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杨战役的外患和清廷政权的变迁

太平天国虽在一八六四年摧倒了，但在此内乱期中发生了一件最大的外交事变，即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事。自经此事变后，外国的势力遂由门户深入堂奥。清廷政治的中心势力，在此内乱外患的当中也发生了绝大的变化，分别略叙其梗概如次。

（一）英法联军入京的原因及其结果　为什么在内乱最甚的当中竟惹出这种大外患来呢？其详细经过现在不及详说，其直接的原因为“亚罗船争议事件”，其远因则由鸦片战争联贯而来的。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成立后，欧美各国皆纷纷派使东来，求仿英国例，订立通商条约。美国于一八四四年六月与中国成立修好条约；法国也在是年九月与中国成立修好条约；依《南京条约》所开的五商埠，法美各国皆得同享通商利益。不过这五个商埠之中，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四处都于换约后次第开放，独广州一处，因广东人民对于英人的恶感特别深，依旧向政府要求，不要英人入城。粤督耆英势处两难，终以与英人订立“舟山列岛不割让与他国”为条件，将广州把开放之事延期二年。不久，耆英去粤，徐广缙继任粤督，叶名琛为广东巡抚，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又请履行开放广州城的条约；徐、叶二人密嗾广州人民纠集团练数万人，于文翰与徐督会晤时虚声恫喝；文翰因为两国和约成立未久，不欲激成变故，又把入城的问题放弃了。徐、叶二人大得意，清廷也大得意（封徐一等子爵，封叶一等男爵），以为民气可恃，外人不足惧了。到了一八五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徐广缙移督两湖，叶名琛升任粤督，英国的香港总督文翰也去了职，由保林（Bowring）继任。保林又请履行入城之约，叶名琛根据与文翰所约，拒绝他。叶氏因为前次拒绝英人入城成功，又因为在广东防御太平党及剿匪筹饷认真，清廷十分倚重他，他也异常自负，开口闭口要雪国耻、尊国体，对于英人，态度非常傲慢强硬；保林与广东英领事巴夏礼（Harry Barkes）十二分恼恨他。到一八五六年，便发生所谓“亚罗船争议事件”。

此时闽粤沿海各地的海盗和密贩鸦片的奸商，多以香港为逋逃薮，假借英人的势力，揭英国旗帜，往来于闽粤各海口。香港政府为图香港的繁荣发达起见，对于华人的船只向香港政厅请求登记的，也照章许可，于是以华船而揭英国国旗者不少。“亚罗船”便是一只华人所有的船而揭英国国旗的，于一八五六年九月由外海入珠江，巡河水师探闻该船有秘密不法行动，特假英国国旗为护符，登船搜索，在船上捕去华人十余名（中国的记载多为十三人，据巴夏礼所记似仅有十二人），又曾将英国国旗拔下。英领事巴夏礼提出抗议，叶名琛应付失当，巴夏礼乃与香港总督保林决计用武力压迫叶氏（巴夏礼初次要求将捕去之华人十余名送交英领事讯明，如有罪，再由中国政府提去。叶氏答以已讯明十二人中三人有罪，余九人可送还。巴夏礼不受，因商同保林提出严重交涉：（1）须将十二人送还原船；（2）须具书辩白引咎；（3）须保证以后不再有此不法行为。叶氏答以船为华船，虽曾向香港政厅登记，已于被搜前期满，所捕者为华人；对于英方要求不允照办。保林与巴夏礼乃进一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圆满答复，过时即采自由行动。叶氏乃将十二人送往领事署，但无辩白书，巴夏礼以与所要求不合，又不受。叶氏亦竟不为后图，置之若无事。英人遂用海军炮击珠江各要塞堡垒，衅端遂启）。九月二十六日，英军攻陷黄埔炮台，叶名琛派人诘问，巴夏礼答以须入城面议，盖欲乘此解决入城问题，叶氏拒不许。十月初，英军攻入广州省城，叶氏逃匿。但英军此举初未得英本国政府训令，攻入广州的军队也不过千人内外，不过想用武力屈服叶氏，并无占领广州的意思，所以随即退出。英军退出后，至次年年底，始再与法国联军攻陷广州，因印度发生叛乱，派来之援军中途折回，故至一八五七年年底，始再发生战事。广州人民见英军退出，便用焚烧广州城外的洋行来泄愤，不分国别，连法美各国的洋行也烧了。

英政府得到报告，便想联合法、美、俄诸国，共向中国趁火打劫；美俄虽亦派使东来，谋与中国修改商约，但皆不欲与中国开衅。法国正当拿破仑第三僭主法国的时候，想借此扬威海外，以博国人的欢心，又因是年春间有一个法国牧师在广西被杀，便允许与英国共同出兵，是为英法联军的由来。

英法联军于一八五七年阳历十二月后旬攻陷广州城，捕获叶名琛，送往印度（后死于印度），用广东巡抚满人柏贵为傀儡以临华民，实际上，广州成为英法联合军统治的局面。英法军占领广州后，乃约同俄美两国的特使于次年（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一月联合致书清廷首相大学士裕诚（书由两江总督署转送北京），请清廷选派全权大臣到上海来和他们会议；四使一面率舰队共来上海。清廷还不知外交情势的严重，对外观念依然未变，说：“大学士参谋内政，无预闻外交之例，外交事当各就边臣议之。”乃用裕诚名答以英、法、美三国交涉事，已派黄宗汉（新任两广总督）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会议；俄国交涉事，已派黑龙江办事大臣办理。英法各使见清廷不依所请，便由上海率舰队北上，于三月初抵白河口；四月初，攻陷大沽炮台。清廷失措，始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往天津接洽和议。英国开出条款五十六款，法国四十二款，内容大略相同，迫令清政府承诺；清廷无计可施，一一承认。这便是所谓《天津条约》，其内容的重要点如下：

中英条约要点

（1）英国得派公使长驻北京，中国亦得派使驻伦敦。

（2）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处为商埠；长江流域俟内乱平定后，许选择三口为商埠（后选定汉口、九江、镇江三处）。

（3）英人犯罪由英领事惩办，华人加害英人由中国地方官惩办，两国人民争讼由中英会同审判。

（4）改正税则由两国协定。

（5）英人得往内地游历。

（6）赔英商损失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

中法条约要点

（1）与中英约同。

（2）增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登州、江宁六口为商埠，惟江宁一口，俟内乱平定后始开放。

（3）法商所至之商埠，法国得派兵船停泊，法船得游弋各通商口岸。

（4）法教士得入内地传教，法人得游历内地。

（5）法人与法人讼案由法领事审判，法人与华人讼案，法领事不能处理时，请华官协同处理。

（6）协定税则。

（7）赔法商损失及军费二百万两。

（8）以后中国许与他国特权时，法国得享最惠国待遇。

两约成后，英法各使皆回上海，在上海协定税则；俄美两使也在上海与中国缔结最惠条约。但换约的期限定在一年后。次年（一八五九年），各使向赴北京换约；英法两使各率护卫舰随行，谋驶入天津。清廷前此因大沽失陷，被迫定约，所谓清议之士无不愤激，清帝也不甘心；各国军舰退去后，由僧格林沁大修武备，费巨款，于白河口内增设很坚固的防御工事，以阻遏军舰之闯入。及各公使率护卫舰入口时，被阻不得入。设防的本意并不是一定要废前约，不过是怕外国军舰再闯入白河口，惊动畿辅而已。英法两使以为清廷不愿意换约，率舰强入白河口，清当局请其由北塘登岸，拒不听，谋破毁防御工事，发炮，僧格林沁令两岸炮台开炮抵抗，英法舰队败退南下，受损甚巨。于是战端再启。清廷见英法舰队败退，大喜，以为洋人不敢再来了，一般无知的士大夫也以为《天津条约》可以废弃了。次年（一八六〇年），英法两国增派援军，向天津进发，军队由北塘登岸，僧格林沁统大军力抗，节节败退，英法联军便以是年八月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俄国特使假调停之名，操纵于英法与中国之间；旋以俄使为介，由恭亲王奕訢与英法两使分别再定和约于北京，是为《北京条约》，其要点如下：

中英条约要点

（1）《天津条约》除此次改正条款外皆有效。

（2）增开天津为商埠。

（3）割香港对岸九龙司一区，为英管辖地。

（4）赔款改为八百万两。

中法条约要点

（1）与中英条约同。

（2）与中英条约同。

（3）法国教士得在内地购买土地建筑自便。

（4）赔款改为八百万两。

英法联军退去北京后，俄公使借口调停和议，有功于清廷，乘机索割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清廷竟与定约，将乌苏里江以东滨海的一大块国土让与俄国。此次战争的结果，除丧地赔款不计外，中国国权最大的损害就是内河航行权、最惠国的条款及领事裁判权、协定税则的确定。后来外国对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实质，皆于此次交涉造成。(www.xing528.com)

中国前此对外的交涉事务皆由各省处理，中央则由理藩院统辖，因为把各国看作藩属国的原故。此次定约后，始依恭亲王的奏请，新设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恭亲王与大学士桂良及户部左侍郎文祥等管理该衙门事务；同时又命崇厚为办理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后来称为北洋通商大臣），命江苏巡抚薛焕为办理广州、厦门、宁波、上海、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及长江三口通商大臣（即后来所称的南洋通商大臣）。这两大臣的位置职务就是地方的外交官。这种新衙门、新官职的增置，可算是清廷政府机关破例的创举，也就是对外观念渐有变化的表示。

（二）清廷政权的推移　此时期中清廷政权的推移，可分两方面观察：（1）中央方面，渐启佞幸揽权之机；（2）地方势力渐次加重。

先就中央方面说：

当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时，扈从车驾同去的，有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估赢、御前大臣额驸景寿；以外，还有三个为帝所亲信的宗室要人，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端华之同母弟），但此三人皆非咸丰帝的最近亲属；帝之亲弟恭亲王奕訢受命留守北京，主持与英法联军媾和之事。载垣、端华皆于咸丰初年袭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大臣；肃顺初为户部郎中，以端华之荐入内廷供奉，旋升户部尚书入军机。三人皆喜为狭邪游，善迎合帝意，以声色之事献媚于帝，为帝所爱幸，渐至参与机要政务，实权在各军机大臣之上，及随帝同往热河，权势更张。与英法和议成后，恭亲王及留京各朝臣，奏请车驾回京，辄为肃顺等所阻，于是清政府分为两个中心势力：热河以肃顺为中心，北京以恭亲王奕訢为中心，各树党援，互相暗斗。延至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在热河驾崩，正后（后称东太后）无子，仅帝之宠妃那拉氏（后称西太后）有一子名载淳，年仅六岁，遗诏立为皇太子，即帝位。于是发生一件宫廷的大政争事件。

咸丰帝未死时，肃顺等三人的权势既已超过各军机大臣，帝死后，其他几位随驾的大员当然更惟三人之命是听了。于是肃顺等八人，在咸丰帝的遗诏上共同取得“赞襄王大臣”的名位（后来宣布他们的罪状，说他们是矫诏；但果否为矫诏，不可得知。咸丰帝既宠幸他们，或不一定是由矫诏而来的）。他们又谕令恭亲王不要往热河去奔丧。于是一切大政皆由他们八人定夺取决，实际上全由肃顺一人操纵。此时生出两方面反感：一在热河方面，两位太后对于肃顺的专横十分恼恨；一在北京方面，恭亲王及与肃顺有积怨的一派人也十分不满。咸丰帝驾崩后约一月，首由在北京的御史董元醇出名上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并派近支亲王一人辅政，两宫皇太后得奏后便想照准实行；肃顺抗议说“本朝无太后临朝故事”，令军机处拟旨驳还。两太后对于他们的行动若有异议，他们便说他们是赞襄王大臣，不能听命于太后，就是请太后看折，亦属多事，因此两太后十二分地不能容忍了。不久，恭亲王赴热河叩谒梓宫，太后召见，便与定诛锄肃顺等三人之策。恭亲王随即回北京，布置网罗。太后于恭亲王回京后，即传命回京；肃顺等力阻，两太后不听。九月二十三日，派肃顺护送先帝御榇先行回京，两太后率幼帝于次日别由间道疾驰，载垣、端华扈从。此时北京方面又由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四人，联名上奏，再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奏语中一段说：

……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我皇上钦奉先帝遗命，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两月以来，用人行政，皆经该王大臣议定谕旨，每有明发，均用御赏同道堂图章，共见共闻，内外皆相钦奉。臣等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等之意先行议定，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能无后患。今日之赞襄大臣，即昔日之军机大臣；向来军机大臣，事事先面奉谕旨，办驳可否，悉经钦定，始行拟旨进呈；其有不合圣意者，硃笔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义也。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宫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不居垂帘之名，而收听政之实。昔汉之邓皇后，晋之褚皇后，辽之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史册称美，宋之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称。……我皇上聪明天亶，正宜涵咏诗书，不数年即可亲政。……

同时，钦差大臣胜保也奏请简近支亲王辅政，以防权奸之专擅。两太后及幼帝车驾于十月朔日到北京，立即用周祖培（前与肃顺同为户部尚书时，屡受肃顺之欺凌侮辱）之言，免肃顺、载垣、端华等赞襄王大臣之职，密旨任恭亲王为议政王，另派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英，为军机大臣。肃顺尚在途中，载垣、端华虽与太后同时到京，也梦不得知。次日（十月初二日），恭亲王入朝；载垣、端华先入，见恭亲王至，大声喝止，谓外臣不得入宫；少顷，恭亲王受诏宣示，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治罪。载垣、端华还厉声抗议说：“我等未入，诏从何来？”但是那些侍卫已走来将二人的冠带摘去，拥往宗人府幽禁了；肃顺在途中被捕。初六日，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两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以议政王名号辅政。前在热河时，已决定改明年为祺祥元年，至此借口“祺祥”二字意义重复，又改明年为同治元年，颇寓两宫皇太后共同听政的意思。

这种政争本来不过是爱新觉罗氏家族内的斗争，仿佛于中国政局无甚关系，然而关系却是很大。论清室祖宗的家法先例，本无太后临朝的故事，肃顺等所持并非无根据；开国初期，顺治帝也是以幼冲即位，但未尝许太后临朝，而由幼帝之叔父睿王多尔衮摄政。清政府事事拘守先例，尊重祖宗家法；现在对于此事，独不顾先例，不守家法；贾桢等奏请太后垂帘，竟援引汉、晋、辽、宋各贤良太后的故事，忘记汉代还有一个极不贤的吕后，唐代还有一个极不贤的武后；若说由多数赞襄王大臣主政，恐怕威柄下移，又何不援引多尔衮摄政的先例，直截了当请由恭亲王奕訢摄政呢？我并不是说太后绝对不宜主持政务，不过说以事事尊重家法先例的清廷，公然不要家法先例，实为清廷政治史上一个大变局。以当时清室的人物臧否而论，肃顺虽非近支亲属，他知道满人不中用、无能力，劝咸丰帝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可见他不是没有眼光的人；两太后与奕訢一派人的政治知识、才干虽然未必劣于肃顺，也未见得果在肃顺之上，肃顺好为狭邪游，西太后也不是不狭邪的。肃顺排斥恭亲王，确是他可议之处；他抑制太后不许其干政，未见得于清室、于中国有何不利。清廷的大权，以前全操于皇帝手中；皇帝以下，权势最大的为军机处；肃顺在咸丰帝死后，将军机处的权移到赞襄王大臣，失败后，政权并未回复到军机处，而分寄于皇帝之上的两个太后及议政王奕訢，实际议政王与军机处皆仰两太后鼻息；而两太后之中，东太后才力、知识既极薄弱，又因幼帝非己所生，事事谦退缄默，实权又全操于西太后。同治帝刚及成年即死去，无嗣，又拥一个年甫四岁的光绪帝为傀儡，东太后旋亦死去，于是西太后独揽大权，纵欲无度，宠幸阉宦，佞幸干政，渐至内外大僚想要保持权位，非与阉宦相结纳不可。故自同治帝即位以后，大权在握的皇帝变为无用的偶像，而终清之世，中央的实权操于几个女子、小人之手；清廷的颠覆固然由此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前途也从此更入于艰险之途了。一般粉饰升平的士大夫，因为太平天国打倒了，美其名曰同治中兴，颂扬两宫皇太后的圣德，那知爱新觉罗氏的龙椅已经折了腿，中国四万万人的生命也几乎要被那拉氏断送呢！

再就地方势力的变迁说：

在洪杨战役以前，各省巡抚大概没有兵权（初惟晋、鲁、豫三省巡抚兼授提督衔，可以典兵，因其上无总督，兵事无人统理故也）。总督虽然兼理军民，有兵权，但全国的军队编制额数、驻扎地点、布置调遣，皆根据一种经常的统一军制；军政军令的总机枢悉操于皇帝之手；全国的军队是一个单元体，遇有重要军事行动，辄由皇帝特简钦差大臣，总司兵符。就是在洪杨战役的初期，这种总司兵符钦差大臣还是很重要。但是因为经制兵不中用的原故，钦差大臣的轻重，全视其下所统辖的军队的实质以为轻重。例如向荣、和春、官文都是总司兵符的钦差大臣，曾国藩后来也取得了钦差大臣的职位。向荣、和春的钦差大臣位置以张国樑的军队来维持，张国樑的军队破毁了，他们的钦差大臣也根本消灭了。官文的钦差大臣位置，以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军队来维持，钦差大臣实际上作了湖北巡抚的傀儡。只有曾国藩是一个名实相符的钦差大臣，因为他的军队是他自己所编练的军队，他的权位是由自己的军队势力取得的。故虽同为钦差大臣，实权的轻重不存于名位，而潜移到军队的本身上去了。

洪杨战役中，经制兵与地方临时编练的非经制兵（称之曰“勇”）两两相形，前者的效力远不如后者，于是前者虽仍存在，而后者遂有不能废止之势。曾国藩兄弟于攻陷南京后，因为那些妒功忌能的人，蜚语中伤，清廷也暗中疑忌，曾氏自请将湘军的主要部分遣散，清廷立即允准，仿佛不要这种临时编练的募勇了。但是北几省还有所谓捻匪的巨大流寇，势力日张，不能不借重这种地方临时编练的募勇。湘军的主要部分虽然遣散了，李鸿章的淮军又代湘军而起；李鸿章是由曾国藩卵翼而成，淮军也是由湘军卵翼而成。后来曾、李二人相续任直隶总督，编练新军队，大概以淮军为基础；再后一点，袁世凯的创练新军又渊源于李鸿章的基础。所以，北洋军阀的老祖宗可远溯至李鸿章；而湘军势力移于淮军，则又为其最远的伏线。

又在杨洪战役期中，许多人的巡抚、总督位置全由军功取得，一面作督抚，一面带兵打仗，如江忠源、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等，不计其数。自此，领兵成为地方疆吏当然之事，不问是总督或是巡抚。此后的督抚不惟有领兵之权，并且兼有随意编练兵队之权。因为在洪杨战役中，地方编练临时军队虽须奏明，由清廷裁可，但发意率由地方疆吏；兵数的多寡、饷械的筹备皆由地方疆吏定计后，奏明皇帝；皇帝因为急于平乱，只要地方有办法，没有不裁可的；裁可后，即由各地方疆吏及领兵大员自由施行；需要补充或扩大额数时，又用同一的办法，一面奏报，一面办理，湘军都是由此种程序成立、扩大的。因此不知不觉之间，练兵成为地方疆吏一种当然的职权。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曾国藩调授直隶总督，入京陛见，几次与西太后对答的话语，很可寻味：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陛见，西太后说：“直隶甚是空虚，汝须好好练兵！”曾氏答：“臣的才力怕办不好！”同月十六日，陛见，西太后又说：“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汝须好好练兵！……”曾氏答约如前。

次年正月十七日入见，西太后又问：“汝到直隶办何事为急？”

曾氏答：“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

西太后又问：“汝打算练二万兵么？”

答：“打算练二万人。”

问：“还是兵多些，勇多些？”

答：“现尚未定，大约勇多于兵。”

问：“刘铭传之勇（即淮军的一部）现扎何处？”

答：“扎在山东境内张秋地方。他那一军有一万一千余人，此外尚须练一万人，或就直隶六军增练，或另募北勇练之，候臣到任后察看，再行奏明办理。”

问：“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海防的事不？”

答：“近来因长毛捻子，闹了多年，就把海防事都看松些。”

问：“这是一件大事。”

答：“这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此段问答见《曾文正公大事记》）

曾氏到任后，奏称“直隶练兵，当参用东南练勇之法”，奉旨报可。我们在前面的问答词中，可以想见洪杨战役后，清廷对于地方疆吏的职权，认练兵为其最重要职权之一，绝无疑义。后来因中日战争失败，各省督抚以力求自强相号召，更相率创练新军，于是清代单元体的军队组织完全化为多元体。那些多元体的军队就是后来革命党的工具，也就是后来各省分立小军阀的老祖宗；而洪杨战役期中，由地方自由编练临时军队，则又为其最远之伏线。

概括起来，清政府地方势力在洪杨战役期中的变化不外两点：（1）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2）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把握之权。这两点是清廷颠覆的诱因，也是民国时代军阀割据的诱因。

此外，还有一种新起的地方势力，就是地方的缙绅阶级。洪杨战役中，长江流域及南部各省举办团练，皆由各本省巨绅司其事；这些巨绅，因募兵饷筹剿匪，渐参与各本省的重要政务，或且被延揽入本省督抚的幕府，如左宗棠、李鸿章，皆曾在本省巡抚幕中主持要政。那些明敏的督抚看到局势艰难的情形，知道要应付这些艰难，非得本省有名望的缙绅的援助不可，故处处尊重地方缙绅的意见；地方的缙绅阶级不知不觉养成一种潜势力，甚至在有些省内，有左右并动摇地方长官的能力。后来变法维新，运动立宪，主张的和反对的两方面都有这种地方势力参在里面。追索这种势力的来源，也是由洪杨时代培养起来的。

故洪杨战役为后此几十年政治变化的一个大关键。

注释

①　此处“的”字疑误，当作“被”。——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