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民阶层的出现和阶级斗争的新变化
明代中后期,由于城市的不断增加和日益繁荣,需要大量人口补充城市手工业的劳动者和商品的经营者,因而形成了以手工业工人、小商品生产者、经营场主和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出现以后,阶级状况和社会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使封建社会后期的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特点。明朝后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进行压制和摧残,致使生产者不能维持生计,居民不能安居生活,因此引起城市广大居民纷纷起来反抗,这就是所谓“民变”,实际是市民运动。
万历二十四年(1596),神宗派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以开矿、收税为名,到各地敲榨勒索,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从而加剧了市民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爆发了城市居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20余起,如湖广人民反对陈奉的斗争,山东临清人民反对马堂的斗争,江西景德镇陶工反对潘相的斗争等,特别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织工反对孙隆的斗争,声势更大。税使孙隆到苏州,对行商分设五道关卡进行征税,机户则每张机征收税银三钱,并增添新税。这就迫使机户停织,机工失业。几千织工、染工无法生活,在葛贤领导下,于苏州玄妙观前举行起义,提出:不杀税官,不逐孙隆,誓不罢休。他们殴杀孙隆的爪牙汤莘、徐成,烧了乡宦丁元荐的住宅,并命令苏州知府交出孙隆。当时有人写《税官谣》歌颂这次起义:“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杀禾杀麦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千人奋梃出,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八,载钦叔阳《税官谣》)市民在斗争中,机户和机工的行动一致,表现了参加者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当时的市民运动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下去,但却说明市民阶层已作为一支新兴的革命力量,投入反封建斗争的行列。(www.xing528.com)
明代后期,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依仗政治特权,巧取豪夺。各类地主兼并土地更加严重,广大农民则失去土地。明朝末年,田赋、徭役及“三饷加派”,不断增加,终于在陕西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很快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支大军。张献忠在反封建斗争中曾提出“钱粮三年免征”,并把杨嗣昌霸占的土地归还农民,推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李自成大顺军曾提出“均田免粮”的主张。还募民垦荒,通商贾,铸永昌钱,推行“平买平卖”的经济政策。大顺政权提出“平买平卖”或“公平交易”,不仅表明大顺军为了维护群众利益而建立的严明军纪,而且反映了农民群众反抗明朝政府以“招买”为名,行“加派”之实的封建剥削,也符合城镇工商业者反抗官府的无偿勒索,渴望“公平”的愿望。它对于保护群众利益和发展工商业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均田免粮”口号的提出,成为广大农民群众为之英勇奋斗的目标。它触及了社会矛盾尖锐化的总根源,直接冲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集中反映了当时农民的革命要求和理想。不管大顺政权存在的时间多么短暂,从政治与经济意义上来说,对贫苦农民群众都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解放运动。总之,这些政策的提出,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说明当时农民战争跨入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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