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鼻海战及此次海战以前的行动皆为义律临机应变的行动。英国方面得到义律陆续的报告及穿鼻海战的消息后，朝野议论，渐趋喧嚣。政府党谓中国侵害英人生命、财产自由，侮辱英国民族，主张向中国开战；反对党则责备政府对于鸦片贸易不早取缔，使中国不知英政府真正意向之所在，此次事变，政府宜负责任，反对开战。但是伦敦各工商业团体都想扩张新商场，和在中国的英商表同情，力促政府采用强硬、敏活的手段，主战的空气渐浓厚。巴马斯顿遂承认义律的行动；到一八四〇年春初，在国会中经过一番论战之后，便得多数赞助出兵。中国方面，道光帝对于林则徐的处置行动也十分激励他，叫他不要畏葸（道光帝对于林则徐上奏的硃批，有“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又谕言“该夷目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等语），林于是大治战备。不过他所治的战备只是防制夷船闯入的战备，并且实际上没有真能防制的效能。从开战到最后《南京条约》签订，前后约三年（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经过的事实，可分为三个段落。
（一）由开战至琦善任钦差大臣，在广东与义律签订议和草约 一八四〇年春初，英政府特任佐治·义律为全权（George Elliot，中国官文书译为加至·义律或懿律，即甲必丹·义律之从兄弟），派遣多数军舰陆续东来，伯麦大佐（Sir.J.G.Rremer）为陆战队司令官，佐治·义律任海陆两军总司令官。六月，抵广东口外（计军舰十六艘有大炮五百四十门，武装轮船四艘，军队输送及各种军需运送船二十八艘，武装完整之陆军四千人），即下令宣告封锁珠江及广东海口；又由甲必丹·义律署名发布一道译成汉文的布告，大略说：中国大使林、邓等违玩诏旨，压迫英国商务监督及商人，以欺骗之词蒙蔽中国皇帝，故大英国主特命大员来中国海疆各境，畀将各项实情上达中国朝廷，以求和平及商务之发达。……各地居民对于英国军民苟不抵抗，英军一律保护，其有携带货物接济英军者，尤必从优给价。且自林、邓捏词请停止英国贸易后，中外商人皆受亏累。现英国将帅遵国主谕旨，不许内地船只出入广东各海口，必候英国通商恢复后，始准各船出入，惟各处商船来英国船只停泊之所贸易者，一概无阻。这种布告是想把中国商民和政府分开，即所谓勾诱汉奸的术策；以违玩诏旨、欺骗皇帝的罪名加诸林、邓，使中国朝廷不信任林、邓，又是一种反间的术策（这两种术策都发生了效力）。中国的记载往往说，则徐设防甚严，英军无隙可乘，故舍广东而北进；其实英军最初不向广东进兵，而以封锁广东向北方进行交涉，为英军预定的计划。当佐治·义律由英出发时，巴马斯顿于训令外附以外务部致中国大吏公函三件，并译成汉文：其一，使相机送交广东当局，如广东不能达目的，则北上，以第二函送交扬子江口附近的大吏，再不能达，则再北上，以第三函送交天津白河口附近的大吏。佐治·义律等至广东，知林则徐方在意气盛旺的头上，故即采封锁广东，向北方进行的政策（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谓“义律遣使至广东议和，则徐不应”，似非事实。查林则徐奏牍中绝无此事，林氏在粤所办各事，即极细微者，亦据实奏闻，如有义律遣使议和之事，林必奏明。查外人记载，亦未有义律遣使至广州议和事）。佐治·义律及甲必丹·义律于六月三十日率舰队由广东海面北进，七月二日过厦门，命一快走舰树白旗，谋将第一函送达福建当局，厦门守吏开炮拒之（此时中国方面尚不知白旗为停止攻战的记号），英舰还炮应战，第一函不能达。七月四日，英舰队达舟山列岛之定海，该地全无战备，英军于次日占领。十日，进至宁波，复用小艇树白旗，谋将第二函送达浙江大吏；此次送函之船虽未遭抵抗，但当局得函后照录一份，仍将原函拒却（浙省当局亦未将函中内容奏明，但云“英夷勒令民船夫送书求奏朝廷许可通商，奸计叵测，故拒未收受，现已加倍防范”云云）。义律等于是又将宁波及扬子江口一带支配兵舰封锁。于七月二十八日向天津白河口进发。八月十五日，第三函始得由直隶总督琦善接受。琦善接受该函后，曾与甲必丹·义律会晤，经过一番谈判，并将英外务部原函的内容大略奏明朝廷，谓英吉利“递字诉屈”。他想用柔软手段把义律兄弟及英国舰队弄回广东方面去了事。原来自义律发出前记的布告，说林、邓捏词蒙蔽朝廷后，接着沿海各省皆受英舰的侵扰，各省大吏对于林则徐的行动都不满足，以为他邀功惹祸，蜚语四起。此时当权的军机大臣为穆彰阿，也不以林氏的主动为然，从中鼓煽，渐至道光帝对于林氏的信任也动摇起来，以为英人别有委屈，林氏或真有捏词蒙奏的处所（其实林氏在粤的行动，无一不据实奏明）。英舰队在白河口外示威，北京朝廷极感不安。琦善既居直隶总督地位，对于畿辅的安全负有重责，万一英舰闯入白河口，惊扰畿辅，他必受严重处分，故以使英舰队离去白河口南下为唯一要图。因此另简大员赴粤查办，成为当时的庙谟；对于义律，也便以事端真相须往粤查明后方能定夺为词，请其率舰南旋，以广东为谈判地点。义律以为有谈判可能，于九月十五日离去白河，返舟山列岛之定海。前此定海失守后，伊里布被任为钦差大臣，驰往浙省查办，相机收回定海。至此，复命琦善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查办（未几，兼任粤督），林则徐、邓廷桢皆革职交部议处（林免职在是年九月，初命来京听候部议，旋命留粤备查问差委，旋又命赴浙效力，明年五月，命从重发往伊犁效力，旋命赴东河效力，未几，卒发往伊犁效力）。义律在舟山与伊里布关于舟山方面休战事情略事接洽后，便南下澳门。琦善于十二月十六日到广东，旋与义律从事谈判。琦善以为英人的目的不过在通商，只要许他们恢复通商，便可和平了事。在天津时，百方敷衍义律，使他离开北方；及至他自己到了广东，仍想用敷衍手段了事，对于义律表示十分和平的态度，尽反林则徐的强硬抵抗政策。惟对于义律要求割让香港一事，则以割让领土不能得皇帝的许可拒绝他。义律见他不肯让步，便准备进攻，于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阴历十二月十五日）攻陷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二炮台，并有进攻虎门之势。琦善大惊，遣使再向义律继续和议，旋于一月二十日与义律签订草约，其要点如下：
（1）以香港全岛割让于英国，惟商业上正当诸税仍须纳税中国政府，如在黄埔时；
（2）偿金六百万元于英政府，即交一百万元，其余分年于一八四六年止交清；
（3）两国公事上交际用对等形式；
（4）广东通商于阴历新年十日后即行恢复。（琦善所奏呈之草约，与英人所发表者不同。第一条为：“准令英人仍来广东通商，并准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应永远遵照，不得再有滋扰并不得再赴他省贸易。”第二条无。第三条：“所有一切贸易事宜亦应仍旧，与例设洋商妥为议办，不必与天朝在粤官吏通达公文。”）
此草约签订，同时义律允即交还大角、沙角二炮台及舟山列岛之定海。琦善希望以收回此等地方，缓和皇帝的怒气。于是于签订草约后，一面英人即撤退舟山列岛舰队，以定海交还伊里布，大角、沙角之兵亦撤退；一面即由琦善布告香港由英人管辖（一月十三日），义律便宣布组织香港行政厅，建屋开埠，视为己有了。是为此次战争经过的第一段。
（二）由琦善签订草约至奕山任钦差大臣，第二次与义律签订休战条约 琦善与义律所定的草约，两方面的政府都不承认。英政府谓义律未能遵守政府训令的意思，偿金既太少，而香港的割让尚须交纳诸税，则不能完全算为英国所有，故于接到报告后，即召还义律，另派璞鼎查（Sir.Honry Pottinger）为全权（璞氏未到以前，仍由义律主持一切）。中国政府方面，琦善虽为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但他的主要任务是查办。“查”就是查探林则徐对于英人的处理是否失当；如有失当，即纠正之。所“办”的，只能办到纠正林氏的失当而止；即要增开商埠，亦所不许，何况割地偿金呢？（观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历次批答琦善的谕旨可知）琦善一面迫于皇帝的威压，一面迫于英人的要挟，起初以为英人可以敷衍搪塞，及到无可敷衍，始奏称：“英吉利……向共知其仅长水战。今讵料其并有陆兵，战船则大小悉备，火器则远近兼施，占夺炮台后，势将直击虎门，进攻省垣，拒守实难，不得已允其代为奏恳于外洋寄寓一所……”其实，此时已将香港让给英人了。皇帝接到他的奏折大发雷霆，立刻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领钦差大臣，尚书隆文、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遣大军驰赴广东剿办；以为大军一到，可以立刻把英军扫尽。琦善得到派兵来粤的消息十分狼狈，又奏称：“英吉利现已遣人前赴浙江交还定海，并将沙角、大角炮台及原夺师船、盐船逐一献出，均经验收；兵船全数退出外洋；奴才查勘各情形，地势则无险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皇帝批谕说：“朕断不能似汝之甘受欺侮，迷而不返。胆敢背谕朕旨，仍然接受夷书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未几，即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所有家产查抄入官。
义律知道大兵将到，便以先发制人的策略进兵虎门，于二月二十六日占领虎门诸炮台，关天培战死，珠江以内的防御工事为前此林则徐所设施的，悉被破毁。此时，提督杨芳所领的大军万人虽已到了广州，然珠江要害已尽为英军所占，杨芳束手无策，由各国商人介绍请求休战，义律虽允许，战备未撤。到了四月三十日（阴历二月十三日），奕山、隆文及他们所率领的大军到了广东，又经营战备，义律来文诘问，不得要领，战事复起。到五月二十五日，广州城周围的炮台及各要害悉被英军占领，广州城全被包围，大军数万人都闭处城内，丝毫不能有为。奕山决计请和，英军初不听，后命公行商人某及广州知府余宝莼临英人阵地哀请，始允休战，成立休战条约如下：
（1）于一星期内交纳英军费六百万元，签约日即交一百万（二十七日）。
（2）官军退去城外六十英里以外之地。
（3）英军退出虎门。
（4）香港割让事，俟异日协定。(www.xing528.com)
（5）交换俘虏。
这不过是将六百万元的巨款延救广州城的生命，但是奕山奏上皇帝则说是英军请和。道光帝起初天天盼望捷报，当杨芳奏请休战时，尚严旨切责，说他迁延观望，有意阻挠；及接到奕山的奏请，虽知道奕山已迫于无可如何，但仍以为请和休战真是出于英人的意思，批答奕山的谕旨谓：“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惟当严谕该目，立即将各兵船退出外洋，交还炮台，仍须懔遵前定条例，只准照常通商，不准夹带违禁烟土。”不知道还有割地的大问题留待解决。休战后一个多月，奕山对于割地的严重问题还是迁延敷衍，不敢向皇帝道及一字，皇帝始终如在梦里，还要他“饬令英夷出具切实甘结，遵守约束”。（到是年九十月间，皇帝屡下谕旨责问奕山何不收复香港，奕山奏报还说：“香港地方，洋人并不久居。”）英人对于香港的割让，虽知道中国皇帝尚未裁可，但已经组织了香港行政厅，颁布各种港务规则，作为大活动的根据地了。是为此次战争经过的第二段。到八月十日，英国新任全权璞鼎查抵澳门，开始最后一段的大活动。
（三）战事再起至《南京条约》 璞鼎查由伦敦出发时，巴马斯敦授与他的训令，叫他对于广东方面，除保持香港作根据地外，不要在广东和中国大吏进行谈判，宜即向北方进展，将已交还之定海再行占领，进据扬子江要地，或北达白河口时，方可开始谈判；谈判时要求赔偿，务须详细调查细目，获得满足的结果，对于将来英商安全的保障、商埠的扩张、香港的割让，务必达到目的而后罢手。故自璞鼎查到澳门后，广东方面反归无事。璞氏留兵舰数艘守香港，率领其余各舰于阳历八月二十六日攻陷厦门，留兵据守鼓浪屿，再北进，九月五日达定海。定海自前次英兵退去后已增设防御工事，并驻重兵，但终无抵抗的力量，到十月一日卒为英军所占领。十日，英军又陷镇海。十三日，又陷宁波，钦差大臣裕谦投水死。于是浙东全被英军势力所宰制。
道光帝闻厦门及浙东各地失陷，异常愤怒，任奕经为扬威将军，征调川陕各省军队，并许招集江淮沿海义勇兵数万人，谋规复已失各地。英政府也于九月下旬就印度方面增发海陆援军。璞鼎查于攻陷浙东各地后、援军未到前，乘机休养兵力，自回香港，处理香港及广东方面商务关系（广东自奕山与义律订立休战条约后，即开始通商，此后广东以北沿海各省虽在战争状态中，广东与英人通商并未停止。奕山惟填河筑堡以防英军再攻，其实英军已不理广东了）。英国增发的援军到后（计有军舰二十艘，载炮六百六十八门，武装轮船十四艘，载炮五十六门，病院船九艘，以外尚有测量船、运送船多艘，陆军除炮兵外，步队达一万人以上），再开始由宁波进军活动。奕经规复渐东的计划完全失败。英军于一八四二年五月十八日攻陷乍浦，六月十六日攻陷吴淞，十九日陷上海，自此沿江西进，七月二十一日便攻陷镇江。镇江是当日南北运道的要冲，被陷后，公私皆大受创痛。英军占领镇江后，进行还不曾停止，于镇江配置相当的守兵，便向南京进兵。八月十日，南京已在英军炮火威胁之下。和议的机会至此始十分成熟。
此时江浙方面的重要大员为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耆英、伊里布（前任钦差大臣，因定海失陷夺职，旋复授七品顶戴，令赴浙效力）、浙江巡抚刘韵阿、两江总督牛鉴等。自规复浙东失败后，这一班人都失了抵抗的勇气，极力运动讲和；但是他们求和的苦衷，一方面不易得英军的信任、谅解，一方面不易得皇帝的许可。他们向英军求和的信使由乍浦尾随至吴淞上海，英军并力西进，全然不为所动。他们向皇帝上奏请和，尤难措词，因为皇帝在盛怒之下极难表示和意。牛鉴于吴淞、上海失守后，奏请仿照乾隆年间征缅罢兵仍许朝贡事，准予英人通商，皇帝批答他说：“朕之用兵实出于万不得已，若将征缅之事比拟，事不相类，拟甚不伦，想卿必为伊里布簧惑矣；朕愈加忧愤。倘将士有所窥伺，稍有解体，将成瓦解，可设想耶，总因朕无知人之明，自恨自愧。”牛鉴岂不自知以征缅相比为拟甚不伦，因恐触犯皇帝的盛怒，故有此拟甚不伦的请求；但皇帝还是不肯表示和意。及到镇江失守后，皇帝才知道他自己的兵威是靠不住的了，对于牛鉴、伊里布、耆英等各人的奏请才有允许的表示（但是那种允许和议的表示还带有假装硬汉的声口，如说“万一仍不受抚，不得不大张挞伐，奋力攻剿”；又如说“如果就我范围，即可筹定大局……如情词恭顺，再遣职分较大之员，速行定议；倘竟桀骜不驯，难以理喻，现在兵力已集，地险可守，全在该大臣等激励将士，或竟出奇致胜，懋建殊勋，该大臣之功甚伟也”）。耆英等得到允许讲和的表示，再三向英人乞求；璞鼎查起初以他们没有讲和的全权，拒绝他们的请求；后经提出全权的证据（八月十四日），璞鼎查开出讲和最低限度的条件，限立即承认，否则即行炮击南京；耆英等无法，只得将各项条件全部承认。八月二十六日，议定条文；二十九日，由耆英、牛鉴、伊里布往英国军舰“孔回利斯号”（Cornwallis）与璞鼎查签字。条约全文共十三条，其主要之点如下：
（1）中国政府纳赔偿银二千一百万元与英国政府——内军费赔偿一千二百万元，公行积欠债务三百万元（公行专利制度从此永远废止），鸦片偿还六百万元——分年交清。英军于第一年收到六百万元时，即退去扬子江各要隘驻军；舟山、鼓浪屿二处须俟偿金全纳，通商五口岸开放后，方行退去。
（2）中国政府以香港全岛，永远割让于英国。
（3）中国政府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开为通商口岸，许英国设立商馆，英商及其家族得自由居住往来。
（4）英商货物进出口税，应秉公议定则例；英商货物照例纳进口税后，准由中国商人贩运内地各处，不得再加税课。
（5）以后两国往来文书，用平等款式。
此次的条约真是所谓“城下之盟”。事先并未订有什么休战条约，英军开出条款时，只许有翻译文字及条文细目的商酌，不许有内容的修改、变更。这就是不平等条约的“嚆矢”。后来英国人批评说：在欧洲的外交家，对于一种条约的字句命意，迟回审慎，不知如何的敏锐、警惕；但当时的《南京条约》定议于俄顷之间，不曾费中国当局片刻的注意审慎，因为他们全被那种惶恐不安的心理所宰制；他们的视线所集注的唯一重要点就是如何使英军立即退去，这是很实在的情形。因为他们以免去英军的炮击及其退去为唯一的目的，故对中国所视为战争原因的鸦片问题，订约时除赔偿被销毁的鸦片价值外，关于以后贩卖应该禁止与否竟不涉及；而英国方面向来所不满足的皆一一满足，并且超过满足点以外，如香港的取得及关税协定权便是。割地偿金是战败国所应该忍受的，故香港的丧失犹有可说，关税自主权被束缚的一点，实为中国的致命伤；但当时政府中一般的当局者无一人梦想及此。他们所最伤心的除割地偿金外，就是以后两国交际来往公文须用平等款式的一点；以堂堂的天朝，须与夷人用平等款式，真是“冠履倒置”、“天翻地覆”了；但一时敌不住夷人的炮火，只好暂时忍受，再等机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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