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埃及人的蓄势待发
用“哀军”来形容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的阿拉伯军队并不过分。众所周知,前三次中东战争均以以色列胜利而告终。尤其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侵占了阿拉伯国家领土约6.5万平方公里,把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规定的以色列版图扩张了5倍多,共有100多万的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流离失所。整个阿拉伯军队弥漫着失败、沮丧的气氛,士气非常低落。
作为“败军之将”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对战败深深自责,萌生负罪之感。他在接受停火后第二次,发表了悲情演说:“战争失败了,我承担全部责任,我决定辞去在政府中的一切职务。我对不起人民,如果人民判我有罪,把我绞死在解放广场,我也心甘情愿,人民是有权这么做的。”同时,他还提出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职务。这番肺腑之言,使指责政府和军队的埃及人突然意识到,国难当头之际,纳赛尔仍是凝聚军心和民心的强大磁石,更是洗刷民族耻辱希望所在。总统讲话几分钟后,成千上万的埃及人全然不顾宵禁令,涌向街头,振臂高呼:
“人民的纳赛尔!”
“纳赛尔,留下来,我们需要你!”
“我们要雪耻,要报仇!”
群情激动,纳赛尔也非常感动,决定顺从民意继续留任。痛定思痛的他开始寻找新的力量和新的起点,以求打败以色列。他召集他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成员,商量策划打击以色列。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1970年9月28日,一直致力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的纳赛尔由于过度疲劳,心脏病和糖尿病复发,不幸逝世。
1970年10月15日,副总统萨达特接任埃及总统。他说:“从纳赛尔逝世、我接任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这场仗非打不可。纳赛尔也知道我们非打不可,这是我继承下来的遗产。但是,我受过英国人的监禁,学会了忍耐。”
“忍耐”不是消极的等待,埃及人“用武力夺走的,必须要用武力夺回”的决心没有改变。如果说有所改变的话,那就是萨达特改变了过去企图通过一次战争收复全部失地的想法,他说:“如果能够占据苏伊士运河东岸哪怕是一寸土地,就可以使埃及在其后举行政治外交谈判的地位得到不可估量的加强。”他主张实行有限度作战的战略,即先收复部分领土,然后通过政治谈判解决收复全部西奈半岛失地的问题。
目标已定,难题仍在。在埃及面前仍摆着几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必须夺取运河地区的制空权,掩护地面部队渡河作战;必须强渡运河和确保东岸的桥头堡,这需要有效地对付以军装甲部队的反击;必须快速破堤开辟通道和架设浮桥,攻克“巴列夫防线”,保证坦克等重型装备陆续渡河到东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列夫防线”。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的战略思想有很大的改变,即由攻势战略向守势战略转换。以军在戈兰高地1967年停火线以军一侧,修筑了由十几个巩固支撑点、反坦克壕、地雷场等组成的防线。同时,在苏伊士运河东岸,以军修筑了以消耗战争时期的防炮工事为基础的、号称“铜墙铁壁”的巴列夫防线:以苏伊士运河为天然屏障,依托被加高到20米左右的沙堤,并在沙堤及其东侧修筑了约30个坚固支撑点(可抗500公斤炸弹的直接命中)。每一支撑点为一个碉堡群,可驻半个连的兵力加一个坦克排,周围布设有铁丝网和地雷场,并设有瞭望塔监视西岸。此外,以军在正面关键支撑点附近,埋设了可储200吨油料的焦油罐和通向运河的油管,如果有必要,就用电点火,在河面上造成人工火障。其燃烧时间可达30分钟,用来阻止埃军渡河。以军在支撑点之间还修建了纵横相连的军用道路,以便相互支援。这些就组成了由以色列原总参谋长巴列夫的名字命名的防线。
要达到战略意图,攻克“巴列夫防线”是埃及军队面临的一大难题。
要达到战略意图,攻克“巴列夫防线”是埃及军队的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从1970开始埃及就着手拟订强渡运河、进攻西奈半岛的“巴德尔”作战计划。特别是针对以军战略和作战思想上强调空军和装甲兵作用这个特点,认真研究对付措施,采购和装备了大量反坦克和防空武器,并进行了相关战术研究。埃军副参谋长贾马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防空体系,与空军相配合,使敌优势空军无能为力。我们的步兵部队要装备大量的反坦克武器,在炮兵集中火力的支援下,使敌装甲兵不起作用。”
埃军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运用各种手段,包括战场观察、电子侦察、航空侦察以及派遣人员潜入敌区等,对西奈半岛以军的防御配系进行反复的侦察。直到开战的前一天,还派突击队员潜渡到东岸,对巴列夫防线的工事及其纵深情况作最后的侦察。因此,埃军相当确切地掌握了以军的许多情况,针对以军防御部署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例如,当查出以军在沙堤上埋设有通向运河的喷油管道可以制造人工火障时,就把破坏油管列入协同作战计划之中。在开战前一天晚上,派人潜渡运河,把喷油管口用水泥堵死,从而彻底破坏了以军制造人工火障的企图。
埃军在认真研究敌情的同时,还回顾了历史,尤其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教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强弱。埃国防部长伊斯梅尔研究分析以色列的军事情况时指出:“埃及人没有忘记过去。我的估计,以色列有四项基本有利条件:空军优势、先进的技术、有效的训练和美国可以迅速援助,这就保证了供应源源不断。敌人也有它的不利条件:它的交通线太长,远达好几个战场,这就难以防御;它的人力资源不允许大量伤亡;它的经济情况不允许其进行长期战争;而且,轻敌是它的致命伤。”这些分析,连以色列人也承认“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以色列的实际情况。”
战争在“欺诈”中拉开序幕。
《孙子兵法》说:“兵不厌诈。”经过三次中东战争洗礼的埃及指挥官们似乎一下子理解到了“欺诈”、“隐蔽”的含义。为达成战争的突然性,埃军采取了一系列隐蔽进攻企图的措施。(www.xing528.com)
1.秘密调动部队。为了大规模部署部队到苏伊士运河西岸前沿阵地而不被以色列人发现,埃及军队运用了各种战术伪装和欺骗,这些似乎与中国古代“增兵减灶”欺骗战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埃及在战前9个月中,曾对预备役人员多次进行征召和复员。部队也经常前调和后撤,前调一个旅,后撤一个营,用大张旗鼓的后撤掩盖逐次向运河集结兵力,这样一进一退实质上把大量的部队调到了前沿阵地。在开战前,埃军还举行了“解放23号”演习,用以欺骗以军。这种演习在过去的3年的秋天里都要进行,而以色列人根本看不上这些演习,也看不上过去9个月埃及人所建的新堤坝和工事,认为它们的作用只是给部队找些事情做而已。这次演习中,埃及军队把突击部队和架桥器材等隐蔽在岸堤下的土洞里,甚至还直接在运河修改成双股河道的巴拉赫地区的埃及一侧河道上举行强渡运河的演习。话虽如此,以色列人把这一异常动作告诉了美国情报人员,指出埃及军事演习规模一年大过一年。
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检阅部队
美国人也认为这一次是埃及军队第一次以整师的规模进行演习,他们从来没有调集过这么多的装备,后勤工作的规模也是空前的,而且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他们架设了大量的通信网,比普通演习所需要的要多得多。美国随即对以色列提出了警告,要以色列高层判断,阿拉伯国家是否已有迹象准备开战。但以色列人否认了这一担心。以南部军区情报部一名中尉参谋在开战前5天曾写报告说:“埃军在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大演习是隐蔽进攻真正作战计划的欺骗行动”,而情报部长接到这个报告后,竟然束之高阁,未予重视。
2.渲染平和气氛。任何欺骗手段不是单独运用的,必须结合起来,增强以假乱真的效果。在开战当天,埃及政府放出一个大大的烟雾弹,组织各国驻埃大使远离开罗到外地参观,宣布一批埃军高级军官到沙特阿拉伯“朝圣”,既避免各国大使发现战争的端倪,又制造了一种歌舞升平的气氛。在运河西岸战斗前沿,埃军指挥官派出士兵三三两两走上河岸,有的在吃甘蔗,有的在嬉闹打斗,有的甚至进入运河游泳,显得同往日一样的“平静”。这种“平静”似乎传染到了对岸的以色列军队,许多以色列前沿部队官兵有的在晒衣服,有的在踢足球,有的在睡觉,也有的在做祷告。以军士兵温斯德孚回忆说,听到轰轰的坦克声,我们一边奔向战位,一边继续祷告。我们在岗位上朗诵我们的明哈祷词,读到什玛一段“听,以色列”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一致高声地朗诵。
3.严格保密规定。作战文书和计划是全部作战过程的设想。为了有效地控制作战文书和计划,有关文件均用手抄,不准打印,更不准许使用无线电传达。而且作战计划只限于埃军有限几个参与制订计划的人员知道,范围控制得非常小。至10月1日,距开战日10月6日只有5天时间,埃及、叙利亚两国只有总统、国防部长少数几个人知道开战日期。作战命令于开战日8时才传达到师长,12时以后传达到连长,14时战斗打响。事实证明,严格的保密措施和巧妙的伪装手段,是隐蔽作战意图和战争准备的重要保证。
埃及部队跨过苏伊士运河
4.精心选定开战日。开战日期对作战胜利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选定的日期要达到突然性的效果,难度也较大。但是,埃及选定“10月6日”作为开战日,非常具有欺骗性、隐蔽性和麻痹性。用伊斯梅尔的话说,开战日的选定是“科学而伟大的研究结果,当我们的文件全部可以公开作为历史研究资料时,这项工作一定会受到全面的赞扬,而以分秒精确和仔细研究为特点流传于科学性战史上。”把日期选定为10月6日,在好几个月前就决定了。伊斯梅尔说,我们要选择在阿拉伯和世界达到最高潮时采取行动,更确切地说,我们需要:第一,一个有月色的夜晚,月亮正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升起,可以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第二,运河水流适宜过河行动的夜晚;第三,敌人远远料不到我们的行动的夜晚;第四,敌人全无戒备的夜晚。根据这些特殊考虑我们选定了10月6日。据天文计算,在那一天,月亮升起和下山的时间对于我们非常适合。我们的科学家检查了旧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纪录,估计了水流速度,发现那天最为适合。除此之外,以色列一定认为我们这方面正是斋月(阿拉伯传统斋月不作战),不会有所行动。而他们那方面,也正忙于一连串的事件,包括他们即将到来的大选。但伊斯梅尔并没有特别提到10月6日是以色列的赎罪日。这一天,在犹太历法上,是最神圣的一天,以色列全国几乎进入停顿状态。这天,犹太人一般不进食,因而虚弱无力。
在这一系列动作的欺骗下,以色列人一直被蒙在鼓里。10月6日午后,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国防部长兼总司令伊斯梅尔的陪同下,走进深埋沙漠下面的“10号作战指挥中心”。四周墙上挂满了标满作战示意箭头的作战地图,各军兵种代表站立两旁,电报声滴滴答答,作战参谋人员忙而不乱地紧张传递作战命令,空气中弥散着临战的味道。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逝去,伊斯梅尔手心捏出了一把汗。
突然,总统笑着对大家说:“为什么不来根烟或来杯茶?”众多高级将领似乎感到一丝轻松,紧张的气氛松弛了许多。
13时50分,空军传来报告:“起飞准备完毕。”炮兵阵地、装甲部队相继传来报告:“攻击准备完毕!”
14时整,战斗打响了!机声隆隆,200架战机从低空飞过苏伊士运河,向西奈纵深突破。
14时05分,2000余门火炮和“蛙-7”战术火箭一齐开火,集中射击以军巴列夫防线的支撑点、指挥所和雷场。与此同时,战机对西奈半岛的以军炮兵阵地、“霍克”地空导弹阵地、指挥所、雷达站以及机场后勤设施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炸弹卷起了一股股沙土,整个苏伊士运河两岸笼罩着一层层烟幕。
以军阵地。大量炮弹落在阵地上,越来越近。一名士兵迅速报告长官,长官呵斥到:“有什么大惊小怪,这只是局部炮击事件。”以色列总理梅厄召集内阁紧急会议,还在讨论是否发动全国动员命令。整个以色列似乎都漫不经心。
然而,时间并没有给以色列机会。在弹幕和硝烟的掩护下,埃军第一批士兵开始渡河。这时,埃军的平射炮开始射击。10多分钟后,4000多名登陆士兵分乘720只橡皮舟,喊着“真主伟大、真主伟大”的口号,冲上了东岸,占领了各支撑点。在“10号指挥中心”,埃军指挥官听到前线频频传来捷报,一切轻而易举,一切又令人难以置信。
战前,苏联专家曾估计,埃军渡河作战第一天,就可能损失数万人和百分之三四十的空中力量,而实现的打击目标充其量只有30%。事实出乎专家们的预料,据埃及宣布,第一天埃军只付出牺牲148名士兵和损失5架飞机的代价,而“出击是百分之百的成功,实现了全部目标。”以色列军队参谋长巴列夫也承认,这是埃及进攻达成了突然性的结果。
埃及军队跨过运河打击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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