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扬传统美德的剧目，仍然受到广大草根民众的欢迎

第一节　颂扬传统美德的剧目，仍然受到广大草根民众的欢迎

尽管今日传统的道德观、伦理观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下和在商品经济的腐蚀下发生了变化，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明显地持续下滑，但是，社会并没有改变衡量人们品质与行为的道德标准，所用的依然是忠贞、仁慈、孝亲和节操高尚、诚信无欺、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等，决没有对鲜廉寡耻、见利忘义、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者给予肯定和赞扬。由不时听到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议论也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对目下社会道德衰败状况的强烈不满，心底里急切地呼唤着传统美德的回归。即使那些道德沦丧者，也不会希望社会成员都变成不忠不孝、尔虞我诈、见利忘义、叛家卖国之徒，因为真的到了那种境况，没有哪一个人会生活得平静、幸福，包括那些道德卑下者。

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百姓，他们更希望社会在传统美德的规范下和谐有序，因为只有河清海晏，政治廉明，在上者能够为民做主，造福一方，在下者安分守己，各尽所能，相互敬爱，谦让和睦，他们才少受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鱼肉欺凌，才能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个人与家庭的幸福，并获得做人的尊严。由于传统美德的施行于他们有利的感受不是今日才有的，而是代代都有的，于是这种累积性的体会便融化在血液中，变成了一种精神基因。这种认识很难受外界的影响，甚至传统道德愈受挤压，他们愈加维护。故而，他们对于颂扬传统美德的戏曲剧目由衷地拥护与赞赏。

古代的戏曲都负有高台教化的责任，所以绝大多数剧目的题旨都与弘扬美德有关，肯定、赞扬忠孝节义的品质，批判、谴责奸佞、忤逆、变节、无耻等行径。窦娥的孝顺守节、赵五娘的克己奉上、包拯的刚正不阿、岳飞的忠勇报国、周顺昌的大义凛然、况钟的为民请命等等，构建了民族美德方方面面的内容，它们在树立人们正确的伦理观、道德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文革结束之前，执政者为了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有意识地将传统道德和“封建主义”画上了等号，不允许文艺作品宣扬传统美德。所以，不但“文革”十年中没有颂扬传统美德的剧目，就是“文革”之前的十七年，也很少有这类剧目。“文革”结束之后，社会风气在商品经济的腐蚀下不断败坏，人们希望愈来愈严重的精神危机由传统道德来挽救，于是，一批以颂扬传统美德为主题的戏曲剧目便应运而生。

这类剧目的代表作有甘征文的《八品官》、陈正庆与田井制的《六斤县长》、纪丁与王颂的《土炕上的女人》、陈彦的《迟开的玫瑰》等。《八品官》与《六斤县长》的主题都是颂扬当代官员不谋私利，一心为公，千方百计为民众利益辛苦奔忙的高尚品质。可能由于剧作者对这类优秀官员的生活了解得并不多，加之始终以仰视的角度描写被歌颂的主人公，以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缺乏人的生气，观众总觉得和自己隔着一层，心灵上不能产生共鸣。倒是以普通人为描写对象的《土炕上的女人》和《迟开的玫瑰》，因其主人公朴实无华的品格，所作所为符合生活的逻辑，而让观众十分感动，心灵因而受到净化。

《土炕上的女人》^［1］描写了一位普通农妇杨三妞既普通又高尚的事迹。在三妞新婚之夜，她和丈夫木墩救助了怀有身孕即将临产的红军女战士龚娟。龚娟为了追赶部队，将尚未满月的女儿猫猫托付给三妞夫妇抚养。丈夫木墩在延安保卫战中牺牲之后，三妞独自养育着猫猫。新中国成立后，三妞为了猫猫的前程，宁可自己孤独，也要她跟着亲娘到城里上学。“文革”中，三妞不怕牵连，又负起了养育猫猫女儿秀秀的责任。“文革”的风云消散之后，秀秀也长大了，三妞便又将秀秀送进城里的大学。在几十年的人生风雨中，三妞承受着一场场的情感冲击，却无怨无悔。她只是一次次无私的付出，而没有向受恩者索取丁点儿的东西。在她认为：“人活到这世上时光虽短，做一些善事儿良心自安。”老村长的一句评价“你这一辈子真是个好人”就让她特别的知足。戏中的土炕，质朴、笃实、敦厚，既代表着三妞，也象征着中国生活于底层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当“公家人”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即使是生命，也在所不惜。(www.xing528.com)

该剧受到了观众的热捧，无论在山西本省，还是在北京、成都、上海，总是演一场，爆满一场。“大幕徐徐落下，观众久久不肯离去。如潮的掌声中，任跟心、郭泽民（按：分别饰演三妞与木墩的两位主演）率众演员连续三次谢幕。这是在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蒲剧现代戏《土炕上的女人》在上海逸夫舞台大剧院演出时的一幕。”^［2］

眉户剧《迟开的玫瑰》^［3］则塑造了一个秉承传统道德的现代东方女性的形象。乔雪梅，一个才貌出色的女子，出生在贫困的家庭。当她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母亲遇车祸身亡。此时，瘫痪的父亲要人照料，三个年幼的弟妹要人养育。面对这样的境况，雪梅虽然为失去了个人光明的前程而痛苦，但仍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也离开了一同考上大学的恋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从此以后，她当工人，做主妇，侍奉瘫痪的父亲，督促弟妹的学业。十多年间，她的弟妹先后长大成人，或成了服装厂的老板，或考上了北京大学后，又到美国留学，或当上了解放军军官。但她皮肤变黑了，头发花白了，脊背佝偻了，年近四十，依然孑然一身。然而，她没有后悔过，更没有抱怨过，她从弟妹的成长和父亲的欢乐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在承担家庭的责任时，她表现出了传统女性的美德，无私，无我，富有牺牲精神。但在对待自己的命运上，她又具有现代女性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意识。她参加自学考试，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她办老年公寓，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可以说，她是吸取了传统美德营养的一朵现代的玫瑰花儿。

《迟开的玫瑰》已经上演了千场之多，每次演出时，大多数观众都被感动得泪水涟涟，有些观众看过后，再买票叫上自己的子女一起去看。该剧已经成了老百姓打心眼里真正喜欢的剧目。它还被陕西、山西、甘肃、宁夏、江苏等省市不同剧种的十几个剧团移植上演，其中江苏省淮剧团将之改编为淮剧《大姐》，演出了三百多场；陕西商州地区文工团带着此剧走遍了商洛的山山水水；山西夏县蒲剧团则让蒲剧版的《迟开的玫瑰》成了该团的压轴戏。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地表现了至今仍有生命力的传统美德，对今天的人生具有启迪的作用，对今日之社会风气有净化的功效。乔雪梅的形象已经成了一根标杆，它能测试出每个人灵魂的高度，并促使自己努力向上，做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人。

有着相同题旨的还有顾锡东于1982年编创的古装伦理剧越剧《五女拜寿》^［4］。剧写明代嘉靖年间，户部侍郎杨继康因对严嵩专权不满，欲告老还乡。六十寿诞之期，众女儿女婿奉厚礼进京拜寿，并争迎两老去欢度晚年。贫寒的三女儿杨三春偕胸怀大志的三女婿邹应龙前来拜寿，然因礼薄而受到冷遇。二姐双桃恃宠凌弱，并挑唆母亲将三春夫妇赶出杨府。不久，杨继康的族弟杨继盛诛奸未成，反遭屈斩，杨继康受株连削职抄家，逐出京都。顷刻之间，合家逃散，骨肉分离。只有婢女翠云仗义相伴两老千里投亲。不料二女儿双桃见两老落魄，拒绝奉养。同窗兼亲家的陈松年惧怕严嵩淫威，也不敢接纳。大女婿为图飞黄腾达，竟认严嵩为干父。杨继康夫妇和翠云流落街头，濒于绝境。就在此时，巧逢三女儿杨三春，她将两老接回家中，悉心侍奉，使两老温暖无比。三年后，三婿邹士龙赴试得中，在京为官，并施计斗倒严嵩，使杨家冤案得以昭雪。适逢杨夫人六十寿诞，众女儿女婿又前来拜寿。杨老夫妇逐走鲜廉寡耻的大女婿。唯利是图的二女双桃，见两老已将患难相从的翠云收为义女，无地自容，羞愧离去。亲家陈松年也前来赔礼道歉。杨家经受了一场兴衰荣辱的变迁，寿堂上呈现出一派乐享天伦的动人景象。

客观地说，此剧在思想上没有任何出新之处，其题旨同古今许多家庭伦理剧或民间流传的颂扬孝子、斥责逆子的故事一样，观众甚至由此剧想到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然而，就是这样一部表现世态炎凉、批判趋利忘义、歌颂孝亲报恩的剧目，却得到了观众热情持久的赞赏。此剧不但演红了浙江越剧小百花剧团，让茅威涛、何赛飞等人成为全国知名的演员，还让豫剧、潮剧、黄梅戏、评剧等许多剧种增加了一个久演不衰、能保证票房的剧目。首都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税务系刘颖老师在看了评剧《五女拜寿》后，在“价值中国网”上发表了这样的体会：“这出戏很好看，是一出传统亲情戏，很适合让我女儿看。戏的主题是富贵荣辱都不应该不顾亲情，儿女都要多孝敬，做人做事要讲良心。戏的套路也是好人历尽磨难终于有好的结局这样的传统套路，而好人好报、恶人恶报这种追求善的故事在国人的赞扬和期待中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从而成为一种传统教育，我以为，这种传统教育比现代课堂上、媒体中的口号式宣传都要来得自然、吸引人、易共识。看一出好戏，在艺术欣赏的同时就接受了一次好的教育。”^［5］我们相信，这位普通观众说出了广大的草根百姓对伦理教化剧的赞美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