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片纸来之难，过手七十二：四川夹江竹纸制作技艺

十六 片纸来之难，过手七十二——四川夹江竹纸制作技艺

夹江古有“蜀之良邑”“西蜀名区”之称。据史载：夹江县夏、周时属梁州地域，秦汉时为巴蜀之地，隋开皇十三年（593）建县，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1943年《中国农业银行调查丛刊》说：“夹江纸产量之多、种类之繁、品质之佳、技术之精为川省它区所不及。”这里的人们世代“以纸为生、以纸为利”，一代一代地传承发展下来。夹江“竹纸制作技艺”已被列入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夹江手工造纸工艺有直接史料可考证的历史在明清时期，明代《名胜志》云：嘉定（夹江明时属嘉定府）尖山下皆纸房，楮薄如蝉翼而坚，质可久……”到了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乾隆四十一年（1776），夹江所产的“方细土连”“长帘文卷”二纸被皇帝看中，钦定为“贡纸”，每年上贡十余万张，用于皇室家族和科举考场。到了清代晚期，夹江手工纸品种已达到50余种，据资料记载：当时的手工纸按规格可分大纸与小纸，大纸有连史、对方、水纸等，小纸有贡川、川连、印纸等。颜色可分为白色纸与染色纸。白色纸有贡川、粉报纸、土报纸、水纸、老连纸等；染色纸有银硃、冲硃、巨青、松尖等。如果按纸的用途而言，可分文化用纸与生活（包括神楮）用纸。文化用纸中又分本色与漂白两类，本色纸有对方、贡川、老连纸等；漂白纸有粉对方、粉贡川、粉水纸、粉连史等。生活用纸有印纸、黄白中连等，产量达6­000～7­000吨。夹江手工纸在清代同治年间已成为大规模的商业产业了。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嘉定府志》称：“今郡属夹江产纸，川中半资其用……”

抗战期间，四川成为当时的抗日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用纸量骤增。国内的200多家报刊、通讯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40余家文化企业更是用纸大户。巨大的用纸需求使市场上的纸张奇缺，成渝两地更是“纸贵如金”。四川内地土法造纸区的纸张成为解决民国政府和抗战用纸最重要的依靠。当时四川二十九个造纸区县中，夹江所产“土纸”数量最大、纸质最好，成为中国抗战后方文化、新闻、生活用纸的重要来源。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书画大师张大千先生两次来到夹江，在连史纸基础上加入长纤维麻料，加入松香、白矾等辅料，将其改造成了具有良好性能，宜书宜画，能抗泼墨重彩的新一代书画纸。这种书画纸被张大千先生命名为“蜀笺”，因其主料为竹料加麻，所以当地人称之为“麻筋纸”。因大千先生所造之纸用于绘制国画，故连史纸从那时起又改称为“国画纸”。

2010年底，在四川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马国华的带领下，我进入马村石堰村考察手工造纸的生产状况。

刚进入村口，竟然有些出乎意料的震撼：几位年事已高的老大娘安详地坐在一堆蓑草中间，整理着造纸必备的原材料。在现代的工艺流水线上，老人小孩都被排斥在外，可在这样的技艺中，却将一家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司其职。

竹纸在唐宋时开始研制，到北宋以后才开始真正发展。造纸技术中最关键的步骤是将植物纤维脱胶、打浆、成型，最后在帘状物上沉淀。这样的技艺原理几乎都是从中国古老的丝麻纺织加工的传统技术转移过来的。从麻料破布到树皮纤维，再到木本植物茎秆韧皮部，甚至整个茎秆，凡可以供纺织或搓绳的纤维均可造纸。所以各地造纸技艺不同的关键，在于原料的不同。

夹江手工造纸以“竹”为主要原料。可供造纸的竹类原料有白甲竹、水竹、斑竹、金竹、箭竹、苦竹、慈竹、紫竹、罗汉竹、刺竹等20余种，其中，用作造纸的主要竹类有慈竹、水竹、白甲竹、斑竹等，尤以白甲竹、水竹为好。

制料造纸有两种方法：一为生料生产方法，二为熟料生产方法。所谓生料生产，即将嫩竹采集之后，放入料池，仅用石灰经长期淹浸，而不经灰蒸碱煮程序，夹江早期制纸多用生料。此方法虽然简便，但因原料纤维未能腐熟彻透，故而所生产的纸张纹理杂糙，纸张发硬，纸面粗劣，因而渐渐地被熟料生产所替代。所谓熟料生产，即将嫩竹采集之后，放入池内，除撒石灰、水淹浸外，还要经过灰蒸和碱煮两次手续。此法虽然较繁杂，但原料经过蒸煮之后，纤维变得柔软细腻，所生产的纸张纹理细致，手感柔和，纸面光滑，纸质较优，因而被广泛采用。清代中期以后，生料生产方法被逐渐淘汰。

相反，熟料生产方法逐渐成熟，其生产工序在清代初期已成“定式”。从原料采集、辅料备制，到抄捞成纸，共有15个环节，72道工序。大环节是：a砍竹（俗称砍竹麻）；b水浸；c槌打；d浆灰；e蒸煮（亦称夹蒸）；f煮料（亦称碱煮）；g浸泡；h发酵（亦称沤料）；i捣料；j加漂（俗称漂白）；k下槽；l抄纸（亦称捞纸）；m榨纸（脱水）；n焙纸（亦称刷纸）；o整理切割。72道小工序则因所制作的纸品不同而略有变替，所以有了当地纸农常提到的“片纸来之难，过手七十二”一说。

夹江迎江乡古佛寺保存有一块清代道光十九年（1893）镌造的造纸记事石碑，碑名为《蔡翁碑叙》。碑文将造纸的工序概括为：“砍其麻、去其青、渍其灰、煮以火、洗以水、舂以臼、抄以帘、刷以壁”24字。《天工开物·杀青》中有关竹纸生产的工序的记载和《蔡翁碑叙》所载内容极为相同。数百年来，夹江手工造纸正是遵循着上述方法传承了一代又一代，被人们称之为“师承古法，一丝不苟”的典范。

上/四川夹江民间造纸使用的材料。（谢亚平 摄）

中/为了晾纸而建造的房屋隔墙。（谢亚平 摄）

下/工人们在热壁上刷纸。（谢亚平　摄）(www.xing528.com)

在马村的小径上穿行时，笔者脑海里蹦出盐野米松在《留住手艺》里的一句话，传统手工艺是一种如何与大自然共存的智慧。乡间小径上翠竹林立，小溪环绕，闲适的农家狗伴着我们深入造纸之乡，造纸的技艺就像是从这片自然恬淡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马国华先生热情地向笔者介绍着造纸技艺中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水的pH值。他家前后两条溪水，分别呈弱酸性和弱碱性，不同的水质影响着不同的纸质，这样的道理是在他几十年的造纸经验中摸索出来，后来经科学验证的。

中国人讲究因地制宜，所以工匠总是利用当地的材料来制作器物，从而形成手工艺鲜明的地域风格。在这样的土壤上生产出来的传统手工艺与这片土地的自然、人文、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所以，技艺也表现为一种系统性，包括了由生产关系、技术变革、人际关系、信仰、价值观和各种动机所组成的复杂网络。

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最大的贡献在于认识到环境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思想，强调环境和文化是相互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起到积极作用，环境与文化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的关系，确定二者的关系对于认识技艺系统的建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除了环境因素外，文化生态学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了特定环境、时代和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仔细考量，技艺的存在形态有三个方面：技艺的自然生态、技艺的人文生态和技艺的社会生态。手工技艺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程式，它是一整套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它与这个聚落的价值观念、地理环境、社会分工相互界定。

夹江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季风气候显著，四季温暖，年平均气温17­℃，雨量充沛，土壤排水性好。十多万亩青竹，上万条山溪清流，为手工造纸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这是围绕技艺的第一层：自然生态。

夹江手工造纸工序繁、品种多、产量大，除了人工外还得依靠许多辅助器械，据不完全的统计，有夹江手工造纸辅助器械（沤竹窖池、篁锅、纸臼、储料槽、纸刀、椿杆、纸锄、纸耙、料刀、纸钳等）二十余种，这些都是夹江纸农们在造纸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发明改进而至完善的。由于不同的纸品，与之匹配的有不同的清单、账本、工匠标记、商标和契约的不同类型。大约在明代中期，伴随着夹江手工纸生产的发展壮大，一种在唐代灯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歌谣“竹麻号子”在夹江造纸地区流行开来。“竹麻号子”多以集体合唱为表演形式，一般在造纸生产的“舂杵捣料”和“舂竹如篁”等集体劳动工序中表现。这种诙谐有趣的即兴编词，节奏明快。从造纸工具到不同书写种类，到劳动中的地方歌谣，由夹江手工造纸技艺及自然形成的“纸乡文化”，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文化形态和乡土文化传统，成为独有的地方文化知识体系。这是围绕技艺的第二层：人文生态。

夹江手工造纸在清代已形成规模，从事造纸和与纸相关的行业遍布城乡各地。从清代开始，伴随着蔡伦崇拜和清代帮会组织的兴起，一种颇具纸乡特色的地方民间组织“蔡翁会”在夹江造纸地区兴建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蔡翁会组织在纸乡不断地发展壮大，先后有木城蔡翁会、迎江蔡翁会、歇马蔡翁会（护山会）、麻柳蔡翁会（护林会）、马村蔡翁会建立起来。在清代中期，夹江蔡翁会已经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地方民间组织。起初，蔡翁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和主持一年一次的蔡翁庙会活动，后来则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地方机构，除组织主持一年一次的蔡翁庙会活动外，还负责处理槽户间各种纠纷、制定各种有关纸业的乡规乡约、筹办各种公益事业。这类地方组织系统在技艺的创造与传承过程中，使得各类专业知识、技术及经营过程传承下来，保障具有专业知识的团队或者个人，在社会关系和网络中发挥其作用。同时，这种手工行会组织也进行着再生产，规范着技艺程序化、规范化、秩序化。对技艺的制约和行会的再生产共同塑造了专业技术行业化的复杂过程。这是围绕技艺产生的第三层：社会生态。

由于这三层关系，手工艺根植于自然、人文、社会环境中，不是可以轻易移植的。所以，技艺的传承，也不只是依靠单纯的技术系统，而是需要通过不同的技术、文化和社会的渠道才得以传承。

回想近几年来陆续做的一些西南民间工艺的考察。每一次的乡间考察，常常感叹来自韩国、日本的订单几乎成为很多有价值的传统手工技艺（如荣昌夏布、云南周城扎染）维持下去的全部动力。为什么日本、韩国、欧美需要这样的手工技艺生成的类似原材料一样的手工物品？这究竟是实现产品高附加值的需要，还是有一种割不断的文化记忆呢？这是否暗示了一种现象：某些手工技艺产生的产品尽管表现为一种类似于原材料的初级产品，但在以后的产品流通中，它的价值被我们严重低估了。

人类社会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所有人都被卷入全球化这个强有力的系统中。单一的经济的全球化使得世界系统变得越来越失衡、不确定和分裂。乔纳森·弗里德曼在《文化认同与全球化过程》中曾经说道，人类学家经常遇到被清除了内在动力的“传统的”制度，他们并没有着手处理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只是将努力放在理解静态的制度因素上。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直接导致物质主义；科学技术导向的社会导致人们认识世界方式的单一化和工业化的机器大生产，导致效率为先的价值观念进一步动摇传统手工技艺存在的社会结构和基础。地方性的造物传统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击。很多人回复到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中寻求本土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去解决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中遭遇的生活方式的挑战。

每一种技艺都是有价值的，每种技艺都可能组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独特的传统价值观是否可以与现代经济、生态和社会文化进行整合？影响一种技艺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传统手工技艺在当代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些疑问成为今天众多的手工艺共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