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坐具在中国内地的逐渐推广

四、高坐具在中国内地的逐渐推广

从隋唐到五代、辽、北宋，在经过约500年的时间内，高坐具在中国内地逐渐得到推广。

隋唐时期民族文化和中外文化的交流空前的繁盛，佛教信徒的倍增和佛教群众性民俗活动的增多，扩大了高坐具的使用面。从敦煌莫高窟唐代至五代的壁画中有不少佛教徒坐于椅凳上的形象资料，如盛唐第445窟北壁的两侧分别画王室男女坐于束腰凳上接受剃度（图18）。盛唐第148窟北壁上层画一僧人垂足坐于禅椅上，椅子为木框架结构。在安西榆林窟第25窟北壁吐蕃时代壁画中，有婚礼嫁娶的画面，帐内置一大方桌，宾客分列在桌两边凳上对坐，桌上大盘中放着食物，显然是供于多人食用。这在莫高窟晚唐第12窟南壁下层壁画中，也有嫁娶的画面，帐内置一长方大桌，男女宾客分列在桌的两旁，男宾垂足坐于长方形座上，桌上放着整只禽鸟等食物，也是供桌两旁宾客共食的（图19）。莫高窟五代第61窟东壁北侧维摩诘经变图中，绘一屋中七人在长桌两边的长凳上对坐，桌上摆满酒具和饮食器。陕西长安盛唐韦氏壁画墓东壁上的《宴饮图》，在大长桌的两旁，就餐者分坐在宽大的长凳上，坐姿随意多样，桌上中间放两边就餐者共用的食品（图20）。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为唐人所绘的《宫女图》，图中有十位宫女围坐在长方大桌的三方，宫女各在凳上垂足而坐，凳子的凳面两头翘中间凹，表明在上层社会已较多地使用凳子，多人围坐在大方桌旁饮食已成为新兴的饮食方式。

西安唐天宝十五年（756）高元珪墓壁画上，墓主人高元珪坐于宽大的椅子上，椅子的高靠背的立柱与弓形搭脑的连接部是以栌斗承托，已显示出中国椅子木构框架斗拱承托的特点。莫高窟晚唐第196窟劳度叉斗圣变图和五代第61窟维摩诘经变图中的高僧所坐椅子与高元珪墓壁画中的椅子的造型相同，除了靠背立柱以栌斗与搭脑承接，椅腿与扶手结合处也以栌斗承接（图21），可以看出自盛唐至五代的上层人士使用椅子逐渐增多，椅子尤其作为佛教高僧常用的坐具。

虽然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往受到阻碍，但通过北方游牧民族的传播，西亚和中亚的生活器皿和生活方式，仍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和内地。从近20年的考古资料表明，辽代在高坐具系列家具方面起着传承发展的作用。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天赞二年（923）壁画墓发现了多处桌椅形象资料，墓室北壁绘《主室陈设图》，在织满花纹的地毯上置着椅和桌，椅子有高大的靠背，靠背上有两端卷翘的搭脑，满饰红蓝彩纹的织物由搭脑从椅背挂下至椅面。椅子满髹黑漆，椅腿粗而矮，椅子的器型有厚重敦实感。在椅面四角和椅腿根部为金属构件。由于椅腿较矮，坐在椅子上的人不能垂足而坐，要将脚向前斜伸。椅子前面斜置一张长方桌，桌面的四角和腿足也加有金属构件，这种在木质椅子和桌子上加金属构件的做法始见于西亚，后来经中亚传至中国内地。《主室陈设图》中的椅桌工艺和装饰，还反映出北方草原文化和汉文化交融的风采。室中右侧的案上和左侧上部，置有弓囊、箭筒、宝剑等武具（图22），显现出契丹贵族帐室的风貌，由于帐室内空间相对低矮，所以室内桌椅的腿也不高。宝山辽墓壁画中绘有一张黄色的方桌，桌腿较短。方桌上放着饮食器皿。这类矮足的桌椅是适应草原帐居生活而产生的。

宝山辽墓壁画中的《颂经图》，画一汉族贵妇在案桌前端坐，贵妇服饰存有唐装遗韵，贵妇所坐椅子样式与《主室陈设图》中的椅子不同，为框架式结构。椅子靠背顶部有制作精巧的两头卷翘的搭脑，搭脑上搭着靠背布，椅腿细长，四椅腿之间各有二根横枨，椅腿底部为金属方足，桌面要高于垂足而坐者的膝面。椅和桌的造型轻巧，更多地具有中国自身的家具特色（图23）。此图中高座的椅桌的配套使用是我国迄今所知较早的。宝山辽墓壁画《颂经图》和《主室陈设图》中有两种造型风格不同的配套桌椅，该墓壁画《高逸图》中，僧人、道人和论道者分别坐于靠椅、木榻和有兽形足的木墩上，反映出辽代多元文化并存的背景下的家具多元化发展的现象。

辽代晚期墓中出现了更多的方桌形象资料，河北宣化下八里村辽代晚期墓群壁画中屡有方桌图像出现，如6号墓壁画《茶道图》中绘有两张方桌，桌脚细长，桌的高度接近站立的人的腰部，桌面四角包有金属构件。一方桌上置茶道用的器具，另一方桌上放花口盘等食具（图24）。6号墓壁画中还有可折叠的交脚案桌，上置经卷和书。还画一高脚方桌，上置线装书和文房用具。

宣化下八里辽张文藻墓为辽大安九年（1093）所建，墓室前室和后室的壁画中，都画有置放砚、笔架、线装书的方桌和长方案桌。张文藻墓还出土了一批木质家具，其中有一件大木桌，桌面为长方形，长97.7厘米、宽59厘米。桌腿为圆柱形，下端朽残，桌残高为47厘米。大木桌上放着食物、饮食器和灯具。大桌右面置一长方案桌，上放饮食器。此桌旁有一配套的木椅，椅座为方形，椅面前左右两端和两侧各有出头，椅正面横枨上有雕花挡板。靠背上有弓形搭脑，椅背立柱间有弓形横枨。椅腿足跟残朽，椅子残通高110.5厘米，足残高32.5厘米（图25）。该墓还出土了圆形盆架，盆架圆形上框以四块加工成的弧形圆木组成，下面有弧形撑，表明当时已有了弧木加工工艺。

从辽代木家具考古资料表明，辽代已出现高脚的长方桌面桌子和椅子组合配套使用，但契丹族也使用配套的矮脚的桌椅。辽代的方桌的数量增多，呈现出由矮脚向高脚的转变，表明以高坐具为主的系列家具有了发展。但高脚方桌只作放置物品的家具，尚未发现与椅子配套使用。

西夏的木家具考古资料不多，但值得注意。甘肃武威西夏墓中出土了木制的家具模型，一件为小木桌，桌腿为圆柱形，桌腿与桌面接合处在桌腿两侧伸出斜撑，像简化的斗拱柱，具有鲜明的中国木作特色。另一件为木衣架，上横杆两端为云头形搭脑，与辽代木椅靠背上云头形搭脑相似。

北宋高坐具系列家具有很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高脚的配套桌椅在上层社会的家庭中已普遍使用。河南禹县白沙镇宋代元符二年（1099）赵大翁墓的壁画中，浮雕彩绘着男女主人对坐宴饮的场景，男女主人垂足坐在高脚的木椅上，脚下各有较高的踏座。靠背上的搭脑两端出头，连接椅座的四椅腿间嵌有象征雀替的装饰板。高脚桌上摆着茶酒饮器。男女主人坐椅后面各置一落地屏风，在屋中构成一私密空间（图26）。河南禹县白沙2号墓和登封黑山沟宋代绍圣四年（1097）李守贵墓壁画的宴饮图中，也有与赵大翁墓壁画中样式相同的桌椅，只是椅背的搭脑两端为翘起云头形。已知的宋墓壁画中宴享的桌子多是长方桌。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酒舍饭馆，所用的桌子都是长方桌，桌面长的两侧各放一凳面较宽的长条凳，顾客对坐相酌食，条凳上一般坐一人，最多坐二人。在一临河的饮食店铺中，除去用餐的长方形桌和凳外，在临河的屋角窗前置圈椅两把和靠背椅一把，是专辟作谈话的场所。可以看出随着宋代商业城市的兴起，配套的高坐具进入了市民生活。由以上图像分析，至少在北宋晚期，人们的餐饮方式已由席地跪坐、分案而食改为使用高坐具在长方桌两侧对坐饮食，这为中国内地传统习用的分餐制向合餐制过渡创造了条件。(www.xing528.com)

宋代佛教的禅宗和净土宗深入到民间，高僧对高脚靠背椅的使用对信众起到倡导作用。南宋时期的《净土五祖像》，图中的高僧按地位分坐在高座椅上，为首的昙鸾祖师盘坐于有高屏的床座，其余四位祖师盘坐在有四出头的高靠背和扶手的高腿椅上，椅前有踏座，在椅座上坐禅时，脱下的鞋履可放在踏座上，坐禅后穿上鞋履，垂足而坐，双足可踩于踏座上，加高的椅腿又提高了高僧座椅的高度和地位^[7]（图27）。高僧在高座椅上坐禅的坐姿也被上层人士效仿，故宫博物馆藏《韩熙载夜宴图》，经徐邦达等多位专家考证，认为是南宋人的画作，这幅画中有韩熙载盘腿坐在宽大的靠背椅上，一双鞋置于踏座上（图28）。但袒腹作禅坐式的韩熙载已毫无禅味，只是袭用了佛门的坐具和坐姿罢了。

金代和元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内地，又重新产生了坐式和坐具多元化的格局。女真族和蒙古族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不如宋代汉人强烈，多采取男女共坐的方式。山西平定西关村金墓的壁画中，男女主人各坐在高脚曲背椅上，并排坐于长桌前。内蒙古赤峰三眼井2号墓、沙子山墓和山西蒲城等元代壁画墓中，都有男女并坐宴饮或会客的情景。虽然宋代已较多地使用交椅，但交椅的流行是在元代。蒙古族男主人大多坐在交椅上，女性或地位较低的坐在凳上。元代的方桌仍然只是放置物品的家具。但汉人却已改变了席地而坐的坐姿，普遍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坐具。

图22　赤峰宝山辽墓壁画《主室陈设图》中之桌椅

图23　宝山辽墓壁画《颂经图》中妇女用的桌椅

图24　河北宣化辽代第6号墓壁画《茶道图》中的方桌

图25　宣化辽代张文藻墓中出土的木椅

图26　禹县白沙北宋赵大翁墓浮雕《男女对坐宴饮图》

图27　南宋绢画《净土五祖像》中高僧座椅

图28　《韩熙载夜宴图》中主人在椅上盘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