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改政策不符合艺术运行规律弊端

第二节　让戏曲重新回到市场中去

自50年代戏改之后，政府出于将戏曲变成主导意识宣传工具之一的考虑，让大部分戏曲班社转制成国营剧团，其一切开支都由政府承担，使得戏曲的演出与市场完全脱节。后来取消一切民营剧团，将一些非国营的剧团改成集体所有制。然而，名为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人员的薪金与演出的费用也是由地方政府的财政来保障。“改制”的好处是提升了艺人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再是被人鄙视的“戏子”，而是在经济上享受国家干部待遇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不再因生存的压力做迎合低级趣味的表演，而是一心一意地在“艺术”上下功夫。因此，从戏改之后到80年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剧目和优秀的演员。

然而，总的说，戏改政策不符合艺术运行规律，弊大大地多于利，它们的危害性影响至今。其弊端主要有下列三点：

一是戏曲艺术高度政治化，艺人的主体性彻底丧失。俗话说：“端人的碗，就要受人管。”既然接受党和政府的包养，当然就要听命于党和政府。党要求剧团配合新的婚姻法的推行，便有了《罗汉钱》这样的剧目；领导者号召知识青年要走和工人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就有了《朝阳沟》；主管部门决定文艺要热情地颂扬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于是，以《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剧目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剧目，被斥之为“毒草”，为了和党保持一致，艺人们也随声附和，痛斥为“毒草”；程式化的表现方式和技艺性很强的功夫，被认为是雷同化与没有艺术性的形式，艺人们便不再用心于它们，而致力于内心的体验。半个世纪以来，国营剧团要排演什么剧目，由什么人担纲主演，又由什么人作曲、设计舞美，都是领导说了算，艺人只是被安排者。80年代之前，担任主角者还要有出身成分与现实政治表现的条件，若是地主或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是决不能扮演革命英雄人物这样的角色的。戏排出来之后，不是接受观众的检验，而是上级领导的审查。有的剧目的审查者居然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或省委书记、省长。他们的审查标准当然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人们都知道，传统戏曲是“角儿”的艺术，无论是梅兰芳、程砚秋，还是袁雪芬、红线女，他们绝对是班子的灵魂，上演什么剧目，由何人来演出，都是他们根据市场与舞台艺术的需要来安排的。如一切从政治的需要出发，不考虑票房，不看观众的“眼色”行事，其结果只能是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与市场的距离则越来越远。就连本应以市场、艺术来决定演什么和怎样演的演员，最后也习惯于以“政治”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了。

二是演员没有了提高艺术修养的上进心。由于剧团属于事业单位，由国家财政包养，不管演出收入如何，其工资待遇基本不变。多演、演好和少演、演得不好，与收入关系不大。好演员与一般演员的工资待遇的差别也不是很大。又因演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其工作权利受国家法律的保护，只要不犯党纪国法，这份工作就不可能被人剥夺。既然如此，干嘛要吃苦练功呢？要费力演那么多的戏呢？而在戏改之前，每个艺人包括已经成了名的红角，对未来都有深重的忧患意识，唯恐演出的剧目不受观众欢迎，担心自己某个动作做得不好，某句声腔唱得不美，而被观众喝了倒彩。所以，从不敢掉以轻心。没有成名的，希望通过自己苦练本领而成为万众瞩目的红角；已经成了红角的，仍然勤奋学艺，不断创新，以此巩固自己在观众心中的位置。再从收入的角度上来说，挂头牌的演员与挂二牌的演员，一般来说，收入有一倍之差，而头牌与龙套演员比起来，则有十多倍甚至几十倍的差距。看见名角、头牌演员一晚上的演出收入比自己跑龙套一年的收入还要多，谁还会无动于衷而不积极学艺呢？

三是剧团、演员没有了市场经验和在市场上遭遇挫折的承受能力。在改制之前，戏班与艺人高度尊重观众的审美要求，经常做调查研究的工作，就是像梅兰芳这样的名角，亦不敢对观众有半点的怠慢。梅兰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观众的需要，随时代而变迁。演员在戏剧上的改革，一定要配合观众的需要。否则就是闭门造车，出了大门就行不通了。”^［1］只要时间许可，他总是在演出之后邀请三五个人，其中有戏曲专家、报社记者，也有普通的观众，了解当晚演出的效果和改进的建议。海派京剧为什么在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排演出那么多部的连台本戏？在机关布景上投了那么多的人力、财力，还不是为了满足喜新厌旧的上海观众的审美口味。能否把握观众的心理，是一个剧团成败的关键。担纲的主要演员都有察言观色的本领，哪个场景，观众屏声静气，全神贯注地欣赏，以后这个场景就要保留，甚至延长演出的时间；哪个场景，观众烦躁不安，即使出于礼貌不做反应的人，也是表情木然，那么，这样的场景就要缩短，或进行大的改进。而改制后的剧团、演员，关心的只是上级领导满意不满意，至于观众欣赏不欣赏，不是太在意的。观众能够欣赏、热捧，固然是好事，倘若是嘘声四起，半场就走人，心里也不会有多大的痛苦，因为与生存无关。所以，现在在排演一个剧目之前，哪怕是需要投入百万元的剧目，也从不做市场的预测工作。上演之后，投入方，也就是上级部门，关心的仅是能否得奖，得什么样层次的奖，至于是亏还是盈，谁也不会去关心。这种几十年来养成的只管生产不管经济效益的生存习惯，哪里还会有戏曲市场的经验？哪里还有在市场上搏击的能力？哪里还有承受困境的能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之后，在整个国家向市场化迈进的背景下，许多剧团也做过走向市场的试验，或由名角挂帅，成立分团，闯荡市场，独立核算；或将剧团改成企业，由全额拨款变为财政资助，只给你半碗饭或者大半碗饭，其他的食粮由你自己寻找。结果，99%的试验都以失败告终。“下海”的又上了“岸”，回到国营剧团的体制之内。几乎所有的国营剧团，从国家级到市县级院团，无一不以保护民族艺术为口号，向政府哭爹喊娘，要求加大资助的力度。

现在中央政府做出了绝大多数戏曲剧团企业化、民营化的决定，目前从上到下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这一政策。但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实施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几乎没有一点儿市场经验的戏曲从业人员，大都感到前途茫茫而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与转制的政策尖锐地对峙着。有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或没有认识到传承与保护戏曲的正确方式，或出于对戏曲演员未来生活的担忧，或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大都对中央的改企政策执行不力，甚至阳奉阴违，软磨硬抗。有的竟将剧团放在文化艺术研究院的下面，以暗度陈仓；有的干脆利用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偷梁换柱，将下属的剧团改名为“××剧遗产研究所”。

许多演员因没有市场的经验，又过了到“适者生存，选优汰劣”的市场上搏击的年龄，对生存的忧虑而持反对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省级政府不持积极的态度，则是令人遗憾的。这种消极的态度会使这场自上而下的戏曲体制的改革归于失败，至少大打折扣。短期地看，似乎保住了一些戏曲剧团，也保住了许多戏曲演员的饭碗，得到了戏曲界的歌颂。但从戏曲的前途来看，无疑是帮了倒忙，有可能让戏曲界失掉一个起死回生的良机。

中外艺术发展史告诉我们：是凡脱离了市场的艺术，都是没有前途的；而历来得到长足发展的艺术，全是由市场推动的。市场兴隆，收益较高，自然地会吸引许许多多有才干的人投身于此艺术行业，形成竞争的态势，从而促进这一艺术形式的进步。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论：戏曲如若仍由各级政府包养，势必还要听命于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出于自身利益和政府形象的考虑，必然还会将戏曲当作取得政绩的工具。剧团为了获得财政的拨款或专项资助，当然要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主管官员，而不会考虑观众的审美要求。于是，戏曲离市场越来越远，而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重。然而，政府对于一年演不了几场戏和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社会效益的剧团，怎么会予以重视？出钱供养，也是带着一种恩赐的态度。经济好的地区，拨款多一些，经济不好的地区，只是按照演员档案工资的50%、60%的发放。使得演员的收入远低于同一地区收入的平均水平。这样，自然就吸引不到一流的人才，甚至连二三流的人才也不来。如此，让没有什么天赋的人从事需要天赋极高的人才能做好的行业，戏曲又如何传承与发展？何况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以后政府的任何财政开支都必须经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人代会怎么可能批准用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包养不尊重人民群众审美要求的戏曲艺术呢？到那时，其结果可以料知，早已失去找食能力的戏曲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让戏曲转制，在客观上具备了条件。这条件就是改革三十多年来，国家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可以为剧团逐步走向市场提供经济上的保障。中央关于戏曲剧团转制的政策明确规定：退休的和快要到退休年龄的老艺人，其收入待遇不变；对于剧团的拨款在数年之内只会比往年增加而不会减少，而演出的收入归剧团支配。这样能够保障现有剧团的演职人员的收入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www.xing528.com)

如若戏曲真正重新回到了市场，现在许多棘手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排演什么新的剧目，剧团不会再听命于领导和揣测评审专家的趣味，因为领导和专家不能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而只会根据观众的审美要求来决定。

是“大制作”还是“小制作”，完全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安排，剧团绝不会再做赔钱赚吆喝的买卖。

是演“老骨子戏”，还是排演现代戏；是完全按照传统的演法，还是加进一些现代的艺术元素，用不着去争论，市场会告诉演员怎么去做，他们会根据接受者的身份来定。若是到农村演出，就多用传统的方式以演老骨子戏为主；若在大都市的剧场演出，或到大学校园里演出，肯定会让戏曲散发出现代的气息。

还有一个关系到戏曲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即演职人员的艺术修养，也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改制的本质，是打碎现有的铁饭碗体制，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要想在戏曲表演的行业内成为名角、红角，没有本事是不行的；想在行业内站住脚，并得到不菲的报酬，没有过硬的基本功，没有自己的“玩意儿”，也是不行的。到那时，不需要人监督、教育，演员就会自觉地“曲不离口”，编剧、导演、作曲、舞美，也都会潜心钻研自己的业务，各显其神通。

待到戏曲的艺术水平提高了，和其他艺术形式的竞争力加强了，看戏曲又成了许多人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自然地，就会吸引许多天赋突出之人跻入这个行业，出现当代的“老生三杰”、“四大名旦”，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剧团在转制之后，能否使戏曲健康发展，能否发挥原来国营剧团演职人员的作用，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虽然不再像过去那样大包大揽，并让剧团一切的艺术行为听命于自己，但决不能把他们一脚踢向社会，从此撒手不管。而必须将所在地的戏曲演出单位纳入到下辖地区的文化建设的范围内，让他们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位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应该有这样的地方性法规：按照一定的比例，每年从地方财政收入中切出一块，建立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而戏曲应是文化发展基金重要的资助对象。只要是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的经营性的戏曲演出团体，不论是原为民营剧团，还是由国营剧团改制后成为民营剧团的，须一视同仁。资助的项目不是人员工资，而是创排的剧目、观众的人数、演出的场次。对于排演的剧目，经过专业人员的审查，预测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给予资助；每一张戏票给予补助，观众越多，补助越多；超过一定场次的剧目给予奖金，每增演一场，奖励一场。

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戏曲从业人员，一定要认识到：戏曲要生存，要发展，必须融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要彻底改变戏曲的萎弱状态，让戏曲从业人员有尊严地活着，并且活得滋润，根本的还是要靠戏曲用优质的艺术产品来换取广大观众以购票的方式所给予的物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