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特点：中央集权与社会分工发展

（一）明代社会特点

明朝是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封建王朝，年号洪武，定都南京。明朝建立后，一方面利用武装力量清除元朝的残余势力，扩大统治地区，逐步统一全国；另一方面针对元末统治者造成的“土地荒芜，失业者多”，“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的情况，实行招集流亡，减免赋役，访问贫寒，解放奴隶，移民垦荒，实行屯田，兴修水利，简约商税，扶持工商业等政策，从而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废除历史上长期以来的丞相制度，撤销中书省，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全国行政，六部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使皇权空前高涨。在文化思想上，对封建士人采取笼络和高压并用的政策，实行比唐宋更为完备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朱元璋命刘基制定“八股文”，开科取士。在国子监颁布学规，又在全国颁布“学校禁例十二条”。规定：诸生“必躬修礼度”、“熟记文辞，务求明白”、“为学之道，必尊敬其师，凡讲说须诚心听受”、“军国大事，生员毋出位妄言”。这样限制学生的行动，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培养为朱明王朝服务的御用文人。朱元璋为加强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凡是与皇帝意愿相违背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吹捧朱元璋的贺表中说：“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句话被认定是辱骂他当过和尚（“生”音同“僧”），做过贼（音同“则”），因而被处以死刑。从洪武十七年（1384）至二十九年（1396），有大批文人学者因触犯文禁或忠言直谏而死于朱元璋屠刀之下。当时知识分子为免于祸害，谨小慎微，成为风气。明朝为了严格控制农民和保证赋役的来源，还制定了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用这些制度把广大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强制他们向地主和封建王朝纳赋税出徭役。

明成祖朱棣继承、发展了朱元璋的政策，对外炫耀武力，对内发展社会经济，削弱诸王权力，建立内阁，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对思想文化严加控制，永乐年间，命胡广、杨荣等人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提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文取士，考试题目只能依据朱熹注疏进行解释，不允许有自己的见解。明中叶随着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各地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展，使统治者感觉到，虽然可以利用武装力量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但很难消灭农民的反抗思想，为了挽救程朱理学在统治人民思想上的不足，于是形成了适应当时统治需要的王守仁心学。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弘治时中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后改兵部主事。因镇压江西、福建的农民起义和平定江西宁王宸濠叛乱有功，升为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继承了陆九渊的观点，又有所发挥，提出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形成“陆、王心学”。王守仁的学说，是为封建政权、为破“心中贼”服务的。在“心学”的影响下，“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愈演愈烈。而王守仁的左派学生王艮，发挥了“致良知”学说。他认为“百姓日用条理处，便是圣人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照这样说来，高谈“去人欲”的理学就成了异端。王艮的弟子，有樵夫、工匠，还有具有自由思想的名士。如颜钧主张“率性行事，纯任自然”，又有志救世，解人急难，因此，遭受当时“君子”、“小人”的一致痛恨，无故被逮捕下狱，几乎被杀。这种自由思想的倾向，被李贽发展到高峰。

明朝前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进一步发展。到朱祐樘弘治、朱厚照正德时期，社会发生变化，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出现了繁荣局面，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土地兼并越来越剧烈，从皇帝到诸王、勋戚、官僚及富商巨贾、地主豪绅都占有大量土地。如武宗朱厚照即位后，大建皇庄，把土地赐给宦官和贵族。因地租剥削过重，使农民离开土地，被迫逃亡，流民成为明中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主要有三次：一是1447年（正统十二年）和1448年，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赣、浙、闽山区矿工、佃农起义；二是1464年（天顺八年）和1470年（成化六年），刘通、李原领导的湖北荆襄山区垦荒、采矿的流民大起义；三是1510年（正德五年），杨虎和刘六、刘七领导的北京附近霸州地区农民大起义。在起义中，邓茂七称“铲平王”，宣誓用武力铲除土地不平、赋役不平、人身不平的社会现实。李原称“太平王”，要求解除混乱的黑暗统治，建立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的局面。杨虎起义军决心“直抵幽燕之地……重开混沌之天”，推翻明朝的腐朽统治，建立新政权。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有力地打击了朱明王朝的统治。(www.xing528.com)

针对社会发生的问题，明世宗嘉靖时曾作了些改革，但成效不大。明神宗万历初年，又有张居正的改革。政治上澄清吏治，裁减冗员；军事上整顿边防，任用良将；经济上丈量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这次改革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但不久改革被破坏，朝政日益腐败，使明朝一蹶不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上出现新的因素。诸如纺织业、采矿业、冶铁业、制纸和印刷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松江是棉织业的中心，苏州是丝织业的中心。河北遵化的铁炉深一丈二尺，可容矿砂两千余斤。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和提高。社会分工也有发展，各生产部门内部的专业分工更加细致。棉织业最发达的松江府，农民将织布作为主要产业。除农民外，又分化出专门从事轧花、弹花、机织的工匠，并有踹布、浆染、制袜等棉布加工作坊。民间手工业代替了官营手工业的地位，除家庭手工业外，还出现了手工业工场。《醒世恒言》卷十八，记载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的施复夫妇，原是一个既养蚕又织绸的“小户儿”，只有一张织机。不到十年，发展为“数千金家事”，有织机三四十张，雇用“机工”进行生产的“机户”了。反映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说明嘉靖、万历年间，在长江三角洲和沿海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在丝织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促使市场进一步扩大，当时不仅南京、北京及一些大的工商业城市依靠外地供应粮食和手工业原料，而且部分原料产地和专业化的手工业地区也需要外地供应粮食和原料。如丝织业发达的苏州，仰仗湖州的蚕丝；松江棉织原料来自山东、河南。这些棉花、蚕丝、棉布、丝绸都成为商品，有些商品的集散地成为繁华的市场。明代中叶，除原有的33个较大的城市外，又有24个新兴城市，如西安、芜湖、郑州、天津、洛阳、宣化等城市发展起来。另外，有些集镇，如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浙江嘉兴的濮院镇，陕西的柳子镇，“名为镇而实具都邑城郭之势”。

更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以后，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意大利人罗明坚和利玛窦，西班牙人庞迪我，还有意大利人熊三拔、龙华民，瑞士人邓玉函等，他们以传教为名，接触中国士大夫，宣传西方科学知识。在传教期间，学术气氛有了变化，中西文化的交流更为活跃。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学说，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这引起一部分思想家、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他们与欧人合作，共同研究数学、天文、机械、地理，诸如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李之藻和利玛窦合译《同文算指》、王征和邓玉函合译《奇器图说》。熊三拔著《泰西水法》，利玛窦编制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徐光启、李之藻领导中外科学家一起完成《崇祯历书》的编撰工作。所有这些活动，对中国封建文化是有影响的。正如《中国史稿》所说：“西方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不管是把科学当作诱饵也罢，还是当作博得尊敬、收揽人心的手段也罢，他们传播的西方科学技术确实丰富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扩了他们的视野，这和我国明末清初一大批科学著作的出现都不能说没有关系。他们传入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演绎推论的思维方式开辟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和境界；他们传入的格利高里历法，一直影响到近代；他们带来的世界地图，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整个地球。火炮的制造方法及望远镜的用于天文观测，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大事。他们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功绩是应当肯定的。”（刘重日等《中国史稿》第六册，6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