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娱娱人
所谓“自娱”，即是通过艺术的创作和鉴赏，寄寓内心情致，抒发主观意愿，进而通过情感的宣泄而实现自我愉悦。虽然文艺自娱观早在汉晋时期即已萌生，但是，元代艺术功能娱乐观念的生成机制却与前代不同，因此其“自娱”观念的审美内蕴也表现出独特的历史意味。
“士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融社会政治与文化修养于一身的固定阶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其最高的人格理想，对于艺事的研习既是传统文人步入仕途的必要前提，也是他们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琴书自娱虽为人生闲暇的风雅点缀，无助于仕途的进取，却是他们施展才情、高标自我的美丽载体。他们的“自娱”是一种尚才的自娱、逞才的自娱，优游嬉戏的酬唱赠答与自我吟咏既是身份的表征，也是自信的张扬。即使仕途受挫之后选择闲居不仕，他们依然抱有豁达的心境，钟情艺事，在逍遥吟咏之间吐露出闲居的自乐心性。这种达观的自娱为他们赢得人生的安慰，也使他们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了人生的满足感。
元代文人却不同。蒙古贵族的铁骑纵横中原，使得文人阶层不再拥有整个社会的认可和尊敬，“儒户杂泛差役……与民一体均当”[41]，元代文人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自主能力，空抱满腹经纶却无途入仕，人生失路的愤懑与不平郁结在内心深处使得他们的纵情艺事多是为了泄愤、平愤，从而求得心灵的平静与愉悦。另一方面，面对时代的巨变与历史性沉沦，元代文人特别崇尚隐逸山林，在山水田园之间纵情艺事，通过隐逸闲适题材的艺术创作标明自己高洁的心志，进而获得自我认同与内心的快慰。无论是块垒难平的宣泄消耗还是在萧疏荒寂之中表征情志，元代文人通过艺术活动实现的自娱功能总是充盈着无可奈何的被动色彩。
现代艺术理论认为，宣泄是一种生物自我保存的本能，只有把郁积在心的强烈情感释放出来，才能获得心理的健康。即使通过非艺术的方式宣泄出来，也会产生舒畅松弛的快感。净化是对宣泄功能的扬弃和超越，以艺术方式进行宣泄，必然会解脱精神的重负，使心灵得到净化，还心灵以自由的本质，进而在审美意象的创造过程中获得美感，这是艺术具有娱乐功能的根基所在[42]。通过发泄愤懑以至净化内心的积怨进而得到快适之感，在元代的艺术活动中，多体现为元曲的创作。
金末元初诗人元好问曾对“曲”作以概括：“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乞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43]在元好问看来，“曲”是不同于传统雅诗的俳谐怒骂之作。在“儒人颠倒不如人”的元代，有“一代文学”之称的元曲，正是以其能够直面惨淡的现实，痛斥人世的不公，淋漓尽致地抒泄内心积怨与愤懑而成为时代文学的主调之一。
曾瑞【南吕·四块玉】《叹世》就是发自黑暗现实的“不平之鸣”：“罗网施，权豪使。石火光阴不多时。劼活若比吴蚕似。皮作锦，茧做丝。蛹烫死。”[44]残害人民的贪官污吏作恶到头终会作茧自缚，表达了作者对于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愤怒和诅咒。刘时中【双调·新水令】《代马诉冤》通过马的意象反映了人的冤屈：“世无伯乐怨他谁？干送了挽盐车骐骥。空怀伏枥心，徒负化龙威。索甚伤悲？用之行舍之弃。”[45]将良马不遇伯乐的郁勃与困顿一吐为快；
董君瑞【般涉调·哨遍】《硬谒》将汉族士子仕途偃蹇的落魄付诸笔端：“十载驱驰逃窜，虎狼丛里经魔难。居处不能安，空区区历遍尘寰，远游世间。波波漉漉，穰穰劳劳，一向无程限。刬地不着边岸，镜中空照，冠上虚弹”，倾诉了自己怀才不遇、抱负难平的苦闷，“世事谙博看，人情冷暖谁经惯。风帽与尘寰，遍朱门白眼相看。腹内闲，五车经典，七步文章，到处难兴贩。半纸虚名薄官，飘零吴越，梦觉邯郸。碧天凤翼未曾附，苍海龙鳞几时攀。因此穷途，进退无门，似羝羊触藩”[46]。
马致远的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借马》借助嬉笑怒骂的象征之笔，揭示了元代文人壮志难酬，“骈死于槽枥之间”的群体悲剧，诙谐笑谑的曲词中透露出元代文人悲愤绝望的苦涩心境。王星琦曾对此曲作以分析：“此作滑稽背后怕也有愤世嫉俗的情绪在，骨子里正是元代士人的两难情结。士之被喻为千里马，是由来已久的。元代为生活所迫，许多人不得不走上为人驱使的吏途，有抱负的士人为吏，无异于好马被赶上险途恶路。借用马，亦耐人猜详，汉族士人出仕蒙古新朝，都有一种为客、寄身之感，便是‘借’了。当然，此套有多意性，甚至从构思到行文也许只服从‘有趣’二字，乃是戏笔”。[47]元代特殊的历史境遇，赋予了元曲艺术以游戏人生的审美属性。因为蒙受共同的历史性沉沦，元代文人也普遍将内心的积怨与愤懑付诸笔端，让激烈的情绪倾泻在曲作之中，从而实现心灵的净化和自我的快慰。这是元代文人的无奈选择，也是艺术历史发展的必然。
同时，因为沉抑下僚而混迹于勾栏瓦舍，元代戏剧艺术家们与市井平民生活在一起，共同从事戏剧创作、参与戏剧表演，他们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有了更加具体、更加深刻的了解，也真切地体会到了下层民众所遭遇的苦难与不幸。加上戏剧的消费群体主要是城市平民，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元代戏剧艺术家们实实在在地成为下层民众的代言人。这样，他们通过戏剧活动所抒泄的愤慨和怨怒就不仅仅是为了自我适慰，还有着对整个社会的不平之鸣，为广大下层民众代言，抒写市井平民的不幸遭遇和苦难生活。通过参与戏剧创作，元代艺术家们抒泄了内心的怨愤；通过观赏戏剧表演，普通民众投射了自己对黑暗的社会的激烈控诉。在艺术活动中，戏剧艺术家们与普通民众一起，通过情感的宣泄获得心灵的快慰，同时也成就了元杂剧自娱娱人的艺术功能。
关汉卿的《望江亭》就是一例。剧作站在平民妇女的立场上，对谋取人妻、欺压民妇的无耻官员进行了愤怒的控告：“有这等倚权豪贪酒色滥官员，将俺这有儿夫的媳妇来欺骗。他只待强拆开我长搀搀连理枝，生摆断我颤巍巍的并头莲。其实负屈衔怨，好将俺穷百姓可怜见。”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剧作女人公谭记儿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取得了势剑金牌和文书，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对杨衙内的丑恶嘴脸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杨衙内官高势显，昨夜个说地谈天，只道他仗金牌将夫婿诛，恰元来击云板请夫人见。只听的叫呀呀嚷成一片，抵多少笙歌引至画堂前，看他可认的我有些面善。”[48]在参与戏剧活动的过程中，剧作家和普通民众一起获得了精神的快适与慰藉。
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对内心愤懑的抒泄，使得杂剧艺术在创作和观演过程中，可以通过宣泄情感而实现心灵的快慰；戏剧作品中勇敢机智的平民反抗和大团圆结局，更使得剧作具有干预生活的巨大潜能。来源于民间的戏剧艺术本就具有娱乐大众的功能，元代戏剧艺术家们为平民代言，通过控诉社会和干预生活的方式使元杂剧具有了通过宣泄情感而实现心灵的快慰的娱乐功能，这种功能比普通的“消闲、娱乐要更高一层，它属于心理和精神的层面。娱乐和宣泄、自娱和娱人、俗文学和雅文学相互的统一就构成了元杂剧负载时代精神的特殊形式。”[49]作为元代“一代文学”的代表，杂剧艺术正是以其世俗娱乐性和现实批判性的审美特征，推动了中国艺术的雅俗融合，也彰显出元代艺术自娱娱人的功能倾向。
与元曲艺术自娱娱人的双重娱乐功能不尽相同，元代的文人画家更主张自我愉悦性的艺术活动。元代的文人画家与戏剧艺术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没有投身市井，而是选择了隐逸山林，在简淡疏朗的艺术情境中表征高洁心志，以求得内心的自娱与宽慰，倪瓒堪称代表。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倪云林……家饶于财，所居有清閟阁云林堂，备潇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盖出尘离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乱，遂弃家乘扁舟，飘然于五湖三泖之间。”[50]生逢元朝统治的末期，社会政治日趋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样一个“滔滔天下，病者良极”[51]，“云霾龙蛇噬，不复辨泾渭”[52]的乱离社会，倪瓒难逃官府的盘剥和豪权的欺压，“督输官租，羁絷忧愤，思弃田庐，敛裳宵遁焉”[53]。面对世道的黑暗与乱离，他选择了隐逸山林，誓不与乱世同流合污，在琴棋书画的艺术世界中表征自己高洁的情志，从而获得人生的快慰，周南老对此有所记载：
所居有阁，名清閟，幽迥绝尘。中有书数千卷，悉手所较定，经史诸子、释老岐黄，纪胜之书，尽日成诵。古鼎彝名琴，陈列左右，松桂兰竹香菊之属，敷纡缭绕。而其外则乔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号云林。每雨止风收，杖屦自随逍遥容与咏歌以娱……平生无他好玩，惟嗜蓄古法书名画，持以售者，归其直累百金无所靳。雅趣吟兴每发挥于缣素间，苍劲妍润尤得清致。[54]
纷乱的世事与坎坷的经历使得倪瓒只能通过吟诗作画以慰平生，在艺术创作之中表露内心的苦痛，抒发高洁的情志。(www.xing528.com)
倪瓒在琴书自娱的艺术活动中抒写怀抱，寄寓情志，以求得体认自我的信心与抒放情志的快慰。他为友人周逊学所作的《幽磵寒松图》就是这样一幅于归隐之中秉持高节的自得与快适的作品。画面疏淡简逸，近坡三松，侧傍枯树，远岫勃勃，流泉汩汩。涧底高松当风而立，仿佛摇曳着倪瓒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怀抱的忧郁，也承托起他不愿俯就污浊世态的清高志节。画面题有五言诗：“秋暑多病暍，征夫怨行路。瑟瑟幽涧松，清荫满庭户。寒泉溜崖石，白云集朝暮。怀哉如金玉，周子美无度。息景以逍遥，笑言思与晤。”[55]虽然作品具有明显的“招隐之意”，清阴覆地、清泉如诉的荒寒意境更是彰显着倪瓒于隐逸生活中高标心志、自我娱情的人生归宿。
朱良志曾对这幅寒松图的象征意味作以分析：“幽涧可以象征地位低下，寒松萧瑟可以象征身世淹蹇。……在那萧瑟的古树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画家天真荒率、纵横高标的情怀，看到于极荒寒处与宇宙并立、与苍天同流的浩落心宇。一幅萧疏古树，可以出于尘格，荡以远思，令人产生‘与元化游’的感觉。”[56]素有“高士”之称的倪瓒正是在这样荒寒冷寂的艺术情境中“平淡天真”地抒写着不屈的个性。笔意徐缓，却饱含着内心的激情，在隐逸与寄情的张力作用下维持着内心的自足，在超脱俗世的艺术生活中抒写着人生的尊严与快慰。
倪瓒也多次在自己的题画诗跋中直接表述不肯与世同浊，情愿隐居山林，在吟诗作画之中寄寓性情，从而“聊以自娱”，以慰平生的艺术功能观念：
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57]
闲咏以自乐，聊用忘华簪。[59]
疏林小笔聊娱戏。[60]
游戏入三昧，披图聊我娱。[61]
狂歌衰凤聊自慰，旧学屠龙良已非。[62]
杜门我自无干请，闲写芭蕉入画中。[63]
倪瓒一生不仕，清高持节，诚如方闻所言，“倪瓒面对强暴势力，隐退到一种自我独处、自持的境地，表现出一个真正文明人的态度。”[64]他饱谙世味之后扁舟箬笠，寄身江湖之中，正所谓“百年心事归平淡”，疏寒简淡的艺术境界也是他的人生境界，其中满溢着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念。
楚默在分析倪瓒的墨竹艺术时曾经指出：“倪云林的竹竿一般比较细，但枝却劲健秀颀，叶的堆叠，显示出欣欣向上的朝气和生命，仿佛荒寂中清新的歌。让这些高大、清高、坚实的形象组合在一起，很能寄寓心中的感受，这是倪云林心物同构的一种形式。”[65]可以说，“聊以自娱”的艺术活动不仅是倪瓒的“修身养生之术”[66]，其中更包蕴着他脱俗傲世、独立不羁的人生哲学，正所谓“逍遥自足忘鹏鹦，漫浪何须寄姓名”[67]。
按照近代文艺心理学的观点，情感抑郁在心里不得发泄，最容易酿成性格的怪癖和精神的失常。而文艺的功能就在于“松懈我们（既包括作者，也包括读者）被压抑的情感；情感的表现就是从情感中解脱”[68]。元代艺术家主张艺术功能的自娱娱人，正是出于主观情志的寄托和心中激愤的抒泄。
同时，因为参与艺术活动的审美主体的组成成分不同，元代艺术活动的自娱娱人功能也可以按照艺术门类的不同侧重而做出区别。杂剧艺术由民间文艺发展而来，其创作主体多为不遇文人，欣赏主体则以普通民众为主。虽然文人的创作也有抒写心中情志的自娱倾向，但是赋形场上的艺术形式则使其更多地呈现出娱乐大众的功能倾向，因此杂剧艺术的功能更具娱人的性质；书画艺术的欣赏主体和创作主体基本固定在文人这一阶层，文人书画的创作多出于作者自身情感的抒泄，旨在发抒胸中逸气而获得自我的愉悦，因此，文人书画艺术更多地体现出自娱的倾向；散曲艺术既有文人抒写自身情志、倾心中怨愤的自娱性创作，也有文人与艺伎演员之间酬唱赠答的联谊之作，还有歌伎感叹自身命运、抒写心中才情的作品，这样，元代的散曲艺术既有抒写自身情感的自娱性质，也有与人共赏的娱人性质，呈示出自娱和娱人的双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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