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城市的繁荣，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商业城市的繁荣

台湾学者萧启庆曾对蒙元统治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以讨论，“蒙元统治对中国经济发展，兼具有利与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有：一、全国市场的形成：全国统一，打破各地区的经济分割，促进商品及原料的交换。市场扩大导致生产规模与生产关系的改变。二、蒙古统治者没有轻商偏见。三、中外交通大开，有利国际贸易发展。蒙元统治对经济发展不利之处则是：战乱的破坏与外籍官僚资本——翰脱（Ortoq）商人以金权结合政权，干扰正常商业发展”。最后，得出结论：“总之，蒙元征服与统治虽然加深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但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并未受到甚大影响。”^[29]也就是说，蒙元王朝的统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在蒙古贵族统治之下，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确实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一）城市经济的发展

正所谓“元以功利诱天下”^[30]，“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在重商重利的蒙古贵族统治中原的过程中获得了解放，元朝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创造“一笑千金，一食百万”（黄文仲《大都赋》）的富足生活，积极推行重商政策，大力发展商业，特设了许多保护商业发展的政策条款。元朝政府不仅多次下诏减轻商税，还对往来商旅的人身资财安全给予大力维护，政府甚至可以替商家代偿不能收回的赊款与贷款，对于经商者提供了很多便利。元代戏剧理论家胡祗遹对于通商之利曾有过非常详尽的描述：

窃见开场之利，不为无补，夫天地之生物，南北异宜，懋迁有无，尧、舜之所必行。……即今南货销熔尽绝，价增数倍，我家中原所出之货，每年虚随土壤，弃掷腐朽，而不为用。谓土产之药物人参、防风、甘草等物，辇之而南，则为宝货，积之于本地，则为弃物。农人无地耕获不能为他艺者，旬日之劳，草药三百斤，可卖钱十余贯，终岁差发可办。商贾之有财本者，以千贯之物往返，半岁之间化为数千贯；何惮乎生理之不厚，科差之不供。货既流通，转相贸易，舟车流行，店铺和煦，居者行者有智有力者，皆得养生之利。自罢场以来，坐贾无所获，行商无所往，舟车留停，道路萧条。以我所有易得致富之货，废弃而为无用；我之所无必用之物，涌贵无所致。得计失计，于斯灼然。^[31]

元朝政府重商重利的政策确为经商提供了诸多便利。加上南北统一的实现、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水路交通的发达，以及前朝已经具有的较为发达的工商业和国内外贸易基础，元朝出现了许多繁华的商业都市。

元大都（今北京）是元代的政治中心，也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大都城虽然保持着坊、市的区分，根据“面朝后市”的城市规划原则，商业区主要集中在钟鼓楼、海子与城西羊角市一带，但元朝的“坊市制”却较前代有所突破，具坊市分区并不十分严格，小型的市集和商贩散布全城。积水潭漕运码头的建成便利了商品流通，“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32]，加速了大都城的商业发展。城门外发展起来的商业区也较前代的“草市”繁华得多。“城内的商业区分布着段子（绸缎）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沙剌（珠宝）市、珠子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煤市、文籍市、纸扎市和羊市、马市、骆驼市、驴骡市等。”^[33]难怪远道而来的马可波罗会对大都繁华的商业颇感震惊：“汉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外国巨价异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重，有如川流之不息”^[34]。

杭州是元代江南的经济中心。杭州在宋代就已经是一座以商业手工业的发达而文明的世界级大都市，宋室的纳降和解使得朝代鼎革的战火并未肆虐杭州，因此，南宋的灭亡未曾消解杭州的繁华，“钱塘十万家，坐见吴王之纳土”，“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35]，元蒙统治者在前代繁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杭州的商业经济。元代的杭州城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御街为中轴纵横排列开十所街市，十个城门，“杭郡民庐，比辏如栉”，城门外的街市也都延伸出八里开外，几乎汇集了全国的名品特产，正所谓“万方之真怪货宝，璆琳琅玕、珊瑚珠玑、翡翠玳瑁象犀之品，江南吴越之髹漆刻镂，荆楚之金锡，齐鲁之柔纩纤缟，昆仑波斯之童奴，冀之名马，皆焜煌可喜，弛人心神。”^[36]如此繁盛的商业都会，也给来自大都的关汉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曲赞叹：“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梁州第七】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一步儿一扇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项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尾】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37]亦足见杭州的繁荣与富庶。

蒙古草原上的上都随着元代政治军事的突破，也逐渐发展为元代商业城市。上都（即开平）是元朝的陪都。驰骋马背的大蒙古国逐渐由一个草原游牧国家发展为中原正统王朝，政治中心也随之南移，但是大漠旧都开平对于联系和控制漠北的蒙古宗亲，以及保持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习惯来说，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所以，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四年（1263）加号开平府为上都，同时下《建国都诏》：“外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38]，次年八月，改燕京为中都，两都并立。这样，元朝的皇帝每年都会带领浩浩荡荡扈从队伍去上都避暑，一年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上都度过，也因此，位居漠南的上都获得了发展经济的历史契机。元朝皇帝每年的巡幸都要举办大型的质孙宴，形成了上都经济别具一格的商业特色。质孙宴也称诈马宴，“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大官用羊两千，嗷马三匹”^[39]。同时，各地特产也会云集于此，“嘉鱼贡自黑龙江，西域葡萄更良。南方至奇夸凤髓（茶名），北垂异品是黄羊”^[40]。官府大规模的采购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上都商业的发展，“官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41]。也正因此，元政府给予前往上都的商人许多优惠政策，“怀柔抚绶使薄来而厚往”，以至“奇豁用物，本末纤巨，莫不毕至，充溢盛大，以称名都焉”^[42]，终于使得上都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草原大都会。

另一方面，元朝的海外贸易也空前繁荣，陈高华、吴泰就曾强调，元朝是继宋朝之后海外贸易空前繁荣的朝代，元朝的海外贸易对国内工商业发展具有甚大促进作用，为明代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铺平了道路^[43]，更促进了元代文化艺术的中外交流，使得元代艺术观念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

元朝领土幅员辽阔，水陆交通四通八达，重商重利的蒙元政府不仅保持了原有的贸易联系，更随着战功的拓进开展了许多新的海外贸易关系，欧洲、亚洲、非洲都有商旅前来经商，元朝的许多商业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商业贸易中心。上文所提到的大都和杭州都是国际经济的商业都会，高丽、波斯、阿拉伯等多国商人往来经营，丁香、豆蔻、钻石、珠宝、象牙、珊瑚、药物等八方珍宝陆载舟运，聚集一堂。(www.xing528.com)

元代水陆交通都很发达，通往西方的陆路通道最主要的一条是“从撒拉伊东行经里海及亚拉伊海，过古尔吉斯草原沿西尔河出欧得拉尔、塔拉兹，沿阿里克持山脉的北麓，往热海的北方下伊犁河谷，沿天山山脉之北出当时的阿力麻里（伊犁附近）、别火八里（济木萨尔县治北），越阿尔泰山脉经今之乌里亚丝台、欧尔昆河源向和林，也可以从阿力麻里、别失八里，经哈密、安西、肃州、甘州东行到上都或大都”^[44]。这条通道贯穿着和林、大都与中亚、波斯、里海、黑海、俄罗斯以至小亚细亚之间的贸易往来，波兰、奥地利、杰克、俄国、意大利、热内亚等地的商人纷纷涌入中国，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受战事影响，元代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海运方面，“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界，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45]。元朝的“互市”承续了南宋旧法，更在泉州、广州、庆元、上海、杭州、温州、澉浦七处设置了市舶司，管理舶货、抽分、起运等事，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国际通商口岸。泉州即是元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港之一，“山海环抱，地广物饶”的先天优势吸引了多国富商，“番货、远物、珍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46]。泉州早在秦汉时期已开始通商，经隋唐五代至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泉州市舶已经“物货浩瀚”，成为一个“番商杂处”的繁荣港口。入元以后，蒙元政府更加有意识地扶植泉州市舶，对从泉州进口的海外贸易给予很多优惠，“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47]，从国外进口的胡椒、姜桂、豆蔻、珍珠、钻石与等待出口的丝绸、绫锦、陶瓷、铜铁、金银、茶酒、黄连、樟脑、荔枝等等货物汇聚于此，形成了泉州“百货积山”的商业盛况。摩洛哥旅行家伊宾拔都他曾对泉州港的繁华予以盛赞，“剌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48]。

可以看出，元代虽为马上民族所统治，却是一个城市商业非常发达的朝代。元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大小商业城市的繁荣，城市商业的繁华则使庞大而复杂的以商业为生计的城市民众空前壮大，平民阶层对文化的需要也随着产生，从而造就了有元一代纷繁多样的平民文化。正如乔吉《扬州梦》所描述得那样，元代的城市生活“喜教坊，善清歌，妙舞俳优”，“理繁弦，吹急管，闹吵吵的无昏昼”。

（二）平民文化的繁荣

元代平民文化大多承袭南宋而来，杂剧、百戏、说书、杂伎、武术等娱乐性、商业性表演在节庆日子会聚街市。因为蒙古统治者来源于相对落后的草原游牧民族，本身并没有与前朝汉族统治者相当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他们更加喜好娱乐宴饮，所以，民间技艺在元代经常被搬进宫廷为统治阶级表演，正所谓“先皇最爱芳卿唱，五凤楼前乐太平”^[49]。叶子奇《草木子》记载：“自世祖以来，凡遇天寿圣节，天下郡县立山棚，百戏迎引，大开宴贺”，其中包括“杂剧、飞竿、走索、踢弄等伎。”^[50]《析津志辑佚·岁纪》也有记载：“（二月）八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由于城外，极其华丽。……教坊诸等乐人、社直、鼓板、大乐、北乐、清乐……互相夸耀，于以见京师极天下之丽，于以见圣上兆开太平与民同乐之意。”“（五月）十五日……凡社直一应行院，无不各呈戏剧，赏赐等差。……仪凤教坊诸乐工戏伎，竭其巧艺呈现，奉悦天颜。次第而举，队子唱拜，不一而足。”^[51]宫廷演出的繁盛无疑使民间伎乐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杂剧戏班也会在节日里为城市平民作商业演出，《王矮虎打闹东平府》杂剧第三折叙述到：“自家东平府在城社头，时逢稔岁，节遇上元，在城内鼓楼下，作一个元宵社会。数日前出了花招告示。俺这社会，端的是有驰名的散乐、善舞的歌工，做几段笑乐院本，扮演些节义戏文。更有那些鱼跃于渊的筋斗，惊眼惊心百戏。”散乐、歌舞、院本、戏文、筋斗，花样繁多，足见元代城市平民商业娱乐的繁华。这些繁盛的民间技艺表演还会在庙会庆典等场合赴农村演出，元代许多寺庙遗址的碑文中都对当时演出的盛况予以记载，《重修明应王殿》碑刻：“每岁三月中旬八日，居民以令节为期……争以酒肴香纸聊答神惠。而两渠资助乐艺，牲币献礼，相与娱乐数日，极其厌饫，而后顾瞻恋恋，犹忘归也。”^[52]《牛王庙元峕碑记》记载：“至于清和诞辰，敬诚设供演习，车马骈集，香篆霭其氤氲，杯盘竞其交错，途歌里咏，佝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至日致祭于此也。”^[53]

城市平民作为一个固定的社会阶层，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具体说来，城市平民的世俗观念主要表现为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更强调平常人的个性发展，敢于承认人的感性欲望的合理性，而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欲的压抑。城市平民的世俗观念渗透在元代都市的平民文化之中，表现出融商业性与消费性、劝惩性与功利性、谐趣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世俗色彩。

随着元代社会上下阶层的相互流通，城市平民的审美趣味也扩散到了文士阶层的艺术生活中。诚如陆建华所言：“商业、外贸和海运给沿海城市带来巨量财富，造成了新的富豪阶层的崛起。……富豪们在积聚财富的同时，其生活观念与方式、文化需求与审美情趣也有了新的变化。这个富户群体的出现，无疑对社会文化生活起着潜在的影响。”^[54]元代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冲击着“君子言义不言利”（《论语·子罕》）的儒家观念，在客观上促进了元代的思想解放，元代文人的特殊境遇也使得他们普遍参与到城市生活之中，而与富商大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随着儒商关系的变化，文人对经商的看法不但有所改变，有的文人甚至还选择了弃官经商，姚仲实即是一例。程钜夫为其作传记时写他“弃官而返，以为京师天下之都会也……舟车所通，货宝毕来，可废居以为富，行之十年，累资巨万”^[55]。

隐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与商业性、世俗性相关的诸多观念在元代社会得到放纵，不仅市民社会的通俗文艺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历史契机，元代文人也在时代风尚的促动下参与到通俗艺术的活动之中。既扩展了元代文人文化的审美领域，丰富了文人艺术的审美趣味，也提高了世俗文艺的艺术水平与审美趣味，更将文人阶层的艺术精神带到了民间艺术之中，极大地促进了元代雅俗艺术的相互交流，形成了元代艺术的综合性特征，也促成了元代艺术观念的开放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