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旧社会人民反抗黑暗势力的剧目替代了纯粹暴露黑暗的剧目

第二节　表现旧社会人民反抗黑暗势力的剧目替代了纯粹暴露黑暗的剧目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前后，为了表明其革命的合理性与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的正确性，号召文艺工作者暴露旧社会的黑暗——制度的恶劣、官场的腐败、豪绅对贫民的压迫、恶霸对百姓的欺凌等。于是在延安等解放区产生了表现这样主题的戏曲剧目，如《逼上梁山》、《血泪仇》、《穷人恨》等。1949年之后，几乎所有的剧种所有的剧团都排演过此类剧目，最具代表性的是京剧《白毛女》和莆仙戏《团圆之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白毛女》直接表现了旧社会的农民在地主的欺压下，不但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有时生命还要被无情地剥夺。《团圆之后》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则将矛头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扼杀人性，摧残美好的事物，任何想争取自由、幸福的人都会受到残酷的打击而陷入灭顶之灾。这些剧目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应该说，是受到人们赞赏的。因为其时的观众大多是经历过新旧社会的人，切身地感受过旧社会富人的不仁和体验到新社会消除了阶级压迫的制度而获得的快乐，特别是翻身解放的贫苦农民和在新的以尊重当事人意愿为原则的婚姻制度下缔结良缘的人们，由衷地认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这些剧目能让他们对旧社会产生愤慨之情和庆幸自己躬逢盛世而滋生起甜蜜的感受，从而获得审美上的满足。

80年代之后，随着人道主义、民主、人权等观念的普及，人们除了痛恨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外，还真正地认识到：世界上不会有救世主，公平、法治和天赋的人权受到保护的社会制度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来的。于是，新时期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不再满足于只暴露旧社会黑暗的剧目，他们希望从中看到被压迫人民的觉醒，看到他们的反抗，甚至希望看到他们的胜利。即使是失败，哪怕所有参与斗争的人最后的结局都是死亡，他们亦会获得审美上的快感，因为剧中人的斗争能让他们精神振奋，能让他们看到光明的未来。深谙观众心理的编剧们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在近三十年中，改变了旧的创作模式，在暴露旧社会黑暗的同时，着力表现了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勇敢无畏的反抗。这类剧目的代表作有魏明伦的《易胆大》、《巴山秀才》，郭大宇、志淦的《徐九经升官记》，武纵执笔、集体创作的《狱卒平冤》，等等。

《徐九经升官记》^［6］所描写的虽然是一个“体歪心正”的好官的心路历程与为官之道，但是它最为人称道的却是主人公徐九经与邪恶势力生死较量的过程。徐九经虽然是一官员，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他常常受到权豪势要胁迫的处境，又表明他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因此，他可以被看作是底层百姓的代表。他生活的时代是黑暗的，没有公理，更没有法纪，尽管他满腹文章，才华出众，曾两榜夺魅，却仅因安国侯刘文秉看不中他不甚端正的相貌，将本应为“状元”的他贬为玉田县的七品县令。姑娘李倩娘早已许字安国侯义子、正守卫边庭的刘钰，却因为并肩王的内弟尤金看中了她的美貌，居然将侯府的未婚媳妇强夺而去，威逼成亲。面对着权豪势要之间的争斗，执法机构的大理寺正卿、少卿和刑部、吏部、都察御史等大小官员，为了少惹是非，保住乌纱，装病的装病，逃跑的逃跑，无人敢审理此案。徐九经正是在此时被不怀好意的并肩王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开始也为自己被擢升为大理寺正卿、并能够依法处置安国侯而内心充满了喜悦，然而，当他弄清楚了案件的真相之后，为人之道与为官之道使他不怕皇亲国戚的威压，不顾自己的前程，毅然决然地站在维护正义的立场上。他的斗争不但勇敢，还充满了智慧。他借助并肩王请来的尚方宝剑，镇住了耀武扬威、咄咄逼人的王爷，施巧计醉审，装糊涂判令李倩娘“一女配二夫”，巧妙地让尤金不打自招，承认了伪造婚书的卑劣行径，因而定罪发落，同时也使刘钰和倩娘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观众看到这里，无不心花怒放。他们将这一公堂的胜利看作是正义的胜利、被压迫者的胜利，甚至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徐九经的斗争精神给予了他们深刻的影响，会鼓励他们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强权者与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不折不挠的斗争。

此剧由湖北省京剧院于1980年首演。1981年赴北京演出时，连演34场，场场爆满，观众达4万多人次，受到吴祖光、阿甲、范钧宏、马少波等戏剧界专家的盛赞。三十年中，它成了该院的招牌戏。2010年再度到北京长安大剧院演出时，依然好评如潮。1987年6月，该剧赴香港演出，“疯魔了京剧戏迷”，应观众要求，加演一场的消息在场中休息时公布之后，售票窗口很快排成长龙，15分钟内，竟售出大半场的戏票。香港29家报刊发表评介文章182篇，称该剧是“戏宝”。1991年2月，该剧再度莅港演出，时虽隔三年，香港大会堂仍座无虚席，观众情绪亢奋，热烈鼓掌达30多次。1993年4月，该剧赴台湾演出，更为台湾同胞青睐。剧场因观众爆满，首次破例加演并在过道上加置座位。观众看戏时反应强烈，掌声不断，台湾华视为了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这出好戏，出资四百万买下了录像权。为什么会让观众如此的迷恋？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与黑暗势力作坚决斗争的题旨印合了人们的心理。(www.xing528.com)

《狱卒平冤》^［7］剧写武昌知府赵锦堂沽名钓誉，获得御赐“江南明鉴”的匾额。就在他得意洋洋之时，恰巧遇到民女玉环诉告：未婚夫杨春龙上京应试乏资，至武昌向岳父求借，然因岳父嫌贫被逐，作为未婚妻的玉珍生出恻隐之心，暗约他闺房取资，不料在约定的夜半之时，玉环不但财物被骗，还险遭奸污，父母又被人残杀。赵知府听后，真以为自己能够明察秋毫，在没有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即贸然断定：“那奸夫借债不成，怀恨在心，乘约会之机，骗奸杀人。此案一目了然，凶手就是杨春龙！”江夏县县令在承办此案时，发觉被告蒙冤，但为顾全恩师赵大人“江南明鉴”的声誉和巩固自己的官场靠山，硬是将能够证明杨春龙卧病在床、不可能杀人的店家重责四十大板，并说他“受人贿赂，替凶手开脱”。又把说了实话的捕快吴明动了棍刑，并将他贬为狱卒。如果说前面的内容都是在揭露官场的黑暗、官员品性的卑劣，那么，从吴明被贬为狱卒开始，剧目的内容便具有了现代的色彩。吴明虽然在是否维护正义的问题上犹豫彷徨，担心自己会陷入危险之中，但是在女狱卒靳氏的敦促下，他决心不顾后果，查明此冤情。然而，在他找到了真正的凶手之后，由于不了解官场内幕，真的以为武昌知府赵锦堂是一个廉明公正的好官，便将真实的案情面奏赵知府。谁知赵知府考虑的不是杨春龙是否被屈杀，而是若此案被翻，这“江南明鉴”便成了笑柄，“巡抚与我素有隙，知此冤案必追根。再向圣上奏一本，欺君之罪怎脱身？前程顿作黄粱梦，千古芳名成骂名。”便表面赞许吴明，暗中却命令江夏县令把吴明治罪，充军沙门岛。靳氏为解救吴明，利用官僚之间的矛盾，到巡抚衙门告状。巡抚对趾高气扬、用尽心机夺他权力的赵知府早生恨意，便趁“明鉴亭”落成庆典时，让吴明当众状告江夏县令和武昌知府。结果，杨春龙冤案昭雪，两个草菅人命的昏官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这部戏原是楚剧的一个传统剧目，名叫《九人头》，亦名《武昌奇案》。其内容主要是暴露社会的黑暗，从官员、狱卒到社会上的流氓无赖无不利欲熏心、残忍无道，使得许多普通的百姓无辜遭殃，丢掉性命。然而，如若仍然表现这样的内容，就不会引发今日观众的兴趣，因为老剧目中的小民百姓除了哀求权势者之外，没有多少自觉的反抗行为，甚至连反抗的念头都没有，其任人宰割的场景让人窒息与绝望。

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与斗争自然不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延安抗日根据地的《逼上梁山》就已开其端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演绎此主题的剧目逐渐增多。但是和近三十年来此类题材的剧目相比，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以暴露黑暗为主，而后者则以表现反抗斗争为主。如果说在80年代之前，也有以表现反抗斗争的剧目的话，陈仁鉴的《嵩口司》^［8］应算作成绩突出的一部。剧中的主人公嵩口司巡检曾康永虽然有官员的名号，实际生活中却与贫苦的农人无异。因为无钱行贿，吏部便派他到地僻山深土薄的嵩口做巡检。然而，每月二十两的俸银总是被上司克扣一空，结果，弓兵逃走，衙门荆棘丛生，他和一个门子为了解决温饱的问题，只得每日赤脚破衣，持锄种地。就是这样一位落魄的官员，当见到小民百姓被人欺凌时，却能不顾安危，挺身而出，以惊人的勇气、超凡的智慧与狼狈为奸的高官们斗，与土豪恶霸斗，最后假借巡按手中的可以先斩后奏的金牌的力量，杀死了抢夺民女、害人性命的宰相公子罗文举，和受贿贪赃、助纣为虐的李按司与倪知县。“一个米粒大的小官，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比他品级好多的官砍了，不但伸张了正义，又维护了法制。”剧作者自己也认识到，这部剧作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其故事在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9］但是，该剧却受到了观众热烈的欢迎，成了莆仙戏的保留剧目。直至今日，莆田、仙游地区的许多民营剧团还经常应观众的要求，演出此剧。观众们说，看了坏人被杀的下场，让人解气。老百姓有申冤报仇的一天，使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