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造型饱满、敦厚完美的生命之火：西南彝族酒器的文化生态

十一 造型饱满、敦厚完美的生命之火——西南彝族酒器的文化生态

彝族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彝族喜欢饮酒，“有酒便是宴”成为习惯。饮酒时不分场合地点，也不分生人熟人，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圆圈，递传酒杯，依次饮用，所以称作“转转酒”。彝家历来好客，劝酒一片真诚，他们说：“地上没有走不通的路，江河没有流不走的水，彝家没有错喝了的酒！”。逢年过节，各家各户的阿妹子会捧出一坛自家酿的美酒放在门前，插上几枝锦竹竿或麦秆，凡从门口路过的人，都会被热情相邀，用杆杆咂吸几口。

彝族的酒具颇为讲究，以凉山漆器最负盛名。各式酒器在漆器中占较大比例。

漆器的使用面广，有餐具、酒器、兵器、马具、笔墨用具等20余种。特别漆制酒器，从器型到款式，从色彩到装饰纹样，从材料到制作工艺，无不体现着彝族先民的智慧与特殊审美方式。漆器的造型款式随着人们生活的需要、生产技术的发展，多样化特性日趋明显。一套完整的彝族酒器包括10个酒杯、1个酒壶、1个托盘。酒壳扁薄而呈椭圆形，酒杯形制上可分高脚酒杯、皮酒杯、鹰爪杯、牛角杯、猪蹄杯；酒壶则可分宝塔形酒壶、鸽形酒壶、太阳形酒壶等。款式成双成对。如扁圆形酒壶的腹是圆饼形，由两半成子母扣合，木钵也是由盖和器身成子母扣合。

模仿和借用动物造型，如鹰爪杯、雁爪杯、牛角杯和野猪蹄杯等饮酒器具，其胎骨直接取之于动物体。典型的酒壳“撒勒勃”的造型就有牛形、鸽子形、喜鹊形等。

实用与审美兼具，如“撒勒勃”“莫耶”等酒壳都有着较大的实心圈足，给人古朴厚重美的同时，放置稳当也便于移动，有的酒器附耳设柄，也是为了提携方便。

结构巧妙别致，如“撒勒勃”酒壶顶部无口无缝，连灌酒处也没有，只在壶腰有一细管为壶嘴。装酒时，将壶倒拿，酒由壶底的小孔进入，小孔由细管相连直达壶顶。灌满后，将酒壶倒回来，即可从壶嘴处斟酒和吮吸，壶底滴酒不漏。在这两管的一颠一倒之间，可谓匠心独具，奇妙无比。“撒勒勃”酒壶除其结构美妙，还在于巧妙地运用了大气压强的原理，同时由于壶顶密封无缝，酒气不易散发，使酒浓香不散，醇味绵长。

彝族酒器纹饰的特点是自然、写实。其纹饰大多直接模拟自然，例如，太阳、月亮、水浪、鸟翅、鱼眼、牛角等形状。种类可以分为自然纹样、动物纹样、植物纹样、生活纹样、生产纹样和人物纹样。动物纹样：鹰、蛙、龙、羊、鸡冠、牛眼、蛇等。自然纹样：火、云、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植物纹样：树木、瓜果、草等。其纹饰组合饱满、乖巧，粗细、疏密兼顾，主次位置得当，繁简相宜，章法严谨而和谐统一。

彝族酒器所用色彩首先是漆料讲究，用取之于自然漆树浆汁为主要原料，用石黄、褐红作配料。三色搭配，黑得浓重，红得火烈，黄得艳丽，间隔使用，无过渡色和混合色。讲究整体图案和色彩的效果，一般通体涂漆，浑然一体。漆器的上色方法，是在底色上勾画结构，再绘纹饰轮廓，最后再片涂铺色，无渐次色和混合色，这种上色方法比较简单，较之先铺色再据不同的物体绘出不同的颜色形态，更显得粗犷、简略。

漆器对材料的选择十分考究。漆器使用天然材料，木质的粗细软硬不同，形成材料的肌理不同，漆出的质量、效果也千差万别。杜鹃树(彝语索玛)和桦树用作漆器材料较为普遍，材质细腻，不泡又不硬，并带一种清香味儿，漆出来的器物光泽度好，因此索玛树为最佳的漆器原料。

木材的砍伐，以干枯季节为佳，因树木身上的汁液都被干燥的土壤吸收，砍下来的材料几乎是半干状态，便于使用。为了防止漆后易出现破裂现象，漆器师们还研究了预防措施，即在制作漆器前将原材料进行热处理，有的将木材放在锅里煮几个小时，有的把材料放进堆得较高的羊粪堆里沤上一段时间，其目的就是控制破裂的现象发生。

彝族漆器的制作有数十道工序，包括割漆与制漆、胎骨选择与处理、横旋木胎、上色与彩绘等。每一道工序都由匠人手工制作完成，包括制作所用的工具也是手工的。例如，绘笔的制作就要选用特定的山羊胡须，以保证粗细、弹性等在绘制过程中的恰到好处；木胎制作最早是要用手削，后来发展成靠脚踩手拉的土机器，也逐渐提高了生产效率。

彝族漆器所有工序都出自一人之手，以保证漆器风格的统一。漆匠艺人能从每一道工序中随时控制和把握漆器成品的最后效果，这种连贯性也使得漆器艺人的个人情感和艺术审美能够被完整地呈现出来。

彝族漆器工艺程序严谨。如木料、漆料等材料的选择，车制、绘制、打磨等工具的选用和制作，以及每一道工序的先后时间，图案的绘制等，都尊崇一定的自然规律和文化规定，一丝不苟，最终形成完整的彝族漆器制作工艺的经验智慧。

彝族制作的漆盘、酒具，风格粗犷，色彩对比强烈。（李秋 谢金石　摄）

彝族漆器采用家族式的工艺传承。最有名的是素有“凉山彝族工艺世家”之称的吉伍家族，他们将工艺代代相传，不但有许多后人在从事着彝族漆器的手工艺制作，而且还有一部较为完整介绍漆器制作的家谱。据记载，吉伍家从事彝族漆器工艺已有16代人，370多年来，吉伍家的吉伍俄勒一人就收徒传艺58人，吉伍伍且在本村也大量培养了彝族工艺人员，仅吉伍家就培养了98人，形成在当地远近闻名的漆艺大户，保证了工艺技术的传承与保护。

彝族的酒器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它集中凝聚了彝族人质朴厚重、强烈粗犷的民族精神特质。

从造型上来看，彝族酒器的厚重感尤为明显，厚厚的器壁，敦实的器底，体现了彝族人追求造物的结实、耐用以及放置平稳的实用性；从器物表面的精致程度来看，彝族酒器有着粗糙、古拙的特色，不及中原等地传统漆器的光滑、细致；从色彩上看，独特的红、黄、黑三色搭配更是成为彝族人神秘、火热的象征符号。诸此这些，都显示着彝族人在特殊的地域环境下创造的人文特色，随时准备“转移”的畜牧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豪爽、粗犷的性格特征。

从下图我们可以分析出彝族酒器文化生态的构成要素。

彝族酒器文化生态图示

我们知道，文化的创造依赖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彝族漆器的产生和流传，是与他们的生产、生活、地域和社会的特殊性紧密相关的，人们不仅从自然界获得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而且和自然界发生精神上的联系，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民俗。彝族人的居住地多在闭塞的高山半高山寒冷地区，这种特殊生存条件决定着彝族酒器的材质选取、功能特色以及民族特质。

彝族先民“随畜迁徙，无常处”的游牧生活，促使彝族先人们淘汰了容易破碎且笨重的陶器，而选择了以木、角、皮为胎的漆器，并促成漆器工艺生产的繁荣。

自然地理环境同样影响着彝族先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按照文化传播学理论认为：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传播、影响的结果。而高寒山区地理环境的险恶，首先构成阻碍人们与外界交往的天然屏障；此外，许多地区彝民还无法摆脱对自然的过度依赖，仍处于自然压迫之下，加上社会意识常常落后于社会存在，这便给原始宗教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彝民意识形态中有着图腾崇拜、灵物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魂崇拜等观念。(www.xing528.com)

一种形制的形成，是与一种生活习惯相适应的。例如，食具的高足是与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相适应，图案纹饰的部位也正好和席地而坐的人的视线相一致。由于生活的“无常处”，需经常搬动，则要求这简单的几种器物具有经久耐用的特性，这就形成了彝族漆器造型的单纯饱满、敦厚完整的特征。

首先，从造型特征来看，所谓­“成双成对”，这一造型特征是与彝族人的“万物雌雄观”分不开的，在这一特殊的审美观念下，产生了万物以成双为吉、成对为美的观念，更体现在了器物上。模仿和借用动物造型，就跟彝族的动物崇拜心理、民间信仰有关。如漆器中造型风格突出的鹰爪杯、雁爪杯、牛角杯和野猪蹄杯等饮酒器具，其胎骨直接取之于动物体，这些动物均为凶猛、力量的化身，借用其角、爪为胎骨，一方面反映了彝族先民的图腾观念和动物崇拜心理，同时也显示了彝族的社会等级制度，即在传统使用惯俗中，特定的造型只能有与之相对应身份等级的人才能使用，过去的鹰爪杯就只能为贵族黑彝使用，百姓不能妄为，否则将被视为超越特权而受处置。

其次，从纹饰上来看，彝族酒器图案源于古代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由于彝族先民对天体、大地、动植物的崇拜心理，便出现了人对日月、山川、大地、草木进行符号化和图案的描绘，继而又产生出各种图腾崇拜的符号与图案。对彝家人来说，酒器是不能随便用的，只有在祭祀祖先、大自然、天地日月等庄重的场合才能用，还有就是在待客的时候用，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彝族在诸自然现象中，最崇拜的是“火”，火镰图案是彝族图案中最主要的图案，把取火工具“火镰”作为崇拜的对象，并艺术地表现在图案之中。

动物纹样中普遍使用的蛙纹也是先古彝民对“蛙”崇拜的具体表现。古代的彝族认为，蛙是各种动物的老大，最聪明也最吉利。在彝族神话中，蛙与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人类对蛙有一种天然的尊崇之情。

最后，从色彩上看。在彝族形成了以黑为主，与红、黄二色相配合的独特“三色文化”。“黑”色代表着彝人的尚黑习俗，象征庄重、肃穆、高贵、威严等；“红”和“黄”则象征火，源于对“火”的自然崇拜。

彝族是个好酒的民族，彝家的酒文化，促使了木质酒具的发展，特别是酒壶酒杯，根据使用需求不同，造型各异，各具风姿。

在彝家，有客人来到，无沏茶敬客之礼，却有倒酒敬客之俗。每逢婚嫁，以视“酒足”为敬，“饭饱”则在其次；丧葬时，讲究送酒多者为最敬最孝；家之间、个人间发生打架斗殴纠纷时，理亏方往往打（买）酒赔礼道歉。正是由于酒在生活中所占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得酒器在生活中普遍使用，并逐渐丰富和发展。

转转酒、秆秆酒、坛坛酒是彝族酒文化的象征符号，转转酒在喝法上，讲究参与者一人一口依次递转，以示贵贱平等、团结和谐以及气氛的热闹、自由。这样一种以“圆”为核心的饮酒方式，使得酒器在功能上要具备“套装”性：以酒壶为中心，其周围摆放酒杯，并且酒杯的数量较多，能够供多人围坐依次而饮。再如，彝族敬酒礼仪中的“镇波可”，它是一种盛大的敬酒礼仪，就是用大簸（有用大小筛子的）放上九大杯酒和一张金黄色和白色的丝帕。在九大杯酒里，其中有三大杯是泉水，剩下的那六大杯才是酒。并按规定的顺序向客人敬上，以表示敬意，这里的“三大杯和六大杯”的习俗，也决定着一套酒具中杯子的数量。

综合来看，彝族酒器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的特征都不是随意而来，而是经过了历史的积淀，人们在自然中探索规律，以及结合社会习俗、信仰崇拜等人文因素才形成的，在独特的自然、人文的文化生态交织下，才产生了我们所看到的具有独特形制、款式、纹样、色彩、民族特质的彝族酒器。

另外，传统彝族酒器的繁荣和精彩，取决于彝族特殊民族文化的交织与组合，这种文化生态完整性造就了彝族酒器的独特魅力，但今天的现代大工业文明席卷全球，同样走进了彝家人，这种现代文明的冲击，使得彝族酒器的文化生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且威胁着整个彝族的传统文化根基。

过去的彝族漆器，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是用来招待贵宾、贵客的必备器皿，家中摆设的漆器多与寡，制作的粗与细往往体现着主人地位的高低与财产的富有程度。但在今天，由于塑料、陶瓷、不锈钢制品等的出现，这些新的外来产品，更具价格和使用便捷的优势，逐渐取代原来的木制品，普遍走进彝人的家里。

彝族服饰与漆器颜色一致，反映了彝族崇尚红、黄、黑三色。（余强　摄）

同时，在新文明的冲击下，各种饮酒习俗开始淡化，酒器的使用频率也在逐渐减少，导致种类、器型的减少。

大多数的酒器放进了博物馆和陈列馆，作为民族文化的展示，之前的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使用”功能逐渐转向了单方面的“展示功能”。也有一些传统的实用性漆器向观赏性漆器发展，向旅游产品过渡，或是用来作为家庭装饰的陈设，成为了一种“装饰工艺品”，原来的使用性则完全退化。

如今，酒器的生产制作已经不再严格尊崇传统的制作工序和流程。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以满足对利益的追逐，已经转向了工厂的机械化流水线生产，从而导致了工厂产品和传统产品看上去完全不同。正如一位生产主管人员所描述的：几台20世纪30年代出厂的车床，一个上漆描画的技工小组，在机器车旋出的木坯餐具上，仍采用手工上漆描画。这种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不再考究材料、颜色是否符合传统的特色，这样必然导致漆器产品在形制上发生重大变化。

工厂中生产的产品与传统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漆器看上去不完全一样。首先，机床和现代化的工具能够生产更小的坯件，器具看上去表面发亮光滑，因此，工厂的产品不再显示出粗犷、古拙的民族特征。其次，工厂的产品，使用有光泽的红色和黄色涂料描画图案，采用的黄色偏重于柠檬色，而不是黄褐色，使得漆器餐具三种色彩的配色与传统的三色相比更加鲜明。有的还将原来单调的“三色”艺术增到五至六色，在造型上，将原来鸽形、太阳形和宝塔形的酒壶增至其他瓜果形和飞禽走兽形，并用现代的喷漆法进行制板套印。这些线条看上去匀称，纹样整齐均衡而又非常生动，彩绘精工细腻、绚丽夺目、精美绝伦的产品，实际上其民族文化品格在消失，本应专属于彝族的独特魅力逐渐在被同化。

彝族酒器的制作不只是一门绝技，更是彝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据了解，10多年前，小凉山上还有10多名制作艺人，遗憾的是，现代生活用品的普及以及酒器功能的蜕变等原因，彝族酒器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市场。所以，今天已经没有人再制作了，也没有人愿意学习这种绝技了，从前的家族式传授，也由于年轻人接受新教育以及手工艺的经济价值在降低的原因，得不到延续。彝族酒器文化正在丢失，并且先人世代积累的漆艺经验智慧正面临失传的危险。

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今天，人们对产品价值判断的标准早已不单纯的是从前的功能性，而是产品被赋予的文化品格，这一文化品格是产品蕴涵的独特文化魅力，它包含更为广阔、深远的含义。彝族人世代使用的漆制酒器，从漆的发现到神秘的三色，从漆艺老匠人到代代相传的全套漆器手工工艺，从对酒的特殊情谊到酒器器型的丰富与独特，这些无不承载着彝族人的独特民族文化特性。如今，工厂的机器批量生产，且随意增减色彩、变化纹样，彝族酒器“看上去很美了”，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价格也“实惠”了，产品畅销了。畅销带来了看上去很好的收益，但是，收益的背后，隐藏的是彝族文化生态的“沙化”，彝族酒器所独具的文化品格正在逐渐消失。

文化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人类生存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又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自然生态，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良好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对于人性的形成、人的素质和品格的培养，以及不同民族性格与精神的造就，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人类破坏自己生活的文化生态，割断生活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后果会深远地影响到自身的长足发展。任何一个民族的造物活动，要保持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就应扎根于本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之中，形成鲜明的民族性格。只有有“性格”的物，才是有生命力的物，彝族酒器艺术正好说明这样一个真理。

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和识别性，并通过“物化表征”将这种独特性表达出来，包含在丰富的造物活动中，例如服饰、生活器具、工具等的造型、色彩、纹样、工艺等，其特征是作为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显性的特征。彝族酒器中的“三色”文化以及古拙、粗犷的精神特质就是一种识别要素，让人们通过在众多种文化交织下的酒器的了解，从而认识这个民族，将其与其他民族作出区分与识别。

大的方面而言，一种造物文化含有的价值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实用价值，二是附加价值。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手工艺产品比机械化产品更具附加价值，因为手工艺产品被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因素，其个性化特征极其明显，并且独一无二，更符合当今人们对个性化特征重视的需求。从长远来看，工厂的批量产品无法长期满足大众日益追求文化深度品位的需要，手工艺产品其体现的价值将会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和重视，其价值潜力也将逐渐显现。

新文化、新意识、新经济的冲击下，在交通便利、信息快捷的社会发展趋势下，民族文化在严格意义上的界限已经趋于淡化了。外来文明的侵入，旅游行业的发展，厂家追求眼前利益，适应市场的需求，采用工厂机械化加工，批量化生产，已经在侵蚀彝族酒器本身特有的文化生态特征，作为非主流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既要适应新文化背景的影响，又要力图保持自身的特色，才能使民族文化在时代的变迁中有所突破。

面对市场利益的诱惑，尤其需要关注各种文化生态的平衡。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阿瑟·奥肯坚持一个基本立场：社会需要市场，社会必须约束市场，商业之外的各种价值都必须得到保护，以免受到金钱尺度这个潜在暴君的侵犯。对于一种民族文化来说，利用其文化特性来进行商业运作能够获得经济回报，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样一种商业化运作往往更容易导致文化的变质。虽然商业能够进行一定的文化传播，但是其本质是以追求利益和赢得大众口味刺激消费的，不可再生性是文化作为代价来换取眼前的利益，影响到的是后代人的长远的文化生态。许多传统风格一旦变异，历史文化遗产一旦毁损，人居环境一旦破坏，这将是人类文明的损失和历史的遗憾。因此，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从更长远的角度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的动态性与重要性，是当前保护民间工艺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