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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概况

时间:2023-05-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20世纪下半叶专家学者的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开启了先河。这些关于原始文字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能更全面和更深入地了解和思考中国古文字起源的问题,需要对这些新资料结合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关于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概况

一、关于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概况

甲骨文的认识,始自1899年王懿荣收购和鉴识出土的刻有文字的甲骨,在此之后,罗振玉等人又考定了甲骨文出土地为河南安阳小屯村,即为“殷墟”。自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刻字甲骨1.7万件,其中绝大部分为卜骨。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在安阳殷墟等地进行考古发掘,继续发现了商代甲骨文。据目前的资料统计,“卜辞中所使用的文字,共计四千五百余字”[1],已释读出甲骨文字2 000个左右。

晚商的甲骨文已具备汉字“六书”的基本结构法则,有较规范的书写体例,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不可能是某位古贤在旦夕之间造出的文字,在甲骨文形成之前必有古文字发展的漫长过程。(www.xing528.com)

那么中国古文字是怎样产生的呢?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的展开,在出土文物中不断提供了关于古文字起源的新资料,专家学者对此给予了关注,并前后三次对相关古文字的新的考古资料展开了讨论。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距今6 000多年的一些彩陶钵上刻着符号,共有22种不同的样式。第二次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大汶口文化的一些出土的陶器上,刻有象形的符号。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良渚文化和龙山时期丁公遗址、龙虬庄遗址的多字陶文的发现,当时引起了古文字学和书法史学的学者的关注和讨论。郭沫若、唐兰、于省吾、裘锡圭等人发表了不同的见解,郭沫若认为“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可能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于省吾说:“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3]唐兰将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用来作为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佐证[4]。裘锡圭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他明晰地指出:“就汉字形成的历史来说,在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和商代文字之间还存在一些重要的缺失环节。并且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只是用作族名的一些单字,因此我们对当时的原始文字的全貌还是不清楚的。就是在已发现的商代前期文字里,也还找不到明确的记录连贯的语言资料。这些情况都给研究汉字形成问题造成了困难。”[5]尤其是1993年16位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集中对丁公陶文进行了笔谈讨论,可视作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空前集中的学术研讨。20世纪下半叶专家学者的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为后来的研究开启了先河。

近30多年时间,发现了许多原始文字的考古新资料,在年代上提早了4 000年之久、出现原始文字的文化类型增多、分布地域广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关于原始文字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能更全面和更深入地了解和思考中国古文字起源的问题,需要对这些新资料结合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由于我从事过一段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我参加发掘的大地湾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有字符的陶器,并在发掘简报和报告中进行了介绍,因此对远古文化的字符进行过搜集整理。最近我又整理了关于远古文化古文字的考古新资料,对这些资料加以梳理,试图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分期、分区的研究,着重分析远古文化字符的载体,探析其应用功能,解析各区系远古字符的结构特点,并进一步讨论原始文字整合和发展的轨迹。由于在古文字学方面我的学识浅薄,又由于中国古文字起源和发展过程存在许多缺环,我的粗浅认识只是提供一种思考的框架,不免有错误和欠妥之处,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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