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人铜卣的图像分类和发展渊源

五、虎人铜卣的图像分类和发展渊源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虎人铜卣看成湖南当地族群的精神生产的产物，它是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我们将虎人铜卣的图像进行了分类：

关于虎人卣的四类图像的渊源问题，由于发展脉络复杂，考古材料尚有许多缺环，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有局限的，本文只是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种思路。首先分析第一类图像中的虎，中国古代的虎的图像产生很早，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岩画中就有不少猛虎的图像。渭水上游是虎图像产生较早的地区，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一件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壶，在腹部两面各绘一对相扑的猛虎，一对为横向，一对为竖立，两立虎下方的中间绘一鱼纹（图20）。洮河流域也出土了绘有虎纹的彩陶，甘肃广河半山遗址出土的一件虎头人面器盖，双眼和嘴镂空，脸面上绘有条纹，长有虎须，头上有似耳又似角的突起（因端部已残，无法准确判定），披发由头顶中分。脑后塑有一条辫发状的蛇，颈部绘有折角状纹（图21a）。半山遗址出土的另一件虎头人面彩陶器盖，双眼和嘴镂空，脸部布满条纹，鼻至额部绘横线纹，俨然是虎相。头两侧有锯齿耳，耳中有可作系饰物的穿孔。头上有一对短角（图21b）。这两件4 000多年前的虎头人面彩陶器盖，显然不是实用器，而是与祭祀有关的器物。这种虎头人面的形象，使人想起古籍《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形象，《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山海经·西山经》又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20]从这两则记载中可以看出西王母是亦虎亦人的母神，是人格化的母虎。最初的虎与人是共同体，是互相托寓的关系。

在商代，虎的图像分布较广，大多饰于青铜器和金饰上，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江西地区，在安徽阜阳和河南安阳也有发现。在古史传说中各族的虎崇拜的观念有所不同，如羌首领无弋爰剑“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21]。在羌人心目中虎是保护神。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父鲧，妻修巳……胸圻而生禹于石坳，虎鼻大口，……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其中也含有西夷人的虎崇拜之意。巴族以白虎为祖神，晋人司马彪《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述廪君是巴氏族之首领，“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22]。是以人祠祭白虎神。但同是晋人的古籍中记载的巴人与白虎的关系却有所不同，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也。”^[23]似乎巴族与白虎的关系由敌化为亲，并以白虎为号，后来还称弜头虎子，此中情理不能以今人之常理而度之。

图9　商代提梁兽面纹铜壶（湖南石门）

图10　商代龙虎人铜尊（安徽阜南）

图11　商代龙虎人铜尊局部

图12　商代龙虎人铜尊（四川广汉三星堆）

图13　商代铜虎（江西新干大洋洲）

图14　商代卧虎立耳扁足铜鼎（江西新干大洋洲）

图15　商代人面纹铜方鼎（湖南宁乡）

图16　商代对虎人面纹铜钺（安阳妇好墓）

图17　后母戊铜方鼎器耳人面对虎纹

图18　商代兽面纹铜尊（安徽阜南）

图19　商代顶尊铜人像（四川广汉三星堆）

图20　仰韶晚期对虎纹彩陶壶（甘肃秦安）

图21　半山类型虎头人面彩陶器盖（甘肃广河半山）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器物装饰就出现了人形图像，虎人卣上的圆雕人物有着披发、凹鼻梁、宽嘴、蹲踞坐姿等特点，为探讨这种有特定形象的人物图像的渊源有所设限。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些披发人像，集中出现在甘肃、青海地区。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瓶，器口为圆雕头像，头上有整齐的披发，耳上有系饰物的穿孔（图22）。上文提到的甘肃广河半山出土的两件虎头人面彩陶器盖，虽然作者未见原物，从照片上看人头的发式可能是披发。甘肃临夏出土的4 000年前的马厂类型彩陶人像，以黑线绘出中分向两边的披发、眉毛、脸颊上的竖线纹。人耳上有系饰物的穿孔（图23）。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厂类型人头形器口彩陶壶，在人头的两侧以黑线绘交错的披发纹。在商代，活动在甘肃、青海及四川北部一带的羌族，发式以披发为特征。《后汉书·西羌传》载：“（爰剑）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披发复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续汉书》曰：“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24]其中赐支河在青海东南河曲地区，南与四川接壤。青海湟源大华中庄出土的卡约文化人头像铜饰印证了羌人发式，此件青铜饰由前部的圆雕成年人头像、成年人头像背后的圆雕人头像和后部两侧的浮雕人面像组成，成年人头像的发式为披发^[25]（图24）。卡约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900－前600年间，大体上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早期。

虎人卣上的人像作蹲踞的姿势。我国古代北方和西方的一些民族采取蹲踞的坐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曰：“乌丸者，……父子男女，相对蹲踞。”^[26]虎人卣的虎与人作相对蹲踞互拥状，为类似的情状。在我国西部和西南部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有作蹲踞状的葬式，如巫山大溪遗址墓葬中屈肢葬是一种主要葬式，在40座屈肢葬中，仰身屈肢的占25座（图25）。甘青地区的半山类型墓葬也是以屈肢葬为主，这种屈肢葬式可能是蹲踞坐姿的反映。赵诚编著的《甲骨文简明词典》中认为“尸”像人蹲踞之形。又认为甲骨文中的“”有人释为“巴”，也有人认为即后代的“夷”字，我们认为从图形来看也是作侧面蹲踞之形。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是采用席地跪坐的坐姿，把周边采用蹲踞等坐姿的不同民族称为“四夷”。因此，虎人卣上人的蹲踞坐姿是西部和西南部少数民族坐姿中的蹲踞样式。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中期龙虎人铜尊，是虎人组合图像出现在青铜器上年代较早的，过去我们研究三星堆青铜文化的外来影响，总是首先向中原地区去寻找，后来又向长江中游地区寻找，当然这些地区都对三星堆青铜文化产生了影响，但是却忽略了与四川广汉、汶川地区北面接壤的齐家文化，齐家文化的上限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下限应相当于夏代。齐家文化已公认为是中国青铜器最早大量出现的地区，齐家文化能制作镜、空首斧等合范制作的铜器。青海西宁小桥村沈那齐家文化遗址74号灰坑中，出土了一件圆銎带倒钩的青铜矛，矛形体宽大，身长61.5厘米，宽19.5厘米。这件大型的形制复杂的青铜器是用多范铸成的，表明齐家文化已进入铸造大型青铜器的阶段^[27]。(www.xing528.com)

最早的青铜人面雕刻出自甘肃广河齐家坪，在这个齐家文化的命名地出土了一件人面把手铜匕^[28]（图26），2008年在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人面把手骨匕^[29]（图27），形制与齐家坪人面把手青铜匕一样，进一步证实了浮雕人面把手青铜匕是齐家文化制作生产的，可知在距今4000年左右，甘肃东南一带已以人面作为青铜器具的装饰。

正值齐家文化跨入青铜文化门槛时，青海一带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洪水地震灾害，青海民和县喇家齐家文伦遗址发现了洪水和地震灾害的遗迹，可以说自然灾害是造成齐家文化急剧衰落的原因。那么在大灾后这些最早制造青铜器的齐家文化的人们会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其中的一个去向是经岷江上游顺流而下，来到汶川、广汉地区。从三星堆文化的遗物中，可以找到与齐家文化的联系，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鬶具有长而宽的把手、三个锥形高袋足、管状流口等特点（图28）。与龙山文化的陶鬶并不相像，却和甘肃广河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长把三袋足陶鬶的形制相似，表明三星堆陶鬶是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图29）。我们应该注意四川早期青铜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关系，因为自古以来它们属于同一文化圈。

川北地区成为羌族和其他族聚居的地区，并延续至今，现在川北设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北川羌族自治县。

第二类是饰于卣的底部的蛇龙纹及附属的鱼纹，属水族类的图案纹样。蛇龙纹样最早见于齐家文化，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的红陶罐，饰有浮雕带爪的蛇纹，反映出蛇龙变化的样式，属于标志性的纹样（图26）。后来的二里头文化与商文化青铜器上的蛇龙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湖南出土的商代虎人铜卣底部的纹，也是标志性纹样，但蛇龙纹下方的两侧绘鱼纹，明显是水族类的图像。有着特定的指示意识，有的还是族的徽号纹样。

第三类是人像操持的蛇纹。人蛇结合的图纹最早见于马家窑类型彩陶上，甘肃天水师赵村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彩陶罐，罐腹上饰有浮雕人面，人面头顶有凸出的蛇头状浮雕。上文提到的虎头人面彩陶器盖的人头脑后垂有一条蜿蜒状的蛇。另一件甘肃会宁出土的半山类型彩陶罐，在罐腹四面各绘一人形纹，人双手伸展，掌指张开。人形纹之间各饰一条浮雕的向上爬行的蛇，若人操蛇舞动（图30）。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了一件齐家文化红陶罐，罐腹上有一奇特的浮雕有爪蛇纹（图31）。在三星堆文化铜器中有蛇形饰，蛇形子母匕等蛇形造型的器物，但从三星堆文化的图像整体来看，蛇形图像只占附属地位。但有一种头上长角的蛇形龙却置于显眼的位置，如虎人纹铜尊的肩部上饰有三组蛇形身龙纹，三个龙首共用一个龙身（安徽阜南龙虎人尊是左右两个龙身共用一个龙头），长角的龙首是用圆雕手法表现，这种龙形纹可能是从蛇形纹演变而来。

图22　仰韶文化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甘肃秦安）

图23　马厂类型彩陶人像（甘肃临夏）

图24　卡约文化人头人面组合铜像（青海湟源）

图25　巫山大溪文化墓葬中的仰身屈肢葬式

图26　齐家文化人面把手铜匕（广河齐家坪）

图27　齐家文化人面把手骨匕（甘肃临潭陈旗）

图28　广汉三星堆出土陶鬶（左）

图29　甘肃广河出土齐家文化陶鬹（中）

图30　半山类型人形纹蛇纹彩陶罐（甘肃会宁）

图31　齐家文化浮雕蛇龙纹红陶罐（甘肃广河齐家坪）（右）

湖南虎人铜卣上的人蛇结合图像却和甘肃远古彩陶上人蛇结合图像较类似，披发人两手操蛇，从臀部到腿以相对的两大蛇托载。《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虎人卣上人蛇结合的图像与大禹之子夏后启珥蛇乘龙的描述较近似，因此虎人卣上的蛇纹同样是导引披发人的灵物。

第四类是铜虎身上的各种神兽纹，有大角兽面、兽首、夔龙、小立虎和小鹿。它们的来源不一，如大角兽面纹或源自东南，夔龙或溯于长江中游，然后共同凝聚于虎身上。

体现在虎人卣上的四类纹样，各有其表现的方面。第一类是虎与人相拥的立体造型，这是作为主题的艺术形象，我们首先要客观地分析虎人铜卣的虎与人的关系。首先要确定是否为虎食人的艺术造型，如果是虎食人的话，人脸上的表情一定会显出惊恐状，全身的形体也会作挣扎状。虎人铜卣上的人像平稳地蹲坐在虎爪上，脸上的表情平静，形象并不狞厉。双手举起舒缓地搭在虎的上臂，作与虎相拥状。猛虎噬食是有特定的前扑姿态，如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铜虎噬鹿插座、宁夏固原出土的战国虎噬驴铜饰牌、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出土的战国虎衔羊铜饰牌上的吞噬动物的猛虎，都作后腿蹬立、身子前倾、颈部勃起、虎口大张的姿态，被吞噬的动物作挣扎状，或作垂死状。因此我们首先排除了虎人铜卣不是虎食人的艺术造型，而是族人的保护神。第二类是饰于卣的底部的蛇龙纹及附属的鱼纹，属水族类的图案纹样。卣的底部通常是不为人见，饰于器物底部的纹样，应是标志虎人卣所有者的族类的纹样，具有族徽的性质。第三类是人像操持的动物，是人双手操持和蟠于膝部至臀部的蛇纹，还有饰于上臂和肩部的侧面鸟纹，应是人借以通灵的神物。第四类是铜虎身上的神兽纹，这类动物形象饰于次要的部位，可能是与族类相关的亲善的动物神，有的可能是辟邪的神祇。由于这些动物形象的装饰部位、大小和立体感有所不同，可能还有主次之分。这就构成了虎人卣的四个层次图像构成的系统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