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而不戏：儒道传统创作观念的审美指向

一、游而不戏：儒道传统创作观念的审美指向

现代汉语中的“游戏”一词是由“游”和“戏”两个字组成的复合词，《说文解字》解“游”字曰：“旌旗之流也，从方人汓声。”段玉裁注曰：“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称流也”，旌旗之游，因其飘动于风中，像水之流，故得其音义，“游”最初指古代旌旗的垂饰物，是地位和等级的象征，“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诸侯七仞九旒，齐轸。卿大夫五仞七旒，齐较。士三仞五旒，齐首”，旌旗的饰物是区别天子诸侯、王公贵族不同身份的标志。此后，凡是一切下垂之饰物皆可称作“游”，后又引申为出游、遨游、游览、优游逍遥，“旌旗所垂之旒，随风飘荡而无所系缚，故引申为游戏之游”^[132]，逐渐与嬉、戏、乐等义相联，具有追求自由自在、玩物适情的意义，正如《广雅训诂·三》所言：“游，戏也”，《吕览观直》云：“在人之游。注：游。乐也”。《礼·少仪》曰“士依于德，游于艺”，游戏逐渐与文艺联系在一起。

“戏”繁体为“戲”，《说文解字》解“戲”字为“：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从戈方人声。”段玉裁注曰：“偏为前拒之偏，谓军所驻之一面也。”古代汉语中“戏”的本义与军事有关，指军阵的侧翼，即辅助作战的部队，后由手持武器引申为手拿工具的玩耍活动，“兵仗可玩弄也，可相斗也，故相狎亦曰戏谑”。此后，“戏”便通常以游戏、玩笑、戏弄、玩耍、扮戏等消遣娱乐、调笑戏谑的意义出现，《广韵》即解“戏”字曰：“戏弄也”，《礼记·坊记》有言：“闺门之内，戏而不欺”，《注》曰：“戏谓孺子言笑者。”汉代王逸《远游序》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对屈原极尽褒扬，并开始将“游戏”与文艺创作联系起来。

宗白华曾指出：“中国诗人、画家确是用‘俯仰自得’的精神来欣赏宇宙，而跃入大自然的节奏里去‘游心太玄’。”^[133]在中国古代儒道传统艺术观念中，艺术创作的关键在于能够在摆脱世俗的羁绊之后，以优游从容的游戏心境创造“心物交融”的艺术意象和“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因此，诸如“心游万仞”、“神与物游”等命题是中国古代儒道传统艺术创作观念的核心概念。就总体倾向而言，这种艺术观念所张扬的是一种“神游魏阙”、“神与化游”却“游而不戏”的精神境界，或者养心于天道人伦之中，热心救世；或者化身于天地宇宙之间，超脱世俗。以优游从容的审美境界为指归，却并不放纵身心于娱嬉戏谑的活动之中。

具体说来，中国古代艺术思想中以“游戏”相比拟而探索的艺术创作活动，主要以孔子基于仁学的“游于艺”的艺术观念和庄子基于道家的“逍遥游”的艺术观念为基点而发展起来的。李泽厚曾言，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其中所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方一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一心理结构。”^[134]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余英时语）时期，中国古代以游戏相比拟，而探讨艺术创作活动审美属性的理性活动正发生于此时。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这里所说的“艺”与我们今天日常观念中的艺术的“艺”并不相同，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朱熹《论语集注》注曰：“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把“六艺”分成两类，“礼”“乐”属于较高层次的艺术，“射”“御”“书”“数”属于较低层次的技术。“游于艺”是孔子基于仁学而提出的陶养“君子”人格的一个步骤，指“志道”“据德”“依仁”之外，对六种艺事的熟练掌握。在孔子看来，塑造完满的人格需要以学道为志向，遵循德礼，以仁义为皈依，最后还要涉猎并熟练地掌握各种艺事。而“游于艺”的“游”所突出的就是掌握各种技艺的愉悦感和自由感，既包括对“礼”的掌握和严格遵守，也包括对以“乐”为核心统合诗、歌、舞等艺术活动的涉猎和自由运用。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仁”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正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讲求“游于艺”仍是以“仁”为根本，强调对于“君子”人格的塑造，需要熟练地掌握礼乐等技艺之后，在思想意识中真正指向礼乐精神，也就是说，只有把以“仁”为基础的“礼”与“乐”熟练地掌握之后，并进而内化为人的天性与精神，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自由。所以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十三经注疏》注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仁人君子，首先要学诗以陶冶道德情感，其次要学礼以遵循道德规范，最后要学习艺术，以便将外在的道德理性内化为人的自然本性，融合人道与天道，整合个人情感与道德情感，从而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游”，一种既在礼仪规矩之中又能够任性而行的自由境界、审美境界。“这是道德修养在审美中的完成，也是审美在道德修养中的提高。这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与最高的审美境界的统一。”^[135]

孔子以仁学为根基，以培养完美的“君子”人格为指向，要求将礼仪制度等社会理性内化为人类自觉的本然天性，从而赋予了“游于艺”的“游”最高的自由境界。与儒家所提倡的以社会理性为根基的艺术观念互为补充，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艺术观念以宇宙自然为本位，强调以人合天的“逍遥游”。

庄子关于艺术创作之自由游戏的审美属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道”与“技”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中。“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第十二》）。“技艺”与“天道”相通是庄子艺术创作观的出发点，“技”作为艺术创作的活动实质上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活动，可以通于“道”，技艺活动的最高境界就是与天道自然相契合的高度自由、游刃有余的“逍遥游”之境。(www.xing528.com)

在庄子的思想中，“道”是宇宙自然存在的终极根据，一种最高度的自由，它的根本特征是“无为而无不为”，既无目的又合目的，既无规律而又合规律。作为艺术创作活动的“技”之所以能通于“大道”，就在于技艺活动也具有相同的特征，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也是一种不费心力却能恰到好处，因为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极致发挥而实现的“游乎万物之始终”的生命状态与精神状态。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嚯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第十三》），都是这样一种由技艺而达致的高度自由的生命状态与精神状态。

艺术创作活动能够如此自由、如此完满，关键在于心灵的自由，庄子称其为“游心”，亦即创作主体摆脱了种种物质的限制而实现的契合于“天道自然”的心灵畅游。《人间世》言：“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应帝王》言：“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这种心灵的畅游境地不仅仅是一种合于大道的生命体验方式，更是一种自由逍遥的审美境界，是超越了现实之后心灵和精神与自然同一、与宇宙和谐的绝对自由境界。

要实现这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由“游心”的审美境界，庄子要求“无己”，即通过否定自我以求得心灵的虚静，能工巧匠不用规矩工具就能够准切自如地画圆画方，“陲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关键就在于对自我的否定，正所谓“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达生》）。

庄子进而提出“心斋”和“坐忘”两个概念。所谓“心斋”即创作主体排除一切尘世的杂念，从世俗的羁绊中超脱出来，从而进入一种澄明透彻的虚静状态，“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第四》）。而要进入“心斋”的状态，就需要“坐忘”，即忘掉自我，以达到与天地自然完全契合的自由境界。《大宗师》言：“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只有挣脱了身体的束缚、抛却了礼乐的限制，彻底忘掉自我，才能够摆脱人世的羁绊，最终融入宇宙大化的生命之流，“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第一》）。

通过“心斋”、“坐忘”最大限度地实现“无己”，达到“虚静”、“游心”的精神状态，最后化身于宇宙自然之间，进入游于天地自然之中的“逍遥”自由境界。庄子艺术创作观念所提倡的“技艺”向“天道”契合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通过否定自我生命以融入宇宙自然的大化生命的过程，亦即通过否定自身，进而否定技艺，最终实现超然物外、契合于自然天道的“逍遥之游”，“庄子学派讲‘道’与‘技’的关系，本意是通过‘技’来使人明白‘道’，也可以说是对于他们所讲的‘道’作一种通俗化的说明，其目的并不在讨论艺术创造。”^[136]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艺术观念与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艺术观念，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艺术学美学的哲学源头。此后，“游”这一范畴逐渐从哲学的思索转为艺术学美学的专门命题，但却并未超越“游而不戏”的理性限制。陆机《文赋》倡言“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主张艺术创作在构思阶段应进入一种用志不分的虚静状态；嵇康所言“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主张通过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而实现对艺术的超越，最终体悟到宇宙之道；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言：“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疑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故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之妙，神与物游”，亦强调艺术创作是审美主体在“神思”的精神状态下，心物交融，纵横驰骋于宇宙大化之间，从而生成无我契合的审美意象的过程。

到了唐宋时期，先进文人开始了探索个性觉醒的道路，艺术活动在政事之余开始具有任情适情、自我娱适的意义，“游戏”之中“戏”的观念开始进入了艺术创作的观念之中，王维《山水诀》云：“手亲笔砚之余，有时游戏三昧，岁月遥永，颇探幽微。”苏轼《答参寥书》言：“老师年纪不少，尚留情诗句字画间，为儿戏事耶？”叶梦得《庚溪诗话》言：“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艺术创作与愉悦性情的游戏相互比拟，“游戏”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业余创作的一种方式，张扬个性自由、娱乐自得的游戏心态开始具有审美的意义。随着草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凝结于儒道传统艺术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历史的契机赋予了元代文人追求性情解放，抒写性灵的客观条件，“自由游戏”的艺术创作观念终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