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庙大殿壁画以东岳圣帝启跸、回銮为题材，人物众多的仪仗队与连延不断的山水景物相结合的长卷式画面为特色。这种表现形式是非常独特的，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又不断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的艺术模式。简而言之，是中国古代富有特色的出巡仪仗人物画与全景铺陈式山水画的各自发展又相互结合的结果。
中国绘画中的出巡仪仗人物画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出巡仪仗人物画是从汉代兴起的，华夏人向来重视丧葬与祭祀，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礼记·中庸》），这种观念在提倡孝道的汉代更加流行，在墓葬中通过美术的形式把墓主人生前的权势形象地表现出来，以车舆服饰为标志的仪仗队伍表示着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出巡仪仗也成为汉代人物画的主要内容。西汉初期的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一件绘有墓主人出巡的帛画，分组画着由数百人和车骑组成的车马仪仗。至东汉时期，以出巡仪仗为题材的人物画屡见不鲜，重要的作品有山东长清孝堂山郭巨祠画像石上的车马出行图、河北安平逯家庄墓室壁画中的近200人和车舆82乘组成的仪仗队、内蒙古和林格尔墓室壁画中表现墓主人历任官职的车马仪仗队。魏晋南北朝的人物画以出巡仪仗图的规模最大，如北齐时期的山西太原武安王徐显秀壁画墓，在墓室的东、西两壁分别绘着鞍马和车舆为主的出行仪仗。更值得重视的是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的墓室壁画，在墓道的左壁和右壁分别绘制了场面浩大的出行和回归的仪仗队伍（图33），可视作描绘权贵出巡和回归仪仗的人物画的嚆矢。帝后出行的仪仗也出现在北朝的作品中，在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和巩县石窟都有北魏帝后礼佛仪仗的浮雕石刻。
汉代绘画中的人物多作散点式排列，很少置于自然界的山林树石的背景中。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教艺术兴起，在拜城克孜尔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石窟的北朝时期的佛教壁画中，出现了将人物置于山林和建筑间的故事画。东晋时期，江南地区的道教兴起，葛洪著有《抱朴子》一书，认为山林是道者避隐合药之处，强调说：“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欲远彼腥膻，而即此清净也。”（《抱朴子内篇·卷十·明本》）又说：“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为此也。”（《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东晋时，受神仙道教理论的影响，山水诗应运而生。仙山图也在神仙道教理论的影响下产生，如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就是仙山图的文字设计稿。山水林石也成为人物画中的背景，洛阳北魏石棺刻线画孝子王琳故事，绘着出行队列向山石纵深中行进（图34），可视作人物置身于山石林木环境中的独幅画。
东晋时，以纸代替简帛，成为书画的主要载体，并由简册形式发展为手卷书画，产生了以人物画为主的长卷画。隋唐时期，长卷画成为卷轴画最主要的形式，以人物仪仗队为主题的绘画常以山水树石为背景，如盛唐时期的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室壁画中的仪仗队都置于山石林木中。在卷轴画中也出现了这种表现形式，传为李昭道绘的《明皇幸蜀图》横幅卷轴，画唐明皇的仪仗队在崇山峻岭中行进，此为传世绘画中描写帝王銮驾出行场面最早的一幅（图35）。在卷轴画中有以五岳的道神为绘画题材，何长寿绘的《五岳真官像》，流传至宋，被御府收藏[16]。唐代末期，昭宗命赵德齐画西平王仪仗，“车辂旌旂，森卫严整，形容备尽”，昭宗喜之，迁翰林待诏，可见画出行仪仗成为皇室所好[17]。
北宋时期，道教屡兴，太宗、太祖倡导于先，真宗弘扬中兴。景德末年（1007），宋真宗置百金以求名手，在中岳天封观绘制中岳中天崇圣帝《出队入队图》壁画，东壁为武宗元画的《圣帝出队》，西壁为王兼济画的《圣帝入队》[18]，这与岱庙大殿壁画的东壁绘神帝出跸，西壁绘神帝回銮的布局相同，其图像模式应源于中岳天封观壁画的宋真宗出队、入队图。宋人董逌《广川画跋》中有《封禅图》跋文：“秘阁藏《封禅图》旧矣。崇宁三年曝书石渠，发奁得之，盖大中祥符元年章圣皇帝有事于泰山也。龙旌千节，豹尾万纛，天清地夷，日开月辟，诸福毕应，形势呈露。羽卫威仪，稽自典礼，此帝王之盛。惟恨不出此时，得与诸儒参定大典。犹幸按图识之，可以想望、追念，企慕于一时也。”章圣皇帝是宋真宗的谥号，董逌见到的《封禅图》可能是宋真宗时涌现出的一批封禅图中的一幅，虽然宋真宗时的中岳天封观壁画和《封禅图》已经不存，但我们从上海博物馆藏的南宋绢本《人物故事图》卷中的銮驾启跸和迎銮的场面，了解到这类表现帝君出行和回銮的绘画面貌和艺术模式（图36）。徐邦达先生认为宋画《人物故事画》应命名为《迎銮图》，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从这幅长卷画来看分为两大部分，左侧为銮车的启跸，右侧为百官的迎銮，如果将这两部分内容分别画在坐北朝南的大殿的两边墙壁上，那么在西壁上绘的是《启跸图》，东壁上绘的是《迎銮图》，这与岱庙大殿壁画的格局基本相同。这幅宋画《迎銮图》上的仪仗队行进在山石树木之间，画面中有顶天立地的大树，还有平远的水面，这些特点也表现于岱庙壁画中，这说明了宋真宗在中岳庙中绘制的《圣帝出队》和《圣帝入队》壁画，不仅和《封禅图》《迎銮图》出于同一模式，也为以后的岱庙大殿壁画《泰山圣帝出跸回銮图》提供了基本的模式。
现存的岱庙大殿壁画《东岳圣帝出跸回銮图》显示出明代道释壁画特有的风貌，明代道释壁画中的仪仗队的人物较小，常置于连延的山林树石之中。明代初期的青海乐都瞿昙寺和甘肃兰州金天观的壁画中已呈现出这种特点，只是岱庙大殿壁画的场面宏伟、人物众多、艺术模式更成熟。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代院本《出警图》《入跸图》，是两幅宏伟的长卷，分别描绘了明朝皇帝出京和还宫的宏大的仪仗和百官送迎的场面。历来认为在“出警”“ 出跸”两画中的皇帝是明世宗，也就是信奉道教的嘉靖帝。明代院本《出警图》和《入跸图》，与岱庙《东岳圣帝出跸回銮图》在艺术面貌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1）两者启跸的仪式大致相同，仪仗队出自城阙或崇殿，有文职百官列队相送，又有武装骑马甲士浩荡随行（图37、图38）。仪仗中部为帝君的大辂，大辂前仍以武装骑马甲士列队前导，最前有两行校尉手擎各种仪仗开道。两图校尉的服饰和着装颜色相同，行进姿态也相同，手中执杖大同小异（图39、图40）。
（2）两图的文官的衣服色彩皆以朱色（一品至四品服用）、青色（五品至七品服用）、绿色（八品至九品及杂职官员服用）组成（图41、图42）。武士头盔顶上有硕大的红缨，肩上多有披巾（图43、图44）。由于随行的高官众多，朱服也较多。两图的车厢和厢柱施以朱色，这与明朝服色尚赤相关，因此两图仪仗队的总体色彩偏暖。清朝的服饰有一定的变化，从《康熙南巡图》的出行仪仗来看，除了官员的冠帽明显不同，官员服色以青色为主，仪仗队的总体色彩偏冷（图45）。(www.xing528.com)
图37 明代院本《出警图》
图38 岱庙壁画《东岳圣帝出跸》（局部）
图39 《出警图》中擎仪仗的校尉
图40 岱庙壁画中擎仪仗的校尉
图41 《出警图》中的文官队列
图42 岱庙壁画中的文官队列
图43 《出警图》中的骑马甲士
图44 岱庙壁画中的骑马甲士
（3）两图的人物面相和体形相同。人物的脸部皆为长方形，双眉短而间距较大。鼻短而鼻头宽平。嘴小而与鼻子的距离较近。颈短粗，头显得大而前倾。人物的体形较粗短。根据两图以上的比较，可以认为在主要方面是相似的，院画《出警图》《入跸图》与岱庙壁画《东岳圣帝出跸回銮图》都作于明代晚期，是明代晚期分别以卷轴画和壁画形式绘制帝君出跸回銮的鸿篇巨制，同是晚明人物画的重要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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