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到艺术，从实用到娱戏

一、从技术到艺术，从实用到娱戏

中国古代汉语中的“艺”字其本义是“种植”的意思，因此，中国早期的艺术实践是与实用技能密切相联的。孔子以“仁学”为基础的艺术观即是对一种基于实践理性的培养“仁人君子”的技艺的探讨，庄子在探讨艺术问题时，也是以“道”与“技”为出发点的，以实用观念为主导。以儒道美学为根基，实用之“技”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的主导观念。曹丕“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著名论断，白居易的《醉吟先声传》认为“乐者发于声，声者发乎情，情者系于政”（《复乐古器古曲》）等，都是对艺术活动的政治教化功能的提倡。王维、苏轼等人开创文人画的艺术实践，主张绘画艺术抒写个性、遣情娱戏的审美观念，在一定程度增强了“艺”的内涵，促进了“技”向“艺”的扭转，但却并未成为时代的主流。

诚如徐子方师所言“，艺术史分期归根结底还应把握主流艺术是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没有改变或者虽出现改变苗头但仍不足以导致整个时代艺术主体形态发生根本性位移，就不能据以进行分期”^[68]。艺术观念的发展也是一样，当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主流艺术观念发生转变，我们才能得出艺术观念转型的结论，而元代就是这样一个主流艺术观念发生转变的历史时期。

蒙元贵族入主中原不仅摧毁了文人阶层自隋唐以来的清高与优裕，科举的废止更阻遏了元代文人的仕进之途，他们的艺术创作不再是进身仕宦的阶梯，而是他们抒泄胸中的感慨、寄托内心的情致的主要途径。在纵情恣肆的笔墨游戏中，元代文人获得内心的愉悦和适慰平生的快意。可以说，正是元代文人的历史境遇在客观上解除了艺术活动的功利羁绊，使其成为抒写性灵、自我娱适的审美活动。(www.xing528.com)

元代的文人画艺术家们就特别推崇绘画艺术寄情自适的审美功能，在倪瓒看来，艺术活动就是自我娱戏，正所谓“疏林小笔聊娱戏”^[69]，艺术创作对于倪瓒而言完全成为一种高标情致、遣兴自娱的活动；在吴镇的思想观念中，艺术活动也是用来愉悦性情、吟咏自乐、适慰平生的，他的《题己画草亭诗意图》有言：“依村构草亭，端方意匠宏。林深禽鸟乐，尘远竹松清。泉石供延赏，琴书悦性情。何当谢凡近，任适慰平生”^[70]，清晰地表露出寄身世外、“以逸为乐”艺术观念。元代文人画艺术家们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之中自由地挥洒性灵、抒写情志，寄托着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萧疏淡泊与清雅高洁，维护生命尊严与文化的自尊。

元曲艺术也是元代文人抒泄胸中愤懑、释放情感，进而获得自我愉悦的精神武器。特别是其中爱情题材的作品，泼辣诙谐的俚俗歌谣之中，不仅张扬着文人自娱的游戏观念，更潜藏着反抗封建礼教、肯定世俗情感的进步观念。刘庭信【双调·折桂令】《忆别》塑造了一个率直的妇女形象，她告诫丈夫不能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半路情绝，一旦心邪，鸣珂巷说谎的哥哥，告与俺海神庙取命爷爷”^[71]，丈夫变心定要问罪，对传统夫权提出了挑战，颠覆了传统伦理夫为妻纲、三妻四妾的封建观念；白朴【中吕·阳春曲】《题情》塑造了一位渴望爱情的少女形象，“笑将红袖遮银烛，不放才郎夜看书，止不过迭应举，及第待如何”^[72]。科举考试、仕途经济在真挚的爱情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魅力，传统的伦理标准与立身扬名的价值取向在俗谣俚语之中被彻底颠覆了。正因此，任中敏称“元人作曲，完全以嬉笑怒骂出之，盖纯以文字供游戏也”^[73]。

元代理学家刘因《叙学》有言：“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矣，艺亦不可不游也。今所谓艺与古之所谓艺者不同。礼乐射御书数，古之所谓艺也。今人虽致力而亦不能，世变使然耳。今之所谓艺者，随世变而下矣。虽然不可不学也。诗文字画，今所谓艺，亦当致力。所以华国，所以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74]“六艺”是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概念，刘因用“世变使然”的历史发展眼光解读儒家经典，清楚地认识到了“艺”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仅用“诗文字画”等更纯粹的艺术活动取代儒家传统理论中的“六艺”，更在“华国”、“藻物”之外赋予艺术“饰身”的功能。所谓“华国”即为国赠光华，所谓“藻物”即藻绘描摹事物，所谓“饰身”即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内心世界，显示一个人的艺术修养^[75]。这种对于装饰美化作用的强调，突破了传统理学的载道理论，举扬了艺术的审美功能，从理论层面推动了中国古代艺术观念由“技术”向“艺术”的演变，与艺术家们的艺术实践一起，推动了中国古代艺术观念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