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艺术功能观念的时代属性

第三节　元代艺术功能观念的时代属性

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上古时期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实用时期，此期“初民作画，全为实用”，“其制作之动机，系人生的，而非艺术的”，这时的绘画创作实际是上古先民实用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夏商周三代至秦汉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礼教时期，“往往利用绘画以藻饰礼制，宏协教化”，这一时期的图画制作是以形象和色彩助成教化；魏晋至唐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宗教化时期，这一时期，道释画渐盛，“天龙宝迹、地狱变相，凡寺壁塔院，编绘庄严灿烂之印度艺术化之佛画。其时道教、儒教对于佛教，或起反抗，或被同化，亦发生相当而异趣之画风于其间”；宋元以后是中国绘画的文学化时期，“写生写意，主神主妙，逸笔草草，名曰文人画，争相传摹……甚至谓不读万卷书，不能作画，不入篆籀法，不为擅画；论画法者，亦引诗文书法相证印。盖全为文学化矣。”^[90]

郑先生从创作特征的角度勾勒出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从实用到审美的发展历程，也为我们梳理中国古代艺术功能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参照。当我们从整体意义上观照中国艺术史，把研究视角从创作特征转移到功能特征时，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创作的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其实都属于艺术功能的实用阶段，这一阶段的艺术创作普遍具有实用的倾向，艺术创作的目的都是实用性的；艺术创作的文学化时期则是艺术功能的审美阶段，这一阶段的艺术创作广泛具有吟咏性情的特点，艺术创作的目的多为文人的自我娱适。(www.xing528.com)

当然，艺术功能从实用到娱乐的转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中又以文人阶层产生、发展的历史机缘为主要推动力。随着人的主体精神逐渐得到高扬，艺术活动的审美意蕴才得以显现出来，李泽厚和刘纲纪将这种转变称为“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91]。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指出，随着汉晋之际士之群体自觉与人体自觉的逐步完善，“文学艺术之欣赏为生活思想之一部分并蔚然成风尚”^[92]。正是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心自觉”促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文人阶层特有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观念，并逐渐成为绵延了近千年的主流艺术观念，而使艺术逐渐脱离了“技艺”的范畴，具有审美的内涵和自我娱适的功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白华赞扬魏晋六朝是“最富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93]。随着士子文人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并逐渐稳固下来，在文人社会达到极盛的宋代，艺术创作真正成为文人雅士抒情达致、陶养身心的审美活动。随着文人阶层的社会境遇与内在心态的发展变化，艺术活动的娱乐功能也在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