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学史：地理学在《徐霞客游记》中的体现

（三）地理学：《徐霞客游记》

明代后期是史学发达时期，地理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1586—1641），字振之，号霞客。祖籍河南开封，在宋代其先辈从开封迁到江苏江阴。他的曾祖和祖父，在明代当过官。徐霞客出生时，家道中落，他父亲不喜官场生活，隐居田园。他19岁丧父，靠母亲纺织维持生活。徐霞客受父亲影响，自幼对读八股文不感兴趣，特好奇书，对舆地图经之书却有好感。向往着“欲问奇于名山大川”（陈函辉《墓志铭》）之中。他的壮志也是在他母亲支持下实现的，她说：“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同上）并给徐霞客缝制“远游冠”，“壮其行色”，以示鼓励。

徐霞客每次出游归来，把所见所闻，向母亲一一叙述，“有令人舌挢汗骇者，母意反大惬”（同上）。为打消霞客出游的顾虑，他母亲虽73岁的高龄，还和徐霞客游历了荆溪、勾曲（今江苏宜兴），而且走在霞客的前边，他母亲就是这样坚定徐霞客出游的壮志。徐霞客在家庭的支持下，更加坚定了远游的信心。

徐霞客一方面游历，一方面查阅古籍，他在阅读大量舆地图经和实践的基础上，对前人写的地理书，认为“多以承袭附会”（陈函辉《墓志铭》），以至于“山川面目，多为图经志籍所蒙”（吴国华《圹志铭》）。对当时的《明一统志》，也指出许多失实之处，认为“不足尽信”。为了考察祖国的大好河山，自22岁起，开始游历，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到崇祯十二年（1639），30多年间，对大自然进行探索，“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杨名时《序》一）。在探索中，“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潘耒《序》）。在西行时，真是“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吴国华《圹志铭》）。他冒着生命危险，对大自然进行探索。他所以能这样做，除了他有强健的身体外，更重要的是有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意志，有征服大自然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能徒步走数百里；凌绝壁，冒丛箐，攀援上下，悬度绠级，捷如青猿，健如黄犊”（钱谦益《徐霞客传》）。“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能逢食即吃；能?被单夹耐寒暑”（陈函辉《墓志铭》）。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他“升降于危崖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迹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杨名时《序》一）。

经过千辛万苦，数次遇盗，多次绝粮，终于克服种种困难，渡过种种难关，他把所见所闻、探索的奥秘，运用游记形式，记录下来，写在《徐霞客游记》中，完成中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对这部杰作，国内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述，今突出几个问题，摘录原文，略作说明。

其一，对岩溶地貌和温泉的研究。

徐霞客最大的贡献是对岩溶地貌的考察和研究。在湖南、广西、云南、贵州一带是世界上岩溶（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典型的石灰岩地区，在《游记》中考察的岩洞有100多个，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如桂林的七星岩就是例证，他记下了方位、高深、宽窄的数字（卷三上，丁丑五月初二），写出了石笋石、钟乳石、柱状的堆积物。他对洞内的观察和描绘，基本是正确的。这是世界上对“岩洞学”研究的最早记录，他是世界上研究岩溶地貌的第一人。

还记录了大量温泉资料。他对温泉最多的云南，如洱海区、怒江澜沧江区、腾冲区进行考察。根据见闻和感觉，对泉水溢出的情况，颜色、温度，都有记录。据统计，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至崇祯十二年六月，记录温泉40余处，有龙泉、灵泉、神泉、汤泉、冷泉、五泉、隐毒泉、石马泉、山顶泉，“有泉一缕”、“清泉一泓”、“水泉飞洒”。又记“龙泉其水分青白色”、“树下有泉，清洌可鉴”、“热水洞……其水自洞底涌出如沸汤”、“泉穴自山底，东透隙而出”，“泉孔随地而出，其大如管，喷窍而上，作鼓沸状，滔滔有声……其热如沸”（卷八下，己卯四月二十六日）。“温泉……温池在焉……池分内外，外固清莹，内更澄澈，浴者多就外池。内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绿石，映水光艳烨然。余所见温泉，滇南最多，此水实为第一”（卷六上，戊寅十月二十六日）。值得注意的是，徐霞客对龟石、蛇石作了绝妙的记录。他说：“关帝庙之旁是大屯……有湖名‘茈碧’，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悬，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三丈，其形如龟，北有一回冈，高四尺，长十丈余，东突而昂其首，则蛇石也。龟与蛇交盘于一阜之间，四旁沸泉腾益者九穴，而龟之口向东南，蛇之口向东北，皆张吻吐沸，交流环溢，于重湖之内”（卷七下，己卯二月十八日）。描绘得有声有色，动人听闻。

其二，有关农业资料的记录。

《游记》记录了西南地区农业生产情况。从崇祯十年闰四月初八至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记录广西农业约80余处。又从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初十，记录贵州农业约30余处。从崇祯十一年九月初一至十二年九月十四日，记录云南农业约70余处。这些记录虽然简略，但反映了西南边陲的生产概况，这些资料在《明史》、《明实录》中是看不到的。就是在私人著作，如《国榷》、《罪惟录》、《明通鉴》等书中也很难找到。记录简略，却很珍贵。如记广西“大竹坪，一人方插秧”，“玉虚殿其处小回成坞，西向开洋，水自山后转峡而来，可润可耕，名曰天赐田，而土人讹为天子田”。记贵州嘉杭关“南北俱有洼中坠，环塍为田”，蓊楼……两山夹中，“夹底平洼，犁而为田”。记云南大舌甸林“其坞夹溪为田，坞环而田甚辟”，黄泥冈之坡“其上复盘陇成畦，辟田甚广”。有些记载较为详审，如记广西麒麟村见路旁有“停车四五辆，有数牛散牧于麓，有数人分樵于崖……盖其皆远村，且牧且樵，以车为载者”（卷四上，丁丑九月二十七日）。行至太平，辄见冈陀盘旋，四环中坠，“深者为井，浅者为田，上下异穴，彼此共?……旁通者，则底平可植五稼。路旁大抵皆是”（卷四上，丁丑十月初四）。如记贵州：麦冲关东北，“有坞南北开洋，其底甚平，犁而为田。（原注：此处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概橇矣）波耕水耨，盈盈其间”（卷四下，戊寅四月初一）。平坞一壑，南北长二里，“水亦中洼下坠，两旁多犁为田，是为八垒”（卷四下，戊寅四月十八日）。记云南板桥……黄泥河聚庐颇盛，四面环山，河绕其后，其中多盘坞环流，“土膏丰沃，为一方之冠。亦佐之米，俱自此马驼肩负而去”（卷五下，戊寅九月初三）。鹤庆石宝山，两旁东有五泉，出石宝之下，西有黑龙，西龙诸潭，出西大山下。“故川中田禾丰美，甲于诸郡（原注：冯密之麦亦甲诸郡，称为瑞麦，其粒长倍于常麦）”（卷七下，己卯二月十二日）。

在《游记》中也看到了记录农业生产更为具体的资料。如云南黔府官庄，“有田塍数十畦”（卷六下，戊寅十二月初六）。又如狗街子，沙木河驿后，东南有宝台，往西“坞底成畦”，再往西南，“透峡西出，则其内平洼一围，下坠如城，四山回合于其上，底园整如镜，得良畴数千亩，村庐错落，鸡犬桑麻，俱有灵气”（卷八上，己卯三月二十九日）。如记贵州玄帝宫，天启二年毁于蛮寇，四年不昧师复鼎建，每年正月二月，四方朝者骈集，日以数百计。“僧又捐资置庄田，环山之麓（原注：岁入谷三百石），而岭间则种豆为蔬（原注：岁可得豆三十石），以供四方。但艰于汲水，寻常汲之岭畔，往返三里，皆竣级。遇旱，则往返十里而后得焉”（卷四下，戊寅四月二十九日）。再如记广西飘渺村……村前“平坠为壑，四垄盘错，自上望之，壑中诸垄，皆四周环塍，高下旋叠，极似堆漆雕纹”，自蛮王峰“水皆西南入都泥，壑皆耕犁无隙，居人亦甚稠，所称巴坪哨，亦一方之沃壤也”（卷四上，戊寅三月二十五日）。

从以上三个地区、三种不同的记录考察，即便记录最详、生产规模最大，如“田塍数十畦”、“良畴数千亩”、“壑皆耕犁无隙”，以及各种“庄田”的资料，都没找到如何进行生产，或怎样进行生产的记录。如进一步考察贵州的玄帝宫，只知僧人“置庄田”。有的记载：“有数家在南麓为永丰庄，皆白云寺中佃户也”（卷四下，戊寅四月十八日）。说明寺僧不参加劳动，雇佣他人进行生产。这种情况与内地寺院经济有所不同。据《江右游日记》称：“坞中之田，皆寺僧所耕而有者。”（卷二上，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又《楚游日记》称：“饭于浪石寺，欲往莲花洞，而僧方聚徒耕田。”（卷二下，丁丑三月二十一日）又高云寺向有五十僧，为流寇所扰，止有六七僧，“以耕种为业，而晨昏之梵课不废”（卷二下，丁丑四月初八）。说明内地寺僧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记载贵州：“狗场堡，乃汤吏部之佃苗也……西去二里有村，亦汤氏佃丁，其中可宿……此地皆苗熟者，虽为佃丁，而习甚鄙。”（卷四下，戊寅四月十八日）这是官吏田庄雇佣少数民族劳动者为佃丁进行生产。在云南地区还记载官僚张调治在金沙寺西麓经营的“庄田”，山之西麓，则连村倚曲，民居聚焉。入调治山楼，饭而登山，凭眺寺中。“下步田畦水曲，观调治家人筑场收谷”（卷六上，戊寅十月十三日）。在观音山以南有大片可耕之地，是晋宁权势之家阮仁吾的庄田“村氓俱阮氏庄佃”（卷六上，戊寅十月二十五日）。在腾越州城有黔府官舍（黔国公沐昌祚），沐氏黔府在乌蒙、马湖一带，置有“黔府庄田”（卷六下，戊寅十二月初六）。

在内地未发现上述资料。据《江右游日记》称：唐代有曹山寺，“宋赐额宝积寺，毁于嘉靖丙戌（1526），基田俱属缙绅”（卷二上，丙子十一月二十二日）。又据《楚游日记》称：“过永福寺故址，基石犹伟，已犁为田……（原注：土人云：永福寺，昔时甚盛，中有千余僧，常住田千亩）永福即舜陵……今舜陵左碑，俱从永福移出……不久，寺竟芜没，可为废古之鉴”（卷二下，丁丑三月二十四日）。上述资料，说明寺废僧没，基田归于缙绅占有，或者故址为田，未记录田土的归属。总之，内地与边陲情况有明显不同。在内地一般是地主雇佣劳动者为主人进行生产，寺院经济是僧人参加劳动。在边陲地区，权势之家、官僚庄田及寺院庄田，都雇佣“佃丁”、“庄佃”为主人（或僧人）进行生产，寺僧不参加劳动。

在《滇游日记》中“木家院（丽江太守木生白）”下边有这样的记录：说西南地区的庄田，一般采用休耕制：“其地田亩，三年种禾一番，本年种禾，次年即种豆菜之类，第三年则停而不种。又次年，乃复种禾”（卷七下，己卯二月初九日）。这种休耕轮耕制是一种原始的落后形式，内地已不采用。反映了西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落后性。但畦种穴播在西南地区成为普遍的耕种方法。挑沟作畦，种植在垄背之上，也采用了内地的某些耕作技术。当然，在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不采用休耕制。如云南龙江、石城一带，“民安地静，物产丰盈”。他处方苦旱，而此地之雨不绝，他处甫插莳，而此处“新谷已登”。他处多盗贼，而此中“夜不闭户。敢谓穷边非乐土乎”（卷九下，己卯七月十一日）。

西南地区的庄田，除生产谷物外，如稻、禾、豆、粟、绿豆、荞麦、燕麦之外，还有菜蔬如韭菜、瓜、黄瓜、蓬蒿菜、蒜、菱蒲……果树有桃、柿、核桃、芭蕉，又有山茶，甚至池塘养鱼。如贵州南京井、白云庵主僧自然供餐后，“导余登潜龙阁，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罂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卷四下，戊寅四月十五日）。又如广西：玉虚殿、华景之附近，“出城即渡濠坝而趋西（原注：濠中荷叶田田，叶红白交映，香风艳质，遥带于青峰粉堞间，甚胜也）”（卷三上，丁丑六月初五）。再如云南：如大机禅师建立的传衣寺，有“传衣之蔬圃”，有山茶树，有垣围一区，浚山为池，“畜金鱼于中，结茅龛于上者……有草庐菜畦”（卷七上，己卯正月初九）。还有云南复吾僧大觉寺有“大觉寺蔬圃”。复吾僧招待徐霞客时，曾拿出各种果品。如“出茶果，皆异品”，有本山参，以蜜炙为脯。又有孩儿参，颇俱人形……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见者”。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菌之类，鸡?之外，有白生香蕈。白生生于木，如半蕈，“形不园而薄，脆而不坚”……此间石蜜最佳，白若凝脂，“香气甚异”。还有雪兰（白花）、玉兰（花绿）、虎头兰、红舌、白舌等，“其地亦重牡丹”（卷七上，己卯正月十一日）。主人生产这些果蔬，主要供自己享用而不是出售。各类蔬圃自给自足，这是自然经济庄园。

西南地区，除官吏、寺僧设置的各种庄田外，也存在个体自耕农。如广西大竹坪“一人方插秧”（卷三上，丁丑闰四月十二日），又百步塘……山半洞门西向，“有牧者憩歌于中”（卷三下，丁丑六月二十五日）。在贵州保定铺“有一二家在南垄下……峡中始多田塍”（卷四下，戊寅四月二十六日）。在云南丰塘一带行路时，“见南山有牧者……忽有负木三人从前岭下”（卷五上，戊寅八月二十九日）。又泗城州碧峒寨，抵北山村麓，“有两人耕于其下，亟趋而问之。尚隔一小溪，其人辄牵牛避去”（卷五下，戊寅九月初三）。还有清源洞……“土人之耕者，见数骑至，以为追捕者，俱释耜而趋山走险”（卷八上，己卯三月初七）。徐霞客所见这些插秧者、牧者、耕者、负木者及一二家居民，就是自耕农，是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他们胆小怕事，不愿同外界发生联系。这些情况与内地不同。内地未发现耕者见游客即逃避的情形。据《游天台山日记》称：徐霞客上桐柏山“群农见游客至，俱停耕来讯，遂挟一人为导”（卷一下，壬申三月二十日）。内地与边陲生产情况不同，风俗习惯各异，对游客持有不同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西南地区的自耕农也是生产粮食和果蔬。如贵州黄草坝诸处，与泗城接界。是日，“余草记阁中，影修屡设茶，供以鸡?菜、?浆花、黄连头，皆山蔬之有风味者也”（卷四下，戊寅五月初二日）。在广西三里（上无虞里、下无虞里、顺业里）一带，农民生产谷类、菜蔬及果品（卷四上，丁丑十二月二十三日）。云南赤土铺一带的农民“杂植果树于其中，是为板厂”（卷八下，己卯四月十三日）。还有云南中台、蛮边一带，徐霞客来到早龙川家，时渡舟尚在江东岸，龙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即织纴于旁。出水酒糟生肉以供”（卷九下，己卯七月十四日）。以上记录说明西南地区的农民，不仅生产粮食、果蔬，而且妇女还从事纺织，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过着田园式的生活，显示了男耕女织的传统经济。

其三，关于西南地区手工业的记录。

《游记》记录了各种手工业生产的简况。说广西的妇人“亦有纺与织者（原注：织亦有扣有综，第不高而平，妇人趺坐而织。纺亦然）”（卷四上，丁丑十二月初五）。还有绢的生产“交（趾）绢轻细如吾地兼丝，而色黄如睦州之黄生绢，但比之密而且匀”，每二丈五尺一端，价银四钱，“可制为帐”（卷四上，丁丑十二月初五）。在广西养鹅、牧羊的地区，有生产羽布的手工业。鹅翎、羊绒，白而有光，泗城人“亦有练之为布者，细密难成，而其色微黄，想杂丝以成之也”（卷四上，丁丑二月十四日）。(www.xing528.com)

还有造纸手工业。在韦龟村、韦龟之山，数十家倚山北麓，“以造纸为业，栖舍累累，或高或下，层嵌石隙，望之已飘然欲仙”（卷四上，丁丑二月十三日）。

在云南地区乌沙尖山道有捣米的水舂。其水下坠成潭，嵌流峡底甚深，因下蹈之。“有屋两重在夹壑中，乃王氏水舂也”，复下西崖，其崖甚狭，东即瀑流坠空，西亦夹坑环屋，俯视屋下坑底，“有流泉叠碓，亦水舂也”（卷八下，己卯四月十六日）。又在龙云州道，板桥……从溪东岸又东南二里，直逼东山下，复有村倚之。从村南东向入，“有水舂踞冈上”（卷九上，己卯六月十四日）。

在迷渡、河海道、桃园哨附近有水运机……曲折行峡中，随水而出……始望见峡口东达川中。峡中小室累累，各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以水运机，磨麦为面，甚洁白。乃知迷渡川中，饶稻更饶麦也”（卷一〇上，己卯八月十九日）。

云南顺宁郡有生产核桃油的作坊。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壳厚而肉嵌，一钱可数枚，捶碎蒸之，箍搞为油，胜芝麻、菜子者多矣”（卷一〇上，己卯八月十四日）。还记录了个体箍桶者。在云南花椒庵、石洞、石门，“途中遇一老人，负桶数枚下山，即石洞所栖之人，每日登山箍桶，晚负下山鬻以为餐”（卷八上，己卯三月二十二日）。徐霞客还记录了不少拓碑文的手工业者，专为人们拓印碑文或图像。又记录一些石工，为人们刻石碑或石砖，以及石人、石马之类。

以上记录的各种手工业作坊，或各种个体手工业者，说明西南地区已有某些手工业者，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他们为了生活，专为其主人，或为市场而工作。这些手工业劳动者，往往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

徐霞客还记录西南地区的盐井和矿冶。如记云南安宁城的盐井。有庙门东向，额曰“灵泉”，余以为三潮圣水也。入之，“有巨井在门左，其上累木横架为梁，栏上置辘轳以汲，乃盐井也”。其水咸苦而浑浊殊甚。“有监者，一日两汲而煎焉”（原注：安宁一州，每日夜煎盐千五百斤。城内盐井四，城外盐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斤，小者煎四十斤，皆以桶担汲而煎于家）（卷六上，戊寅十月二十六日）。这是官方经营的盐井，而生产技术较为落后，采取一家一户的煎盐方式。

在矿冶方面，广西的南丹州、那地州、河池州，有银、锡二厂。“银、锡二厂”，在南丹州东南四十里，在金村西十五里，其南去那地州亦四十里。其地（厂有三）曰新州，属南丹；曰高峰，属河池；曰中坑，属那地。“皆产银、锡”。三地相间，仅一二里，皆客省客贾所集。按《志》（即《大明一统志》）有高峰砦，即此高峰之厂，独属河池，而其地实错于南丹、那地之间。达州必由南丹境，想以矿穴所在，故三分其地也（原注：银、锡俱掘井取砂，如米粒，水淘火炼而后得之。银砂三十斤可得银二钱，锡砂所得则易）。又有灰罗厂，止产锡（原注：在南丹东南三十又五里，即余昨所经），有孟英山（原注：在南丹西五十里芒场附近），止产银（原注：永乐中遣中使雷春开矿于此，今所出甚微，不及新州矣。雷春至孟英时，河池所城是其所筑）（卷四上，戊寅三月二十二日）。这是官营手工业，记录较为具体，但生产方式较为落后。

在云南的南衙、北衙“俱银矿之厂，独以衙称者，想其地为盛也”。东与南来大道合，复北行一里余，“市舍复夹道，盖烹炼开炉之处也”（卷七上，己卯正月二十三日）。在洱海卫七和村附近，有黄峰，又称天生寨。木氏（丽江土知府木生白）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世化无大兵燹，且产矿独盛，宜其富冠诸土郡云”（卷七上，己卯正月二十五日）。又云南宝台山，炉塘有上厂、下厂：“越下厂，越上厂，而坑又中间之，分两岐来：一自东北，一自西北，而炉舍居其中（原注：所出皆红铜，客商来贩者四集）。”（卷八上，己卯三月二十六日）还有云南的土瓜山、姊妹山：“炉烟氤氲，厂炉在焉。遂五里而至厂，厂皆茅舍，有大炉小炉。其矿为紫色巨块，如辰砂之状。有一某姓者，方将开炉，见余而留饭于龛中。”（卷八下，己卯四月二十六日）在喇哈寨附近南香甸也有矿炉。“有村庐接丛于江之两岸，而矿炉满布之，是为南香甸”（卷八下，己卯四月二十七日）。“阳桥之矿，亦多挑运，就煎炼于南香，则知南香乃众矿所聚也。随峡北望，其内山回壑辟，有厂亦炉烟勃勃，是为石洞厂”（卷八下，己卯四月二十八日）。

在云南还有硫磺塘道、硫磺塘村，其地产硫磺。“余欲俯窥喉中，为水所射不得近。其龈睟之上，则硫磺环染之。其东数步，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养硝，想有磺之地，即有硝也……其中沙有磺色，而亦无热气从戳孔出，此皆人之酿磺者”（卷九上，己卯五月初七日）。

西南地区的矿冶生产由官方经营，政府派遣官吏进行管理。有些矿冶则由土官管理。

其四，关于西南地区铁锁桥的记录。

西南边陲是多山多水的地区，徐霞客记录了不少桥梁，如木桥、大板桥、小板桥、长木桥、木梁桥、独木桥、“系藤为桥”、“乌索桥”、铁锁桥及铁索桥，名目繁多。今摘录有关铁锁桥的资料，以补《明史》之缺。云南有漾濞铁锁桥，“抵漾濞街，居庐夹街临水，甚盛。有铁锁桥在街北上流一里”（卷八上，己卯三月二十三日）。又有潞江铁锁桥，“抵江上，有铁锁桥横架江上，其制一如龙江曲尺，而较之狭其半”（卷一〇上，己卯八月初一日）。还有顺宁郡的顺江铁索桥“……渡北来溪身，以铁索架桥亭于其上，其制仿澜沧桥者”（卷一〇上，己卯八月十四日）。记录较详者，尚有数处。

①龙川江桥：抵龙川江东岸，溯江北行。又半里，“有铁锁桥架江上，其制两头悬练，中穿板如织，法一如澜沧之铁锁桥，而狭止得其半。由桥西即蹑级南上”（卷八下，己卯四月十二日）。②曲石桥：从灰窑、曲石转其南，盖江流夹其三方，而余行周其四隅矣。西行一里，又南向峻下者一里，及坞底，“有桥跨江，亦铁锁交络而覆亭于上者，是为曲石桥。按《一统志》：龙川江上有藤桥二，其一在回石。按江之上下，无回石之名，其即曲石之误耶？岂其桥昔乃藤悬，而后易铁锁耶？于是从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峡上。二里余，复南向陟岭”（卷八下，己卯四月二十九日）。③澜沧江铁锁桥：此条记述不明确，且与《一统志》、《大理志》记录各异，故多录原文，供读者参考、自辨。“澜沧江自吐蕃嵯和哥甸南流，经丽江、兰州之西，大理、云龙州之东，至此山下，又东南经顺宁、云州之东，南下威远、车里，为挝龙江，入交趾至海。《一统志》谓赵州白睧睑礼社江至楚雄定边县，合澜沧入元江府，为元江。余按澜沧至定边县西所合者，乃蒙化漾濞、阳江二水，非礼社也；礼社至定边县东所合者，乃楚雄马龙、禄丰二水，非澜沧也。然则澜沧、礼社虽同经定边，已有东西之分，同下至景东，东西鄙分流愈远。李中谿著《大理志》，定澜沧为黑水，另具《图说》，于顺宁以下，即不能详。今按铁锁桥东有碑，亦乡绅所著，止云自顺宁、车里入南海，其未尝东入元江，可知也。由岭南行一里，即曲折下，其势甚陡；回望铁桥，嵌北崖下甚远，而或迎之，或背之，为‘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即挨东崖下溯江北行，又一里而至铁锁桥之东。先临流设关，巩石为门，内倚东崖，建武侯祠及税局；桥之西，巩关亦如之，内倚西崖，建楼台并祀创桥者。巩关俱在桥南，其北皆崖石?削，无路可援；盖东西两界山，在桥北者，皆夹石，倒压江面，在桥南者皆削土，骈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桥则架于其北土石相接处。其桥阔于北盘江上铁锁桥，而长则杀之。桥下流皆浑浊，但北盘有奔沸之形，澎湃之势，似浅；此则浑然逝、渊然寂，其深莫测，不可以其挟束而与北盘共拟也。北盘横经之练，俱在板下；此则下既有承，上复高绷，两崖中架两端之楹间，至桥中又斜坠而下绷之，交络如机之织、综之提焉。此桥始于武侯南征，故首祀之；然其时犹架木以渡，而后有用竹索用铁柱维舟者，柱犹尚存（原注：或以为胡敬德，或以为国初镇抚华岳，而胡未之至，华为是）。然兰津之歌，汉明帝时已著闻，而不始于武侯也。万历丙午（1606），顺宁土酋猛廷瑞叛，阻兵烧毁，崇祯戊辰（1628），云龙叛贼王磐又烧毁，四十年间（按：应为二十余年），二次被毁；今己巳（1629）复建，委千户一员守卫”（卷八上，己卯三月二十八日）。④盘江铁索桥：《游记》还记录了贵州的盘江桥。循江东岸南行，半里，抵盘江桥。“桥以铁索，东西属两崖上为经，以木板横铺之为纬。东西两崖，相距不十五丈，而高且三十丈，水奔腾于下，其深又不可测。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垒石为桥，亦多不能成。崇祯四年，今布政朱（原注：名家民，云南人），时为廉宪，命普安游击李芳先（原注：四川人），以大铁练维两崖，练数十条，铺板两重，其厚仅八寸，阔八尺余；望之飘渺，然践之则屹然不动，日过牛马千百群，皆负重而趋者。桥两旁，又高维铁练为栏，复以细练，经纬为纹。两崖之端，各有石狮二座，高三四尺，栏练俱自狮口出。东西又各跨巨坊；其东者题曰：‘天堑云航’，督部朱公所标也；其西者题曰‘囗囗囗囗’，傅宗龙时为监军御史所标也。傅又竖穹碑，题曰‘小葛桥’，谓诸葛武侯以铁为澜沧桥，数千百载，乃复有此，故云。余按：渡澜沧为他人，乃汉武故事，而澜沧亦无铁桥；铁桥故址在丽江，亦非诸葛所成者。桥两端碑刻祠宇甚盛”（卷四下，戊寅四月二十五日）。徐霞客记载的贵州盘江铁索桥比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建置的四川大渡河铁索桥要早80余年，而且记录了盘江铁索桥建置的始末，材料较为具体可靠。

其五，保留建文帝有关文物资料。

对建文帝（明惠帝朱允睪）的下落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见解。一为“焚死”说，一为“出亡”说。《明成祖实录》书“焚死”。谷应泰说：“出亡。”谈迁对“焚死”说，持否定态度。他说：“乙丑（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乙丑），燕庶人（朱棣）至金川门下……上（朱允睪）急，时欲自杀，翰林编修朝邑程济曰：‘逆臣知有今日也，为今计，莫若出亡，臣素习术，往南方其免。’太监王睭曰：‘太祖遗箧藏奉先殿，云滨大难发之。’及启视，皆睮缁之具……上（朱允睪）曰：‘数也。’……群臣多愿从亡……是以知建文帝实不没也。”（《国榷》卷一二）谈迁还引用十五家的评论列于后。王世贞主张“出亡”，冯时可主张“实自焚于火”。谈迁借金哀宗的话说，金哀宗不幸时曰：“自昔败国亡家，多骄奢不道，朕不由此，而亦败亡。”谈迁接着说：“建文帝真类之矣。”对建文帝表示同情。

《徐霞客游记》中有以下记录：有村在南山下，与北岭对，是为永丰庄。从坞中东向行，得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转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树深丛，石级迤逦。有巨杉二株，夹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楹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双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旁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原注：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前睵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卷四下，戊寅四月十五日）。又记“白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一统志》有螺拥之名，谓山形如‘螺拥’，而不载建文遗迹，时犹讳言之也”（卷四下，戊寅四月十七日）。还记录“……为羊吊崖……其北崖中断，忽露顶上之峰，盘穹矗竖，是为唐帽山。盖即前望三峰，至是又转形变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天生桥在金筑司北三十里。今天生桥在唐帽东北三十里。是天生桥去省反近，而唐帽反远，不知当时何以分界也。自然（僧人）言：建文君先驻唐帽，后驻白云。《志》言：其处可以避兵，亦幽睶之区矣”（卷四下，戊寅四月十八日）。

以上记录，为研究建文帝的下落，提供了重要依据。

除此之外，《游记》还描述了西南地区的大好河山，居民集结地，商业贸易，物价交换，风土人情，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佛教的传播，僧人习俗，奇闻异事，古迹名胜，以及边陲哨所、税所等资料，可称地理百科全书，学者给以很高的赞誉。“大抵霞客之记，皆据景直书”（杨名时《序二》）、“当为古今游记之最”（钱谦益《徐霞客传》）、《游记》“盖古今一大奇著作也。其笔意似子厚，其叙事类龙门”（奚又溥《序》）、“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吾于霞客之游，不服其阔远，而服其精详；于霞客之书，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实……宇宙间不可无此奇人，竹素中不可无此异书”（潘耒《序》）。钱谦益又说：“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世间真文字，万万不可改换窜易，失却本来面目也。”（《嘱徐仲昭刻游记书》）“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嘱毛子晋刻游记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游记》“以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考证；是亦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矣”（卷七一《史部·地理类》四）。从诸家赞扬声中，可知《游记》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