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器物的功用与形制
图4.2 仰韶文化彩陶小口尖底瓶
从历史来看，古代对器物的实用功能是非常重视的。老子提出“有器之用”，《周易》提出“备物致用”等，都是强调器物的实用性。
墨子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汉代王符强调：“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
例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尖底瓶（图4.2），是一种汲水用具，其造型特征是底尖、腹深、口小。瓶的双耳安装在瓶的腹径最大处，这样的设计巧妙地利用了力的平衡原理，使空瓶盛水后重心虽不断变化，仍能保证瓶口不断进水。待水将满时，瓶身又会口部自动向上，往上提瓶时，瓶身也不会倾倒。
图4.3
图4.3 马家窑文化彩陶瓮、单耳罐、陶壶、陶豆
图4.4 (www.xing528.com)
图4.4 大汶口文化前期的白陶鬶
图4.5
图4.5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白陶鬶
彩陶中的陶鼎、陶盆以及釜、鬲、钵、碗、盘、豆、罐、缸、尊、壶、盂、瓶、杯、觚、觯等不同的品类的造型，都是根据不同的功能要求形成各自典型的、特定的形制。这些造型根据生活的各种需要而形成，并满足了烹、煮、饮、食、盛等多种功能效用（图4.3）。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认为，功能美在于功能的直观形态变化所体现出来的美。
在古代的器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造型是象生形。所谓象生形，是指模拟动物、人物、植物及其自然形态的造型。器物的象形寓意造型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古代“制器尚象”的指导思想和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
“制器尚象”出自《易传》。当代学者认为“象”有两种意思，一是作名词讲，为现象、形象；二是作动词讲，为象征，取象。
《周易》中的“制器尚象”的思想，实际上是主张有形之器与卦一样作为一种抽象符号，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模拟，类比和象征，以体现形而上的道。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造物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漫长的造型过程中，人的造型观念与造型能力也发生质的飞跃，造型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从单一形式，发展到组合形态，功能上趋合理，形式上更具有审美意味。
以陶鬶为例。比较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陶鬶和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陶鬶（图4.4、图4.5），可以看出其造型有了较大突破：颈部加粗伸长，鸟喙形的流口高高上翘，而手柄将颈和腹连接在一起，三个袋足加大，使口、颈、腹、足融为一个整体。整个造型具有冲天的力度、强烈的动感、昂扬的神态和流畅伸展的美感。像一只伸颈昂首、伫立将鸣的红色雄鸡。
此外，造型较多联系着使用，装饰则侧重在欣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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