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之夷夏之辨,夷夏大妨

二、夷夏大妨

宋元易代，蒙古贵族统一了大江南北，少数民族第一次掌握中国政权，“夷夏大妨”的传统观念敲打着汉族文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底线，成为困扰元代汉族文人的历史境遇之一。

“夷夏大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伦理价值观。夷，指少数民族，有时也泛指异邦；夏，即华夏之邦。夷夏，指民族区别，尤指文明程度与伦理道德方面的分野”^[135]。夷夏之辨的观念在我国春秋以前就已经存在。傅斯年认为夏商周三代由部落到帝国的政治演进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这里的地理形式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其中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三代之时的夷夏之争主要是部落盟主的争夺战，包括益启之争、羿少康之争和汤桀之争^[136]。及至春秋时期，夷夏观念有了多方面的内涵，《礼记·王制》有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是民族意义上的“华夏”与“夷狄”之分；同时，夷夏之别还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文明”与“蛮夷之邦”的区别，“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策·赵策二》）；孔子以文化差异为基础，出于对周礼的维护，对“夷夏之辨”作了理论上的阐释，提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把是否奉行孝亲忠君之道作为划分夷夏的标志。这样，“夷夏大妨”的观念在我国古代先民的思想中，逐渐具有一种张扬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的民族意识。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王朝辽阔的疆域囊括了原来的蛮夷之地，中原之内的夷夏之分基本消除，夷夏之辨的地理含义由中原内部发展为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界限。以“天下一统”为指导思想，秦王朝对诸夷狄采取军事征服行动，夷夏之辨主要体现为一种“治边”策略，“夷夏大妨”由文化上的差异逐渐演变为具有政治意义的概念。此后，东西两汉、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五代时期胡汉之间，无论是和亲共处，还是刀兵相见，也都属于边防军事的政治斗争，“夷夏之辨的观念虽以种族为表达形式，实已渐成文化为体、政治为用的格局了”^[137]。

南宋偏安一隅，夷夏各据一方，夷夏之辨不再仅是边疆问题，政治军事的攻守异势，夷狄异族的进据中原，士人阶层的民族自尊受到打击，如陈亮所言，“既不能却夷狄于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视民生之涂炭”，不能够再以疆域定正统，颇感“致夷夏之辨亦难矣”。此时的夷夏观念已经不再强调夏可以变夷，而是“要夷狄之好，以见中国之无霸”，如果夷狄“越疆而来参，窃中国之文以自尊异”，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夷狄参与中国政事，以便能够保留中原正统的“人道”，至于严夷狄、“扶皇极”只能等待后世了（《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见寄》）。夷狄的武力冲击了严守夷夏之别的传统观念，也打击了汉族文人的文化自尊心。

原本以汉民族本位意识为基点的“夷夏之辨”是一个关涉文野之分、君子小人之别的文化层面的概念，钱穆言：“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证明。”^[138]夷与夏的区别不在地域，也不在民族，而在文化。以中原汉族儒家文化为本位的夷夏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了汉族文人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的割据分裂，宋与金的南北对峙，文化与道统的尊严在异族的武力面前显得颇为虚弱。及至蒙古贵族一统天下，完全进驻中原，汉族文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更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如何划分夷夏，如何保存礼仪道统成了困扰元代文人的精神重负。

要保守汉族道统而“严分夷夏”，还是要顺应新的大一统而“用夏变夷”，围绕着如何卫道，元代文人有着不同的思量。以郑思肖为代表的激愤遗民源于故国的思绪而严格保守夷夏大妨，拒绝仕元，更在书文诗画之中痛诉夷狄的蛮荒，张扬中原的文明；以郝经为代表的用世文人则秉承着“以天下为己任，救生民于水火”的儒家济世情怀，主张“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他们大多为了维护王道，发扬儒家正统文化，力图用夏变夷而出仕元廷。

郑思肖（1241—1318），字所南，又字忆翁，号三外野人，福州（今福建连江）人。郑思肖出生在一个“万世大经，不逾忠孝”的正统家庭，积淀着浓厚的关于礼仪纲常、夷夏大妨的儒家正统观念，力主“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宁可紊哉”。在华夏正统遭遇僭逆的危亡之际，他决心“与贼大决一胜”，慷慨陈言：“圣人也，为正统，为中国；彼夷狄，犬羊也，非人类，非正统，非中国。曾谓长江天险，莫掩阳九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国正统，欲以夷一之。人力不争，有天理在。自古未尝夷狄据中国，亦未尝有不亡之国。苟不仁失天下，虽圣智亦莫救。”^[139]救亡图存的急切之心显见其中。怎奈一人之力无以补天，泱泱大宋终于还是在蒙古铁蹄的践踏之下灭亡了。

宋亡以后，他隐居苏州，取名思肖，“肖与南何居？义不忘赵北面他姓也”^[140]。始终以宋室为正统，秉承“纲常万古不易”的文化自尊严，郑思肖著书立说力求“扶纲常，辨系统，佐征伐之穷者也”^[141]，“尊正统，抑夷狄，褒忠贞，诛逆贼”，“载治乱，辨得失，明正朔，定纲常”^[142]。他始终不肯承认元朝，视那些屈节仕元的文人为粪土之辈，于文章之中直斥夷狄的僭逆，更在艺术活动之中寄寓了强烈的亡国之痛与乱离之悲。他的《德祐二年岁旦二首》即是这种悲痛的深切流露：“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心怀亡国辱君的痛楚和纲常倒置的愤慨，性格耿介的郑思肖选择了隐逸避居，矢志守节，用遗民的身份与激情同纷乱的世道顽强抗争，在刚烈决绝之中对元廷报以重重诅咒，抒发着亡国屈辱的惨痛。

与郑思肖的狂狷卫道颇为相似，由宋入元的谢枋得也是一位坚守“君不仁，臣不能不义”的忠孝信条，严守夷夏大妨的忠臣义士。宋亡以后，谢枋得“入建宁唐石山，转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蹑屦，东乡而哭”（《宋史·谢枋得传》），痛诉故国沦亡的悲哀，屡招不仕，直言“愿一死全节”^[143]。在被押解大都的临行之前，谢枋得慷慨陈言，与妻儿、友人相别：“雪中松柏亦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144]即行绝食，终于以身殉道。

宋人胡安国曾言：“圣人谨华夷之辨，所以明族类、别内外也。”（《春秋胡氏传》卷十四“文公八年”）野蛮强悍的蒙古贵族踏足中原，使得以华夏文化自傲的中原文人忧心忡忡。在他们看来，宋元易代不仅仅是政治的颠簸、朝代的更迭，作为天下文明唯一象征的华夏民族及其正统文化亦在蒙古贵族铁蹄的践踏之下日渐凋零，“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胥化成风，而宋之遗俗销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自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宋季忠义录》卷十二）。夷夏倒置，故国沦亡的悲痛哀愁，文化秩序的彻底颠覆，给了汉族正统文人以强烈的心灵震荡和巨大的灵魂创伤，夷族入主的尴尬与文化倾颓的痛楚成为元初文人无法挣脱的心灵重负。(www.xing528.com)

同样是面对朝代的更迭，同样是感慨战火中的颠沛流离与家破人亡，同样痛惜故国的沦丧、痛恨异族的入主，以郝经为代表的另一部分文人以儒家用世济民的道德责任为精神指向，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极力主张“彗积年之凶衅，顿百万之锋锐，存亿兆之性命，合三光五岳之气，一四分五裂之心，推九州岛四海之仁，发万世一时之机”^[145]，希求通过入仕元廷，用夏变夷，重整纲常，复兴儒家的礼乐文明。

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州）人。郝经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治经业儒者六世，百有余年”^[146]，从小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文笔个雄赡，练达性理”而闻名当世。忽必烈受命统管漠南汉地，开邸金莲川，曾两次遣使召见郝经。郝经叹曰：“读书为学，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贤思治如此，吾学其有用矣。”^[147]忽必烈在称帝前集结金莲川幕府，志在借鉴汉法以扬弃蒙古旧俗，“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148]。忽必烈对汉文化的崇敬，用儒者治国、以汉法经营漠南汉地的志向契合了郝经重振伦理纲常、维护华夏文明的文化反征服心理。他应召北上，晋见忽必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以“用夏变夷”为初衷，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夷夏之辨并非种族之辨，亦非地域之辨，而是文化之辨，郝经在继承传统儒家奉华夏文化为夷夏之辨的终极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夷夏观，提出“知天之所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行力为之而已矣”^[149]，“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治道，则中国之主也”^[150]。也就是说，不论中原还是塞北，不论汉族还是蒙族，只要能够认同、接受并推行华夏文化，任用儒学文士，即可为“中国之主”。

以此为基点，郝经极力呼吁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中国之道”的根本是礼义纲常，郝经不遗余力地向蒙元统治者介绍中原文化的内涵与性质，讲述儒家纲常礼义、文物典章的重要意义：“夫纪纲礼义者，天下之元气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则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废则小坏，大废则大坏。小为之修完则小康，大为之修完则太平。”^[151]进而，郝经力图“用夏变夷”，极力劝导蒙古统治者实行汉法，以期复兴华夏文化，他说：

宋真尚书德秀云：“金国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声名，在元魏右。”经尝以为是不刊之论。盖金有天下，席辽宋之盛，监于二代拥八州而征南海。威既外振，政亦内修，立国安疆，徙都定鼎。至大定间，南北盟誓既定，好聘往来，甲兵不试，四鄙不警，天下晏然，大礼盛典，于是具举。泰和中，律书始成，凡在官者，一以新法从事，国无弊政，亦无冤民。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讵元魏高齐之得厕其列也。^[152]

以元魏与金源实行汉化而获得大治的史实为依据，力倡蒙古贵族推行汉法，实行汉化。

虽然力主承认蒙元的统治，但是，郝经确是一位有信念、有气节的汉族士大夫。他的出仕元廷乃是出于拯救苍生的儒家济世信念，他坚守以德治天下的、以道统天下的儒家信条，慷慨上疏，积极用世，力图“用夏变夷”，在承认蒙元统治的基础上推行汉法，重整纲纪，解救万姓，安顿民生，以现实“大一统”的长治久安。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似乎总是会有差距，“李璮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忽必烈态度的转变，对于志在文化反征服的儒臣群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的勃勃雄心一下子变得心灰意冷”^[153]。志在用夏变夷、发扬汉族文化的汉族儒士逐渐被排挤到政治的边缘地带，虽有用时济世的雄心壮志，却不得不以悲剧告终。

作为一个时代的政治斡旋，这并非郝经一个人的悲剧，出仕元廷的汉族文人大多都具有“用夏变夷”的精神指向。“身处异族政权之下的士人，当下就必须做出抉择。若以华夏治统为正，则决不允许出仕异族政权。反之，既然华夷之辨本身是以文野之分为基础，而道统又高于治统，则只要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延续发展，为了卫道，出仕异族政权以达到用夏变夷的目的，似乎也是可以容忍的。”^[154]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元代文人为了弘扬汉法而出仕元廷，颇具忍辱负重的崇高精神。怎奈历史的发展并非如人所愿，忽必烈终于没能彻底地执行汉法，元代儒士出任元廷以用夏变夷的良苦用心也在政治的漩涡中逐渐倾颓，人世的沧桑之感与理想的幻灭之悲逐渐湮没了济世的雄心。

如果说严分夷夏大妨的汉族儒士主动选择了在悲愤与痛苦之中度过余生，那么，力求用夏变夷的汉族儒士则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悲剧。可谓严分是悲，不分亦悲。元代文人再一次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当他们将这种内心的沉痛付诸笔端，从事艺术创作之时，纠结在心中的民族情感不由得跃然纸上。以家国社会为艺术创作的情感指向，元代艺术活动满溢着浓厚的悲愤之情与沧桑之感，也使得元代的艺术观念呈示出鲜明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