾李一派要人的略历。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略历如此琐叙呢？就是要使读者明白他们几个人在此时期内的地位关系。此时代是一个西法模仿时代，西法的模仿以福州的马尾、江南的上海、直隶的天津为三个中心地点，而曾、左、李三人便是主持这三个地方模仿西法的要人。左氏专征西北后，福州模仿西法的事务交与沈葆桢，没有多大的发展；曾氏去世后，江南模仿西法的要人又去了；只有李鸿章一个要人留在直隶总督的地位，继续努力模仿西法的工作（福州、江南的工作并未停止，不过主持的人不如以前的认真）达二十五年。并且自各省的乱事平定后，东南各省的督抚地位虽然重要，到底不如直隶总督；直隶密迩畿辅，为北京朝廷的屏蔽，与北京声息相通；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又是所谓中兴立功的唯一重臣，为西太后所倚任；除领有直隶总督的本任外，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并且戴有大学士的头衔（初为协办大学士，后升任大学士），部下又有兵有将，可以指挥如意，所以李氏成为此时代唯一的中心人物。他在直督任内的二十余年，不惟为主持西法模仿的要人，凡此时代的重要外交问题，大抵皆由他主持；其他各种要政，西太后也多征求他的意见。外国人的眼中也只有一个李鸿章，要办什么交涉，也多向李鸿章进行。故此时代的直隶总督，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李鸿章便是这个第二朝廷的主脑人物。但是，排斥洋务、痛恨西法的士大夫也多把李氏看作怪物，甚至骂他作汉奸；不过心里虽然嫉恶他，却没有方法打倒他，因为西太后信任他的原故；一旦遇有罅隙可乘，便群起而攻。所以李鸿章一方面为此时期中的幸运儿，一方面又是此时期之末的最不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