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的形成与北京的分析介绍

第五节　京剧的形成与北京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皇帝弘历八十大寿，举国庆贺，各地官员都在庆典策划的问题上，想方设法讨皇上的欢心。时任闽浙总督的爱新觉罗·伍拉纳命“承办皇会”的浙江盐务，把在杭州演出的徽调“三庆班”送到北京祝寿。谁知这一地方腔调，一登上京城的舞台，便得到了北京从上流社会到下层百姓高度的赞赏，之后，又有苏州的四喜徽班、扬州的春台徽班与武汉的和春徽班陆续入京。四大徽班占尽高枝，誉满京华，从此扎下根来。徽调是指吹腔、高拨子及其演变出来的二黄调，是产生于安徽安庆地区的一个声腔剧种，在形成过程中，受到过秦腔、弋阳腔、昆腔与青阳腔的影响。因此，它的腔调较杂，有昆腔、梆子、弋阳、二黄与时尚小调等成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湖北的汉调艺人亦纷纷进京，其中不少人搭入徽班，这样，其演出便呈现出徽汉合流的局面，徽调在声腔、音韵、剧目和表演等诸方面渐渐发生了变化。两个剧种经过较长时间的碰撞、融合、演化，终于孕育出了一个声腔板式以西皮二黄为主、歌唱说白则运用北京与湖广语音的新剧种——“皮黄腔”，即京剧。^［18］

人们在探索京剧形成的原因时，多从帝后的审美导向、文人的倾心帮助与市民的全力支持等方面来寻找。这些因素对于京剧的形成与兴盛，确实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就拿朝廷来说，它的引导作用就不可小觑。咸丰年间，宫廷召皮黄戏班进宫演戏，咸丰帝在观赏之时，“按其节奏，自为校订，摘疵索瑕，伶人畏服。”程长庚等著名演员进宫演出后，都得到了很厚的赏赐。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宫廷对于皮黄戏更为垂青，慈禧太后是一个十足的皮黄戏迷。她一方面指令内监学演皮黄戏，一方面常常召来宫外戏班演唱皮黄戏。慈禧解音律，善戏词，甚至能修改剧本，对于脸谱亦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光绪皇帝则擅长京剧鼓乐，经常让鼓师陪他练习锣鼓牌子。他还能粉墨登场，一次给慈禧做寿，他在《黄鹤楼》中扮演赵云，与饰周瑜的李莲英对戏。由升平署档案可见，宫中的演戏活动是极为频繁的，皇室成员已将观看皮黄戏作为主要的消遣娱乐方式。皇室的审美取向必然影响到上流社会及普通民众。在皇室的带动下，皇亲国戚、八旗子弟、富豪缙绅及至贩夫走卒，对皮黄戏的戏园趋之若鹜。从政治的角度说，这样的举动表现了统治者不专心于国政，沉湎于声色之中，在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之时，仍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但是从皮黄戏发展的角度来说，却是极好的事情，统治者对皮黄戏的迷恋，客观上给予它物质与精神上的有力支持。咸丰皇帝曾在程长庚演戏毕，召见程长庚，封赏六品顶戴花翎，委任他为京都梨园公会、精忠庙首。慈禧50寿诞时，三庆等班社，一月之内传至宫内演出数次，每次获赏都在四百两银子左右。庚子年（1900）之后，招聘京城的著名演员进宫当差演戏，约招了140人，每月除了固定的薪水之外，演戏时还有比薪水多得多的赏赐。王公大臣、富室巨商或到戏园看戏，或召班到家演堂会，戏钱与赏钱亦不会是小数。皮黄戏演员收入比起其他行业，不知要胜出多少。如此一来，许多人便投身到皮黄戏班中学戏演戏，于是该行业的竞争加剧了，已经有着一定技艺的人不敢掉以轻心，仍刻苦练功；尚未有名气的人，则更加发奋努力，争取演红。皮黄戏水平便在这激烈竞争中得以不断地提高。宫廷的演出还为皮黄戏舞台美术作出了许多尝试并树立了榜样。由于宫廷有着优越的物质条件，因而，他们在舞台灯光、行头砌末等方面，以最好的效果、最美的装扮为设计目标，而不吝钱财，于是，舞台不再是单层平面的，而是多层立体的；戏衣不再是寥寥几套，而是根据人物的年龄、身份、地位与所在的民族、时代来配置。京剧的戏箱有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盔头箱之分，与宫廷的戏剧演出有很大的关系。

京城中的文人学士对于京剧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具体地说，一是帮助演员提高其文化修养，二是对表演、歌唱进行指导，三是编写剧本与对戏曲进行理论研究。

京剧的发展与票友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京城票友的数量之大是惊人的，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各种职业、各个阶层都有票友，他们长期观戏，并研究剧本和演员的一招一式与每一个唱腔，到了一定的程度，便技痒难熬，只要有机会，就玩上一票；有的甚至辞去原来职业，干脆“下海”，厕身于演员的队伍之中。如清宗室世袭将军傅侗，凡谭鑫培的戏无所不会，生、旦、小旦、花旦皆工，许多名伶都钦佩不已。普通的平民对京剧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他们是数量最大的观众，如果戏园子或草台前没有了他们，京剧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最有影响的剧种。

然而，这些都不是根本的原因，至少不是它形成的根本原因。那么是什么呢？应该是彼时的北京为其扎根、形成所提供的只有京师才有的条件。(www.xing528.com)

条件之一：众多的皖籍京官与财力雄厚的徽商成了刚进京时的徽班最忠实的观众。清代的安徽，读书风气浓厚，通过科举而走上仕途者数不胜数。在整个清代112次的科举考试中，取得一甲第一名即状元的人就有24位，其中包括籍贯在安徽而从外省考出去的。因此，京官中有许多安徽人，仅歙县一县前后就有数百位之多。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记载，歙县本籍与寄籍之“官京朝、取科第”者，共有进士296人，其中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曾任内阁大学士者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察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19］除了官员，京城中的徽商人数也很多。早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旅京的徽商歙县人杨忠、鲍恩等，就在正阳门附近建造徽商会馆。若不是在京城的徽商人数众多，焉用会馆作为聚会的场所？到了清代，京城的盐商、书商、茶商、木材商多是徽人。不论是官员还是商人，他们的乡土、宗族观念都很强，“凡有关乡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划，务获万全。”^［20］加之，首先进京的“三庆班”本来就是由扬州的徽商江春组织的，扬州的徽商与北京的徽商自然有交往，北京的徽商出于地主之谊，给予照顾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徽班进京之后，徽籍的官员与商人们不但自己购票捧场与请亲朋好友去观赏，还给徽班在北京的演出提供了种种方便。

条件之二：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为京剧的形成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与较为厚实的经济基础以及可以借鉴的众多的姐妹艺术。一般认为，从徽班进京、徽汉合流到京剧的形成，这一时间为1790年至1860年，而在这七十年间，社会动荡剧烈。乾隆王朝结束之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清朝走向衰败。嘉庆元年（1796）至九年（1804），湖北、四川、陕西三省，发生了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的州县达204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其间人口锐减了5千万以上。嘉庆十八年（1813），又发生了天理教起义，虽然从起义到失败，只有短短的四五个月，但涉及河北、山东、河南数省几十个县。与此同时，海上强国英国、荷兰与葡萄牙等纷纷开始强制性地与中国进行贸易，相对廉价的洋货向中国大量倾销，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的经济结构，导致农村经济衰败，农民纷纷破产。之后，英国侵略者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向华输入鸦片。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使民众的身心素质普遍下降，吏治败坏，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清廷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不得不于1838年派林则徐赴广州禁烟，英国政府因此于1840年6月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清军几乎是每打必败。清廷恐惧英军会进逼北京，于是求和。1842年8月29日，清朝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岛，又将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作为通商口岸，向其开放，还赔偿款银（西班牙银圆）2100万元。1844年，美国与法国也与清廷分别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国主权遭受破坏。但是，英法侵略者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次战争使中国损失了更多的主权和领土，使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这些还是局部的，动荡面最广，对社会创伤程度最重的莫过于发生在1851年至1864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争。该次战争席卷长江流域的数个省份，造成直接死亡的人口约有六千万之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元气大伤。除此之外，期间还有两广等地的天地会、淮北的捻军、上海的小刀会、甘肃的回民与清廷的斗争。可以这样说，从1790年到1860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就没有什么安宁的日子，许多地方战火连年，人们的性命朝不保夕，哪里还会有余钱和闲适的心情去欣赏戏剧艺术？

而北京作为一座帝后所在的都市则是相对安全的，于是，许多有钱的人便纷纷迁居进来，北京的人口因此而剧增，相应地，为数量庞大的市民服务的工商业也就十分地兴旺发达。当时最为繁华的商业街为正阳门，文人们对它多有记载。如《朝市丛载》中有诗云：“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画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21］又如《都门纪略》云：“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22］余蛟在《梦广杂著》中亦说：“正阳门外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列肆开廛。凡金绮珠玉以及食货，如山积。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恒日暮不休，京师之最繁华处也。”^［23］同治年间的英国人D．F．Rennie．M．D对正阳街商业区也做了描述：“今天下午，我首次参观了中国城。我走的是一条主街道，这条街从鞑靼城南面城墙正中的城门开始，直通正南。街道很宽，中间有一条隆起的大道，两侧的人行道正对着店铺，大道与人行道之间，同鞑靼城的主街道一样，也是售货摊亭林立。东侧的货摊似乎全部售卖家禽、蔬菜和鱼类，看样子货源十分充足；我注意到各种各样的蔬菜中有胡萝卜、芜菁、卷心菜、土豆、洋葱、芦笋、蚕豆、香椿和一种洋芋，其中大部分是经过冬天特殊储存的。鱼类主要有鲑鱼、青鱼、鳝鱼、鳕鱼和鸟蛤。街上，店铺都是单层，其中大部分店铺的门脸都有雕刻或镏金装饰，如果勤于修整，店铺肯定既美观又有特色。出鞑靼城南门约一英里，便到了这条街的尽头。”^［24］

安全、繁华与人口众多的北京给徽班提供了稳定、庞大的演出市场，同时，也给徽班营造了求新求变的氛围，因为这样好的市场必然也会吸引着许多地方戏来此卖艺，如早于徽班进京的昆剧、弋腔、秦腔、梆子等，和晚于徽班进京的柳琴、汉调等，众剧种集中于一市，势必形成相互竞胜的态势，这便为徽班不满足于现状、积极吸收姐妹剧种中的艺术营养、集南北戏曲之大成、最终嬗变成一个能够吻合四方之人审美趣味的新剧种提供了条件。而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也只有首都北京才能够提供。

条件之三：八旗子弟为京剧的形成在物质与艺术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八旗子弟”指的是满清入关时跟着爱新觉罗氏征服中原的正黄、正红、正白、正蓝、镶黄、镶红、镶白、镶蓝八旗军人的子弟。他们在清朝后期，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只是凭借着祖宗福荫，领着“月钱”，整日提笼架鸟、喝茶聊天、玩票捧角。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评价他们，毫无疑问，属于“垮掉了的一代”，但是从艺术尤其是京剧艺术的角度来衡量，他们却又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首先，许多人以日日观戏的方式给予戏班物质上的支持。嘉庆之前，清廷为了让他们的“接班人”思想纯正、身心健康，严禁八旗子弟进入戏园。而到嘉庆之后，由于纲纪松弛，查禁不力，多为旗人居住的九门之内，戏馆日渐增多，于是八旗子弟多“徵逐歌场”，混迹于优伶之中。道光年间，清廷虽然重申禁令，并清除八旗住地的戏馆，但是，收效甚微。醇亲王绵恺，竟将苏州优人全顺、全禄“藏匿府中”，贝勒奕绮将艺人西二引入“府内演戏，令其服役”。亲王、贝勒如此，宗室子弟便更加贪于戏乐。在京的八旗子弟有多少人呢，据不完全的统计，将其家属亲眷算在内，不会少于20万。这么多人热心看戏，其票房还能小吗？然而，八旗子弟成为拥踅，其意义还不仅仅在于让戏班有着较多的票房，因为他们是那个社会的贵族，其审美态度具有引领潮流的作用，会使更多的人成为京剧的观众。其次，他们成为票友之后，促进了京剧艺术水平的提高。关于“票友”称谓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清雍正年间，清兵与西北的叛军作战，为鼓舞士气，八旗子弟自编自演子弟书，到军中作宣传。清廷给他们发龙票作赴军中演出的凭证，他们不取任何报酬，于是称他们为“票友”。二是在道光年间，清廷在整肃八旗子弟不能入戏园看戏的禁令的同时，为了活跃士兵的业余生活，允许士兵自编自演太平鼓词之类的说唱，士兵们凭票可以去这样的场所自我娱乐。于是也将这些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人称之为“票友”。后来将所有的不取酬金而进行戏曲演出的业余演员都称之为票友。两种说法，都与八旗子弟有关。其实，早在嘉庆年间，八旗子弟中的许多人就不满足于在台下观赏了，而是偷偷且执著地学唱学演。嘉庆十年（1805）发生了查禁旗人“演唱戏文”一案。有御史查奏：有六位旗人，当戏园演剧之日，受戏班邀请“同登台妆演”。仁宗斥其为“不务正业，偷闲游荡”，竟不顾体面，“掺入戏班，登台演剧”，其行为是“甘为下贱”。然而，越查越多，最后只好开禁。票友们由于本身有着很高的文化与艺术修养，他们在观赏或自己演出的时候，能对剧本、表演、音乐等进行研究，提出一些有助于艺术水平提高的良好建议，待到他们的艺术实践的经验丰富了之后，京剧演员会反过来拜他们为师。可以这样说，京剧的形成乃至兴盛，与成为票友的八旗子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八旗子弟何以会在众多的剧种中，独独钟情于以徽腔为基础的京剧呢？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徽腔的剧目中有很多历史剧，如秦汉戏、三国戏、隋唐戏、水浒戏，等等。这些历史剧的内容大都与政治有关，表现了剧作者对某一个朝代兴衰存亡原因之探讨和观点鲜明的评价，而这对于其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出身于世代为官作宦之家的八旗子弟来说，是非常感兴趣的。二是徽腔戏多以老生为主，而老生的唱腔所表现出来的凄楚、苍凉的风格反映了没落时代的特点。京剧形成时期，正是大清帝国内外交困、日渐衰败的时期，这样的局面势必使八旗子弟产生穷途末路的悲凉情绪，而老生的唱腔正好吻合了这一情绪。老生的歌唱，便有着替他们抒发郁结在心中的酸楚、苦闷的情绪的功能。当然，京剧不惟八旗子弟喜欢，四面八方的文人雅士、贩夫走卒也都喜欢，人们之所以迷醉它，主要是因为它的音乐好听。以西皮、二黄为主的声腔音乐将南方音乐的委婉柔和与北方音乐的高亢激越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将传统音乐中的雅致成分与当代音乐中的通俗特色巧妙地熔铸成一体。