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然，是近三十年来戏曲文学的最大缺点

第四节　不自然，是近三十年来戏曲文学的最大缺点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评论“元曲”时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时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20］“述事”就是演述故事；“如其口出”则要求故事情节的安排须合情合理，一如生活中发生的那样。而“写情”和“写景”，是对宾白和曲词的语言要求，首先要符合遣词造句的语法，其次吻合特定的场景、情境和人物的心境，否则，不可能有“沁人心脾”和“在人耳目”的效果。

能被观众赞赏并传至后世的戏曲剧目大都具有“自然”的品性，且不论编入《元曲选》、《六十种曲》中的以及《长生殿》、《桃花扇》、《雷峰塔》、《宇宙锋》、《荒山泪》等剧目，就是五六十年代的许多戏曲剧目如《团圆之后》、《春草闯堂》、《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秦香莲》、《红灯记》、《沙家浜》等，亦是“有意境”之作。如《春草闯堂》的情节安排，顺时叙事，波澜起伏，一切矛盾纠葛的出现和化解都自然而然，所有人物的行动都符合其自身的性格逻辑。戏的起首是相府千金李半月带丫鬟春草游山，遭遇礼部尚书之子吴独，他曾求亲不成，在此便恣意调戏，幸得薛玫庭相救。李于是对薛心生好感，这为以后半月援手相救做了情节上的铺垫。李去后，吴独又抢民女，并将其打死，薛愤然出手，使吴独毙命，薛为了不牵连他人，便向官府自首。接下来的情节是，尚书夫人来到西安府堂上，要知府胡进将薛立毙杖下。春草闯到堂上阻刑，然因自己人微言轻，救薛乏力。无奈之下，编造了薛是相府姑爷的事实。此情节虽然突兀，但属事急从权，观众完全能够理解。再下去的情节是，春草对小姐巧言激将、京城李相国杀人灭口（密令胡知府杀掉薛玫庭）、李半月与春草偷改书信、胡知府送婿上京邀功请赏、李相国无奈认婿将错就错。最后，力量弱小的正义一方取得了彻底的胜利。^［21］没有任何斧凿刀砍的人工痕迹，而有天然的“化工”之妙。语言“自然”的佳例也有很多，如《红灯记》中脍炙人口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人又不相认，可他比亲人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主谓宾以及介词副词的搭配，完全符合语法，那语气，又是高度口语化的。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没有比其更“自然”的了。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近三十年来，戏曲文学剧本在思想意义、人性展示、典型化形象的塑造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在“自然”方面，整体上说，严重退步。具体表现为：

一是情节过“奇”而失实。

今日所有的戏曲编剧莫不认同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的一段切中中国观众心理肯綮的话：“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万人共见，绝无奇矣，焉用传之？”^［22］于是，大多数剧目所表现的故事与人物皆不平常。然而，经笔者阅目的近百部剧目中，“奇”而正，“奇”而符合生活逻辑的极少，魏明伦的《易胆大》、罗怀臻的《典妻》，从故事情节的角度上说，都属上乘之作，除此之外，还有越剧的《梨花情》、闽剧的《贬官记》、粤剧的《驼哥的旗》^［23］等。

然而许多剧目“奇”则奇了，但奇而不正，奇而怪异，让观众无法接受。曲剧《刘秀还乡》^［24］虚构了皇帝刘秀微服私访以了解官民关系的故事，结果，刘秀遭受地痞恶霸三番五次的敲诈不说，还被抓起来做苦役，并被吊打，更荒唐的是连皇后也被抓了起来，并受到调戏。该剧目表现出剧作者为“奇”而奇，而不顾及一点儿生活的真实性，过度的失真会使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们失去观赏的兴趣。

京剧《大脚皇后》^［25］写朱元璋的皇后马氏大脚，一秀才以大脚为题做了一灯谜，朱元璋发现后，追查写谜之人，并下旨说，若查不出来，斩尽应天府城内的数千书生。后在马皇后的干预之下，不但未惩罚做谜的秀才，反而因他能讲实话而委以重任。秀才因一时的心血来潮，写谜讽刺皇后大脚，是有可能的，但开国之君朱元璋会为此拘押数千书生，并准备挥刀屠杀吗？抓来秀才后，帝后大臣又会在一起公开审理大脚案吗？可以说，整个故事既没有历史的依据，也不符合生活的逻辑，完全是出于剧作者为“奇”而奇的臆造。这样的内容，我们常从非经典的民间故事中见到，可是，今天提高了审美水平的人们，其欣赏能力早已走过了民间故事阶段，尤其对经不住逻辑推敲的“故事传说”，不会再产生任何兴趣了。

豫剧《老子·儿子·弦子》^［26］其题旨表现了“老莱子娱亲”的精神，提醒人们孝亲不仅要让父母饱食暖衣，还要让他们精神快乐，这当然是好的，可是，用以表现这题旨的故事却离奇异常。剧目写大儿子为了让年老的父亲过上“幸福”的生活，强行将其拉回自己的家中，并派人看守，不让他离家半步，“不想吃硬让吃可真受罪，还说是科学养爹要遵章循规。”“还有那苦不啦叽的外国咖啡，按定量每天要喝整三杯。没瞌睡按规定叫睡就得睡，弹簧床我光想半身不遂。当太爷当神仙不如说是黑五类，大围墙壁垒森严关起了一个贼。”做父亲的为了能拉上弦子，伴着自己的搭档“拉个痛快唱个美”，只得佯装生病，住进医院，才逃出自认为是“牢笼”的大儿子的家。真是“奇”极了！生活中，或许有儿子对父母照顾过度，但决不会将父母囚禁起来，不停地喂养，剧中儿子的所作所为，与孝亲无关，只是一个弱智者的无理性的举动。很明显，该剧在“奇”字上失去了分寸，让人物不像“人”了。(www.xing528.com)

不仅如此，还有相当一部分剧目不注意细节的真实。细节，是构成剧情的最基本的元素，是表现剧意与塑造人物形象的工具，是激发观众观赏热情与打动人心的必要条件。细节若不真实，就很难将观众带入特定的情境之中，就不能和剧中人进行思想的交流，更不会产生感情共鸣的欣赏。在新时期的戏曲剧目中，细节上的“漏洞”比比皆是。

淮海戏《豆腐宴》^［27］中的人物“豆腐麻”，擅长做豆腐宴，可第一次因刘婶调包，失去了豆腐宴菜的特色，豆腐麻便拿刀要剁了自己的手。第二次为回乡投资的台商做了“九百道豆腐菜”，实际上仅是两个小菜一钵清汤，陪客的镇长觉得丢了面子，发了脾气，吓得豆腐麻准备亡命他乡。菜肴的特色没有显示出来，就要剁掉自己的手，这是不正常的。至于因为镇长发火，就想到背井离乡，岂不是说故事发生的地方世道极度的黑暗，老百姓几无人权可言？其实剧中的柳月镇长还算是个和蔼可亲、热心地为百姓办事之人，并没有给人畏惧之感。这样的细节，只不过是剧作者的思路不缜密罢了。

《曹操与杨修》在一个枢纽性的细节上，严重失真。曹操得知孔闻岱深入敌国，到过西蜀，辗转东吴，进入过匈奴的地界后，以为他通敌谋反，便召见了孔闻岱。见面后，问了他到过哪些地方，孔一一如实回答，曹操便赐他美酒一瓯。就在孔喝酒时，操挥剑杀死了他。作为一个三军统帅，又有着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的曹操，即使怀疑孔闻岱通敌，也决不会贸然地杀人，他会严审孔闻岱，弄清楚孔闻岱由何人派遣，结交了敌国何人，有什么阴谋，目前计划进展到什么程度。曹操怎么可能在没有审问清楚的情况下，就处死了一个被怀疑成间谍或有谋反之心的人呢？笔者知道剧作者的良苦用心，这样不审而诛的目的是让孔闻岱有功却被曹操杀死，以便让曹操说出“梦中杀人”的谎话，以掩饰自己的过错。杨修自然不会相信，便又设置出杨修安排操妻倩女在夜里去看望曹操，逼迫曹操杀死爱妻的情节，以造成曹操与杨修之间尖锐的矛盾。由此可见，曹操贸然杀死孔闻岱是后来一系列情节发展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性情节却是以曹操为一个痴呆型政治家作前提的。

二是曲词为求整饬押韵而乱编。

从观众接受的角度上说，戏曲同话剧一样，也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因此，它要求剧作者具有非凡的语言功力。尤其是历史剧，因要通过语言营造出古代的情境与氛围，对剧作者语言要求更高，需要有古代汉语的基础和写作古典诗歌的才能。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钦佩莆仙戏剧作家陈仁鉴先生，他的历史剧的语言，文雅、精炼，用典贴切，却又明白如话。现代观众对它们不会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难，但又会认为古人就应该说这样的话。而现在许多编剧尤其是六十岁以下的中青年编剧，由于没有接受过古代汉语的教育，缺乏写作韵文的基本功，他们让古人说的话，要么是套用古典剧目中场景类似的人物的语言，要么编造出古今之人的口中绝不会有的语言。就是现代戏中，亦有许多“非人”的语言。按理讲，现代戏中的人物说的是现代汉语，编剧自己又是现代的人，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说话不就可以了吗，可是因为曲词要整饬、押韵，从自然的语言中找不到确当的词汇，只好生造词语。

如《天鹅宴》第四场房玄龄的一段唱词：“魏公啊，魏公，弃我匆匆！无私无畏谁似你？有胆有识古无伦！耿耿丹心昭日月，凛凛正气贯长虹。你若长伴君王侧，官场扫尽马屁翁……”世上会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吗？剧作者只是将词句当做积木的零件，可以任意的组装，而不管语言的语法、语境、语气。这哪里还有艺术性可言，简直是对汉语的糟蹋！

总的来说，近三十年来戏曲剧本的创作成绩还是相当可观的。除了本文所述的剧目之外，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较为完美因而为观众欣赏的还有周长赋的《秋风辞》、叶一青和吴傲君的《喜脉案》、郭启宏的《南唐遗事》、王福义的《铁血女真》、王仁杰的《董生与李氏》、李莉和佳倍的《凤氏彝兰》、陈薪伊与刘云程的《徽州女人》等。许多剧本在当代戏曲史、文学史上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对于剧本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是主流。只要剧作家们沉下心来，研究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了解普通民众的审美心理，深入生活，让所写的故事真正来自于生活，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在写作戏曲剧本时，想到戏曲是给中国最普通的民众观赏的，带着一颗为戏曲事业奉献一切的心，就一定会写出像《窦娥冤》、《西厢记》那样的不朽之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